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考古发现看隋唐时期漕仓的变化

随着考古发现的增多,隋唐时期与漕运相关的粮食仓储情况更多地为人所知,但目前研究多集中在对地下仓窖形制的剖析,对漕仓的整体布局和不同类型漕仓的储粮方式关注较少。从隋唐时期漕运相关粮仓的考古遗存出发,结合史料,可见大型漕仓多以仓城的形式存在,小型漕仓则为简易临时性仓场。同时漕仓的选址、平面布局、储粮量和储粮方式在唐前后期有所变化。     

从地方志资料看明清时期通州的漕运

明清时期的通州为北京左辅,是重要的政治与军事枢纽,作为京杭大运河沿岸的漕运重镇,明清两朝中央政府不但在通州设重兵守护粮仓,而且置仓场侍郎、坐粮厅、通惠河郎中、厅汛等官员疏浚通州河道、修筑闸坝、收支税粮,将通州视为畿辅之门户。同时通州政治地位的变迁也与自然地理环境、漕运政策、国家方略密不可分,正是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通州在明清五百余年中一直享有“一京、二卫、三通州”的盛名。     

第一位出使俄国拜见俄皇的中国外交官托时

托时,满洲佟佳氏族人,起自笔帖式,授理藩院主事,擢至仓场侍郎。雍正年间,以理藩院侍郎奉使俄国。他灵活应变,实心任事,抵达俄京,拜见俄皇,完成使命。回国后历任刑部、工部、户部侍郎,迁漕运总督,为清前期名臣,也为历史上第一位拜见俄皇的我国外交官员。     

明代淮安的常盈仓

淮安自古便是南北交通要道。明清时期,淮安是黄、淮、运的交汇处,为漕运和商旅必经的咽喉要道。淮安作为漕粮转运的一个重要枢纽,明清时期这里设有包括漕运总督在内众多的漕运管理机构和官员,其中就包括淮安运河水次仓——常盈仓。淮安运河水次仓的设置与沿革明代淮安是漕运重地,江南几乎所有的漕粮都要从淮安起运,中央政府为加强对漕粮的存储和管理,     

明清北京通州城漕运码头与运河漕运之关系

位于大运河北端的通州城土坝和石坝是明清时期朝廷专用漕运码头,在漕运史上曾经发挥巨大历史作用。本文首先探讨了京东运河水系变迁与通州城漕运码头的形成,详细介绍了曹运码头的功能设施、转运职能以及转运规模等,重点对漕运码头与运河漕运和京通二仓之间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和研究。通州漕运码头是体现通州城市形象的重要物质载体,也是北京地区重要的运河文化遗产,值得深入研究并加强保护。     

从含嘉仓的发掘谈隋唐时期的漕运和粮仓

《文物》1972年第三期上发表的《洛阳隋唐含嘉仓的发掘》报告,对含嘉仓的规制、粮窖的布局以及储粮的情况,都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为我们研究隋唐经济史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含嘉仓既是唐代东都洛阳的粮仓,也是当时漕运沿线的大型官仓之一。这次在含嘉仓城遗址内探出的粮窖有259个,在已发掘的6个粮窖内还出土记载着储粮数字和储粮     

明代漕运总督述论

明朝自永乐年间迁都北京后,军国之需仰给于东南地区,漕河遂为明王朝国家经济之命脉,漕运成为国家大计。景泰初年,明廷特设漕运总督统筹漕务,自此沿至明末,并为清朝所继承。明代漕运总督职责重大,拥有治漕、治吏、治民及治军的广泛权力:催督税粮,疏浚运河;修举漕政,革除漕弊;巡抚地方,赈济灾民;考察官员,整肃吏治;提督军务,维护社会稳定等。漕运总督群体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特点,近半数漕运总督由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籍官员担任。同时,漕运总督的每届任期不长,"非久任"迁转不常"现象突出。明代漕运总督对于确保漕粮按时、足量地运送到京师,发挥了重要作用。漕运总督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史、漕运史上的一次重大变化,对明清两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西北汉简所见汉代边塞漕运

漕运是汉代西北边塞地区重要的物资转输方式之一,一些自然河流及人工修建的渠道为此地的漕运提供了基础条件。参与边塞地区漕运的人员有“将漕”的吏及漕卒,其中负责漕运的官吏多为民政系统与军事系统中的官员如县尉、官佐及候长等;漕卒则多来自从各屯戍机构抽调的省卒。汉代边塞地区的漕运受其军事特性的影响,更多地体现为军事需要下的灵活调配,具体由相应的候官机构和县廷机构负责。这种由中央统一调配、相关机构负责执行的转输模式可以最大程度地节约人力物力资源,为这一地区的物资转输提供了基础保障。     

江苏镇江双井路宋元粮仓遗址考古发掘简报

2009～2010年,南京博物院、镇江博物馆对镇江市区双井路遗址进行考古勘探、发掘,发现并揭示出宋代漕河、清代关河河道,元末明初拖板桥,清代京口驿,宋、元粮仓仓基,宋代官署建筑基址等遗迹、遗址,出土宋代带官、昌字的建筑砖瓦及唐至清代遗物,为研究我国大运河漕运、宋元仓储建筑、镇江地域文化等提供了重要资料。     

明后期治河官员的设置及职权——以黄河下游河道治理为中心

历史时期黄河以善淤、善决、善徙著称,是有名的＂害河＂。明后期,淮河以一河受黄河全河之水,又因徐州以南的漕运借黄河河道,因而黄河下游河道的安稳与否时刻关系到漕运的安危,关系到明统治者的经济命脉,故此,统治者于中央设置了专门治理黄河的官员,于地方也相应设置了治河官员,希望以此来保障漕运的畅通。     

明清漕粮运输方式推行中的区域差异——以州县水次仓为视角

本文从漕运的实际运作层面进行考察,发现明清有漕州县水次仓的设置及漕运运法的实施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兑运法和长运法主要针对江南地区而提出,也只有在江南得到了贯彻,基本实现了运军至州县水次交兑的运粮方式。相比之下,江西、湖广在各州县设有征收水次仓,又于省城等水次设仓集中兑军,大多是在县征收后由民运至指定水次交兑;山东漕粮于运河沿线几处水次设仓,运军至水次集中交兑;河南兑军水次地点虽然有变化,但其全部漕粮始终集中于一处设仓兑军。虽然中央政府在宣德、成化间实行的运法改革,意在减少民运在漕粮运解中的比重,但在江南之外的很多地区,仍然存在相当比例的民运,这表明明清漕运制度的推行具有很鲜明的区域差异性和复杂性。     

隋唐大运河洛阳段相关问题试析

洛水河床在隋唐洛阳城筑建前后基本没有大的变化,并非是筑城时将其改道,使其贯都。隋唐大运河洛阳段最初主要是利用自然河流洛水,漕渠开通后,其漕运功能代替了洛水,成为运河的一部分。储藏通过运河运来的租粮的含嘉仓,其筑建年代在高宗、武则天时期。     

陕西洛河汉代漕运的发现与考察

1992年春,我在洛河考察战国秦简公“堑洛”遗迹时,发现了汉代漕运遗迹.遗迹主要有漕仓遗址的位置、人工开挖的漕河.漕河上游完全利用洛河的自然河道,而下游为人工开挖的河道.现简报如后.     

"承上制下"与"从左转右":北宋物资转输区域的互动——以东南地区为中心

北宋时期,朝廷在淮南地区运河沿岸州军设置转般仓,这些州军具有了转般粮食物资进京的功能;又先后置发运司于真州和泗州,使其开始具有总管东南漕运事务的职能;盐利也集中于此,同时亦掌控着地方物资的上供经费.其他物资转输区域则经常出现改变转运方式的情形,中转区域改变了起始区域输出物资的运输方式,减轻了部分运输成本.起始区域在加重中转区域负担的同时,亦对中转区域的经济繁荣有促进作用.     

陶澍不怕得罪利益集团

自隋炀帝杨广605年下令开凿大运河,到清道光五年(1825)中止漕运,1200多年间,大运河一直是一条造福后人泽被万世的黄金水道.它的主要功能是政府组织转运粮食,以满足国家正常的行政开支和皇室消费,这就是通常意义上的漕运.漕运不仅巩固了各朝各代的政治基础,也成就了一个既得利益集团,用今天的话说,那是“央企”,由直接管理漕运的官僚、征收漕粮的各省官员以及“旗丁”、水手组成,有几十万人之多.因为它运行日久,所以成为一个大的盘根错节的贪污网,导致一石漕粮运抵北京,成本是南方米价的数倍.     

两宋江南运河入江口澳闸系统研究

两宋时期江南运河入江口兴建、复修的澳闸系统,在宋代水运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是研究古代复式船闸的典型案例。历史资料及考古发现揭示,北宋与南宋对澳闸系统的建设各有侧重:北宋曾孝蕴的设计具有开创性,京口港五闸的布置、两澳的分工以及甘露辅港的设立成为我国水运史上一大杰作;南宋史弥坚根据南宋漕运格局的变化以及京口转运中心的需要,复建了京口港五闸及甘露港二闸,又着力修扩归水澳、沟通护仓河,通盘解决了通航与转运的双重任务。     

《清代漕粮征派与地方社会秩序》评介

正明清时期中国古代漕运发展成熟,漕运显现出更为重大的政治意义、经济意义和更丰富的社会意义。清代漕运具体运作中呈现出的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及地方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复杂关系是漕运研究的重要对象。最新的力作当属吴琦教授的《清代漕粮征派与地方社会秩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全书分上下两编,共十一章,附录两篇文章。上编第一章至第六章,"针对国家漕运事务中的征、运、储等重要环节的运行,探讨其对于地方社会的意义"(第23     

城市公园改造与提升探讨 ——以寿光仓圣公园为例

本文以山东寿光仓圣公园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仓圣公园进行现场勘查和资料调研,对其环境特征、历史文化、基础现状进行详细的分析,结合当地特色文化,对场地规模、居民类别等资料分析后结合实际情况提出改造建议,并做出针对本城市公园的优化改造设计,促进城市和城市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江一麟巡抚南赣与奏设长宁县考

明代漕运总督江一麟在万历初年的任职情况方志记载不一，实由修志者未对其生平仕宦进行核查、未考地名简称及政区沿革等所致。经考可知，江一麟万历二年由浙江左布政使升南赣巡抚，任职期间平定叶楷叛乱，并于万历四年向明廷奏设江西长宁县。万历五年升任漕运总督，万历八年卒于此任。其一生并未任职贵州巡抚，奏设的长宁县亦非四川长宁县。     

明清北京通州古城研究

通州是明清时期运河北端漕运枢纽城市。随着漕运的发展,通州城池自明初以来也日益扩展和完善。本文利用文献档案、古地图、实地考察和访谈等多种研究方法研究了通州城垣、护城河以及城内街巷分布和功能区布局,并重点论述了通州城的主要职能。明清通州城的发展演变与漕运有着密切的关系,古城城垣扩展受到仓储职能的较大影响,城池巧妙地利用运河水系集城防与漕运于一体,城市职能随着漕运发展而日渐扩充和完善。明清通州古城集中反映了北京地区的运河文化,是重要的运河文化遗产地,应加以深入研究并实施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