淮阴高庄战国墓铜器刻纹和《山海图》

1978年3月,淮阴高庄一座战国墓出土了20余件刻纹铜器,其数量之多,几乎相当于过去所出土的东周刻纹铜器的总和.刻纹内容除习见的几何纹、燕饮图、动植物纹外,首见以神话传说中的神人怪兽为其主要摹写对象.这些刻画的神怪异人,可在《山海经》中找到对应的记述.笔者认为:高庄战国墓刻纹铜器上的有关山、神人、怪兽的刻纹,可能与战国时代流行的《山海图》有关.本文研究材料:援引自高庄墓下列刻纹铜器:铜薰炉益(1:18)、3件Ⅲ式盘残片(1:3、1:0146、1:0147)、2件铜匜残片(1:0137、1:0138)、4件铜算形器残片(1:114-1、2、3、4)     

淮阴高庄战国墓铜器图像考释

淮阴高庄战国墓铜器图像考释王崇顺,王厚宇我国东周时期的刻纹铜器,是古代青铜艺术的重要创造之一。其细如毫发、生动流畅的刻纹画面,是研究古代史和艺术史的重要资料之一。在已知的刻纹铜器中,以１９７８年发掘的江苏省淮阴市高庄战国墓出士的最多最好（本文中附图除...     

关于图像纹铜器的几点认识

一图像纹铜器在制作工艺上分错纹铜器和刻纹铜器两类,其纹样内容主要是表现春秋战国时代贵族阶层的生活场景,如宴享、射猎、玫战、采桑等。图像纹虽然在形象塑造上颇显稚拙,但它毕竟以前所未有的现实主义手法,第一次将人类社会生活搬上了青铜艺术的殿堂,通过那些身不盈寸却神态各异的人物形象,将东周社会生活画面永远镌刻     

书讯

<正>《汉代刻纹铜器考古研究》吴小平等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7月本书在全面收集资料的基础上,根据器类、纹饰方面的差异,将汉代刻纹铜器分为甲、乙、丙三类,然后讨论各类铜器在器形、装饰题材及布局、时空分布方面的特征,试图建立起各个区域刻纹铜器的发展脉络,并最终完成对汉代刻纹铜器总体的发展变化谱系考察。     

中国古代的刻纹铜器

刻纹铜器又名针刻铜器、錾刻铜器。这种铜器的艺术特点是:其纹饰图案不是用笔绘出来的,也不是铸造的,而是用坚硬锐利的工具刻出来的。线条强韧有力,比头发丝还要纤细,所以构图精美繁缛,在很小的面上刻出极其丰富的内容,哪怕只有方寸之地,也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刻纹铜器是中国青铜艺术的一种创造,是青铜艺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是特定的历史时期出现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根据考古资料,刻纹铜器是春秋晚期才出现,战国两汉较多流行,是青铜刻纹艺术的黄金时代。其后衰落,至三国晋代以后绝迹,前后大概流行了七八百年。刻纹铜器的发展历史,…     

春秋刻纹铜器初论

东周时期的刻纹铜器,是古代青铜器艺术中一项新的创造。它所刻意描绘的贵族生活内容以及栩栩如生的人物群象,第一次展现了以社会和人作为艺术主题的画面,这无疑是研究先秦历史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 刻纹铜器至迟在春秋晚期已经出现,近年来,曾先后在河北、江苏、山西几座春秋晚期墓葬中出土7件,为研究我国金属刻纹工艺提供了新材料。本文试对春秋刻纹铜器的特点、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原产地等问题作一初步探讨,以期得到同志们的指教。 一 迄今,据不完全统计,时代可以考定属春秋时期的刻纹铜器共有十件,器形有匜、盘、椭(?)(舟)、缶四类。皆属盛水器具。兹分别介绍如下:     

汉代中原系刻纹铜器研究

汉代中原系刻纹铜器纹饰均以云气纹为主,或辅以三角锯齿纹,器表鎏金。其始现于西汉中期,在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达到顶峰,之后衰亡。其使用对象为王侯一级。纹饰的高度一致,反映了其制作地的唯一性。据铭文可知,蜀郡西工制作此类器物,因此,推断此类刻纹铜器是蜀郡西工的产品,而其源头可以追溯到滇系刻纹铜器。     

记嘉兴博物馆藏两件崧泽文化刻纹陶器

嘉兴博物馆馆藏两件崧泽文化晚期刻纹陶器的考古学文化属性明确,刻纹不仅丰富了这一阶段的图像资料,而且为良渚文化玉器的龙首纹和神人兽面像研究提供了很大的启示,是十分重要的图像资料标本。     

生动流畅 诡秘神奇——淮阴高庄战国墓刻纹铜箅形器鉴赏

春秋战国之际的刻纹铜器,一直是国家重要文物,在研究中国美术史和青铜工艺史中具重要意义。1978年3月,江苏省淮阴高庄战国墓出土了刻纹铜箅形器4件。这些刻纹铜箅形器,以形制奇特,纹饰精美,生动流畅,神怪纷陈而著称,是研究古代神话和宗教习俗的重要资料之一。     

周代的牺牲、牺尊--兼论山西省博物馆藏"铜牺立人擎盘"

周代铜器中有种似牛非牛、似犀非犀的怪兽,这种怪兽现今一般被称为“牺牲”,典型的例子如山西省博物馆馆藏的“铜牺立人擎盘”(图一)。     

良渚文化“神人兽面”图像的内涵及演变

正一良渚文化反山墓地M12∶98玉琮上精雕细刻的羽冠方面人和环眼獠牙兽合体的图像通常被称作"神人兽面"图像。良渚遗址群范围内的最高等级玉器上常见这样的完整图像,被称作良渚文化的"神徽"~([1])。"神人"和"兽面"还以同样复杂或简化、变体的形式,合体或单独出现在各式玉器上,是良渚文化玉器纹饰的主题。对于"神人",有"太阳神"~([2])和"神祖"~([3])等说,对于"神兽"是何种动物,有"龙凤复合"~([4])"猪龙"及"饕餮"~([5])等说。对于二者的关系,多认为神人是做法的巫师,也是良渚社会的统治者,     

阜阳出土西王母禽兽镜考释——兼论两汉西王母禽兽镜兴衰演变等问题(上)

<正>1970年6月,安徽阜阳县王店公社邢集大队赵王庄村民平整土地时发现一座东汉砖室墓,阜阳博物馆工作人员随即对该墓进行发掘,从墓室内清理出陶器、铜器、铁器等一批随葬器物,其中一枚精美的画纹带缘神人禽兽博局纹镜甚是罕见。1972年1月,阜阳县城郊公社罗庄大队郭韩庄村民在挖掘村东南侧的大古堆时,从一东汉砖室墓中清理出一枚几何纹缘神人禽兽博局镜及陶器、五铢钱、残铜器等器物,后被阜阳博物馆     

汉代操蛇神人图像研究

操蛇神人图像主要流行于先秦时期,取像于鸟蛇相斗,旨在传达神人与蛇之间沟通的意趣,在汉代的图像中仍能发现不少操蛇神人形象的遗存。与先秦同类图像相比,汉代操蛇神人图像的传统意义更为弱化,功能也朝着更富世俗气息的行傩驱疫、祈求升仙长寿、繁衍子嗣等方面转变。随着先民自我意识的提高,操蛇神人图像的表现方式日益多元化,内涵也随之更为隐晦和世俗化。但就操蛇神人图像的本质而言,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仍然是强调对某种强大外力的掌控和利用。     

先秦家具的陈设与使用——汉字及刻纹中所见

由于时代久远,先秦家具的陈设及使用情况,从文字记载中能获知的甚少.不过,源远流长,结构丰富的汉字和生动形象的铜器刻纹可以为我们增添许多感性的认识.……     

马王堆锥画漆奁盒上的狩猎纹图像解读

本文通过对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一件锥画漆奁盒上的所谓“狩猎纹”图像的具体分析,并以之与有关汉墓出土漆画和壁画图像进行比较研究后认为：这件漆奁盒上锥画纹饰的主题并不是要表现“狩猎”,而主要是表现神人羽化升仙,因此,这幅图应改称为“神人羽化升仙图”。     

一件刻纹玉饰的辨识

1987年在安徽省含山县凌家滩墓地第四号墓中曾出土一件刻纹玉饰,现收藏于故宫博物院。以往关于这件刻纹玉饰的放置方式及刻纹内容,很少提及。本文率先探讨了这件刻纹玉饰的用途,认定其为梳背饰;在明确了其摆放方式的基础之上经仔细审视,提出这件刻纹玉饰上所琢刻的应是一条单首双身的龙形图案。     

战国刻绘燕乐画象铜器残片

故宫博物院历代艺术馆陈列了数块战国时期刻绘燕乐画象铜器残片。这是几年前收购得来的。铜质极薄,因之腐蚀过甚、残缺不全,难于复原。现在仅能看出为一件圆形器的残存边缘,可能是一个铜鉴之类的用具。在铜器残片的内部,刻绘图案,有楼台、车马、人物、鸟兽、植物等形象;有驾车的御者;有立在楼上引弓而射的人物;有二人对尊酌酒的形象;还有怪兽和仙鹤,或集或止,上下飞翔,栩栩如生。其刻绘的技巧古拙,而形象生动。虽然是用极细的线条刻绘,但能巧妙地表现出各种生物不同的动作。这种刻画的风格与故宫藏的战国嵌铜燕乐狩猎纹壶上的花纹近似。因此,可以证明这些铜器残片是战国时期的作品。     

崧泽文化纹饰对良渚文化的影响北大核心CSSCISSCI

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在不同的社会形态基础上,各自发展出一套独特的纹饰系统。崧泽文化的纹饰以刻划在陶器上的编织纹为主,显示出一种自然朴实的"崧泽风格"。而良渚文化的刻纹玉器自始至终是以神人兽面纹为主题,力图表现某种抽象的思想和观念,表达的是非日常普通事物,兹名之为"良渚模式"。看似两个完全不同的纹饰系统,在经过分析和比对之后,显示有些纹饰或组成元素前后相承,在陶器、玉器上交替使用,甚至演变成为一种符号,其象征的内涵意义也随之转变,对于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崧泽文化纹饰对良渚文化的影响

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在不同的社会形态基础上,各自发展出一套独特的纹饰系统。崧泽文化的纹饰以刻划在陶器上的编织纹为主,显示出一种自然朴实的"崧泽风格"。而良渚文化的刻纹玉器自始至终是以神人兽面纹为主题,力图表现某种抽象的思想和观念,表达的是非日常普通事物,兹名之为"良渚模式"。看似两个完全不同的纹饰系统,在经过分析和比对之后,显示有些纹饰或组成元素前后相承,在陶器、玉器上交替使用,甚至演变成为一种符号,其象征的内涵意义也随之转变,对于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中国史前“旋目”神面图像认读

中国史前艺术品中有一些刻绘图像特别引人注意,有的图形不易认读,有的涵义一时很难解说。在龙山文化玉器上见到一种十分特殊的“旋目”图像,就是让人难得其解的这一类刻绘。所谓“旋目”,是指史前玉器上见到的一种附带旋线的眼目图像,它同样还出现在彩陶和后来的铜器装饰纹样中。本文要在这里认读并论证其源流的“旋目”图像,并非是新出土的资料,实际是旧题新作,是对中国玉器、彩陶及铜器纹饰旧资料的一点新认识。这个新认识的形成纯属偶然。1998年清明时节,我有幸前往陕西参加公祭黄帝陵的盛大典礼,同时参与黄帝陵基金会在西安举行的一个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与会者除有不少大陆考古学家,还有一些来自台湾的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