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日公使黎庶昌与中日琉球交涉

黎庶昌曾两度担任驻日公使,其外交任务主要是围绕琉球问题和朝鲜问题而展开的,而琉球问题贯穿始终.其所提的琉球策略又随着当时国内外形势的不断变化而有所不同,从早期的以“存球”为目的,到最后提出了“放弃琉球论”以求达到中日同盟的构想.通过对黎庶昌关于琉球问题交涉的考察,也驳斥了一些学者所认为的清政府在19世纪80年代初既已默认自动放弃琉球的论断.     

清政府弱化琉球宗主权的历史考察

自明朝以后,中国对琉球一直拥有宗主权。1874年中日《北京专条》是清政府弱化对琉球宗主权的开始。在琉球问题交涉中,李鸿章的“延宕之法”进一步弱化了宗主权。随着宗主权不断弱化,清政府内部“防日”思想上升。     

何如璋与早期中日琉球交涉

光绪元年(1875)日本挑起阻贡事件后,清政府的对琉政策由被动而主动,一个重大的促动力是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的积极建议。本文深入考察了何如璋的琉球建议,及其促使清政府对琉政策发生转变的前因后果。进而深入考查了何如璋在东京与日本政府的具体交涉,认为所谓的"暴言事件"(即照会事件)的出台,与寺岛宗则、森有礼为代表的日本方面的操作有一定的关系。户玑回国后,何如璋对琉球问题的关注并未就此打住,而是继续为重议球案作了不少努力。本文对现存何如璋琉球论著的写作时间,也作了相应的考证。     

日本修改条约交涉与何如璋的条约认识

19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以“实现关税自主”与“收回治外法权”为目标的日本修改条约交涉的经验,经由当时驻日的晚清第一任出使日本大臣何如璋介绍到中国及当时中国的藩属国朝鲜,成为剖析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以及朝鲜开港并与西方各国订立条约的重要参照系。虽然何如璋最终没能促成清政府像日本一样着手进行改约交涉,但是,他将中国的不平等条约问题明确定位在协定关税和治外法权两大关键性条款,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同时,何如璋以日本改约交涉为模式的订约策略,对于当时朝鲜与日本的关税交涉以及《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的订立,均产生了重大影响。     

清政府对近代国际关系准则的适应初探——以清政府参与俄、朝遣返越境朝鲜人交涉为例

19世纪下半叶,清政府介入了朝、俄关于朝鲜人越境及遣返的交涉,两次派人赴俄同南乌苏里当局交涉,但不久后清政府退出了交涉.清政府介入遣返朝鲜人事务的原因,有维护边境安全的考虑,担心俄国借朝鲜人来蚕食中国领土,同时和朝贡制度的“惯性”也有一定关系.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仍试图维持以它为中心的朝贡体系,这在作为“外藩之首”的朝鲜身上表现明显.清政府退出遣返朝鲜人交涉,反映了在条约体系的冲击下清政府正在逐渐适应西方国际交往原则和规范.     

论中日东三省五案交涉

东三省五案交涉,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日俄战争后,妄图吞并以辽宁为中心的东北地区蓄意挑起的外交争端,是其推行灭亡中国、称霸世界的大陆政策所采取的重大侵略步骤。所谓“东三省五案”包括:1、新法路案,2、大营路案,3、京奉路展修案,4、抚顺烟台煤矿案,5、安奉路沿线矿务案。五案交涉自1909年2月6日由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向中国外务部提出无理要求始,到1909年9月4日止,日本政府以外交讹诈、武力威胁等手段,迫使清政府妥协,签订了又一个不平等条约——《中日东三省交涉五案条款》。本文对五案交涉情况作简要论述,这对认识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是有教益的。     

宗藩之破：中日《天津条约》第一款朝鲜撤兵问题考述

中日《天津条约》第一款撤兵条款从提出到形成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甲申政变失败后,日本为将清军彻底撤出朝鲜,谋划和主导了中日撤兵交涉的全过程。日本先是采取了以退为进的撤兵策略,以双方共同从朝鲜撤兵为幌子,诱使清政府同意从朝鲜撤兵。而清政府正值中法战争,担心日法联手而两面受敌,同时希望借机让日本从朝鲜撤兵,以“转圜之计”的暂撤考量同意共同撤兵。天津撤兵谈判中,由于李鸿章受到伊藤博文避重就轻、软硬兼施等谈判策略的误导,以及倚恃作为宗主国的将来派兵权,在撤兵时间和范围上均做了妥协,且在没有限制日朝条约内日本在朝驻兵权的情况下,形成了尽快撤尽驻朝两国兵弁的撤兵条款。此条款基本按照伊藤要求形成,反映了日本侵略朝鲜的手段和东亚扩张思想,是李鸿章失策的妥协条款。     

中法交涉曾纪泽对红江通商与黑旗军处置议案的策略

在中法交涉中,有关黑旗军抗法和清政府对黑旗军的态度问题,史学界论著颇多。通常观点认为,清政府借法人之力消灭黑旗军,而刘永福实际上成了中法议和的牺牲品。关于参与中法交涉的重要人物曾纪泽对黑旗军的态度,以及曾纪泽提出并尽力实践的“红江通商”与黑旗军处置案的关系并未涉究。本文拟对上述问题做一些探讨。     

中日关于济案的交涉及其“解决”

济南惨案发生后 ,国民政府迫使日本将济案转入外交交涉 ,中日两国先后在南京、上海进行了近十次谈判 ,最终在秘密谈判中达成了“解决”的协议。中方以诸多的保证措施、甚至以承认北京政府时期日本在山东的权益和不平等条约为条件 ,换取了日本的撤兵 ,济案本质上并未“解决”。国民政府在济案交涉中的妥协 ,使其“革命外交”黯然失色 ,从一定意义上说 ,九一八以后的对日政策 ,实即肇端于济案交涉。     

中囝历史上属国众多

朝鲜,历史上曾经叫高丽,直到1897年,朝鲜的大王可以称帝,从这年开始,朝鲜不再是中国的属国。琉球,从14世纪开始,琉球一直就是中国的朝贡国,1652年归化清朝。19世纪中叶,日本强占琉球。琉球国王在1879年曾两次秘密派人到天津拜谒李鸿章,请求清政府问罪日本。     

试论黎庶昌对曾国藩洋务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黎庶昌，贵州遵义人；曾国藩，湖南湘乡人。遵义与湘乡，云天遥隔，相距甚远。黎庶昌生于1837年，曾国藩生于1811年。年龄悬殊达26岁，应该说他俩没有什么相识的缘份。然而，特定的时代环境以及彼此“习性相近”，志趣相投，却使得他们之间系上了一条一解不开的纽一带。1863年．春，黎庶昌因其先一年应诏。上书万余言切论时事，得清廷“加思以知县用，发交曾国藩军营差遣委用，以资造就。’借国藩则很赏识黎氏之才华，“接庶昌延入幕”优利待之。从而．黎庶昌得有机会与曾国藩朝夕相处十余年，受曾氏“以躬行为天下先，以讲求有用之学为涂友…     

黎庶昌与中日文字之交

一黎庶昌(1837～1898)是清代末叶也即日本明治时期中国和日本国正式建交互派公使后的早期驻日公使。他在先后两任驻日公使的6个年头中,在外交事务之外,以中国学者文人的特长,开展了大量的“文字之交”,     

试析清政府在帕米尔交涉中的对策

在中国近代史上,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而引起多起边界交涉,中英俄帕米尔交涉即其一例。本认为帕米尔交涉可分为四个阶段,并对每一阶段中清政府所采取的对策进行了分析,指出清政府在交涉中采取的“以夷制夷”策略僵硬、落后,对英俄的目的认识有误,致使交涉措施失当。尽管帕米尔问题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与扩张的结果,但清政府对帕米尔悬案的形成也难辞其咎。     

日本人的“钓鱼密码”害惨大清帝国

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农民起义。清政府派兵赴朝协助镇压,日本内阁也打着平乱的幌子趁机派兵入朝。内乱平息后,日本失去了出兵朝鲜的借口,却拒绝撤军。1894年6月22日,为了从朝鲜共同撤军,中日双方已经来回交涉了近20天。但日本政     

清末中朝日"间岛问题"交涉之原委

所谓“间岛”,位于图们江以北,自古属中国领土,然其地名为朝鲜人所造,我国无其名。1712年中朝勘立定界碑之后,围绕“间岛”归属间题,朝方不断挑起事端,成了清末中朝两国边界谈判的一个焦点。20世纪初日本接制朝鲜的军事和外交权之后,“间岛”问题被日帝所利用,成为其攫取满蒙许多权益的交易品。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与日交涉中步步退让,付出巨大的代价才换取了日帝对“间岛”是中国领土的最终承认。     

马相伯在朝鲜的顾问活动（1882年11月-1884年4月）

1882年11月,马相伯(时名马建常)奉命赴朝鲜,被朝鲜高宗政府破格委任为正二品议政府赞议兼统理交涉通商事务衙门协办,成为近代朝鲜授予官职最高的外国顾问。他提出早期近代化改革的一系列建议,并参与创建近代外交和通商制度与机构,协助办理对外交涉事务。由于清政府对朝政策的多重性、矛盾性及朝鲜政府的保守立场等内外因素的干扰,他不得不于1884年4月请假回国,其顾问使命遂半途而废。     

论朱元璋的琉球移民政策及其作用

朱元璋的琉球(今日本冲绳县)移民政策,对于明代中外关系的发展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迄今仍有深远的历史影响,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探讨的问题。随着明初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朱元璋十分重视对海外的发展,在对外关系上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他遣使外夷,诏谕四海,“使者所至,蛮夷酋长称臣入贡”。还立下遗训,将朝鲜、日本、琉球等一些国家列为不征夷国。存这种海外政策的实行下,许多国家与明朝建立了友好的外交关系。尤其是东南海上的琉球岛国,自洪武五年(1372年)朱元璋派遣杨载诏渝琉球始,至明朝灭亡,中国与琉球始终保持着贸易往来的友好关系。但是琉球毕竟是一个社会生产力发展比较落后的岛国,“地无货殖”“商贾     

徐承祖与中日长崎事件

1886年8月发生的“长崎事件”,是甲午战前中日两国之间的一次重要外交斗争。徐承祖作为清政府驻日本的最高代表,直接负责处理这一事件。他在处理伊始的献言,使交涉迅速走上了依托法律解决的正确轨道;“彼此抚恤、伤多恤重”方案的及时上呈,终使僵局得以化解,清政府尚能体面下台。“崎案”的结局助成了两国海军事业不同的发展方向,判定了甲午战争中日本中国一胜一败的前景。     

从朝鲜电信线问题看甲午战争前的中日关系

19世纪80年代中叶到甲午战争爆发前的10年,正是中日两国争夺朝鲜控制权的10年。发生在这一时期的中日争夺朝鲜电信权个案,则是中日在朝鲜展开的一场代理战争,也是19世纪80年代中日朝三国关系的一个缩影。从这个历史个案可以看到,为了赢得控制朝鲜的主动权,维护和扩大各自的在朝势力,中日双方在具体权益问题上采用的都是回避对方、直接与朝鲜进行交涉的外交策略。同时作为权宜之计,又都不失时机地充分利用对方的立场,对朝鲜施加压力以达到目的。对朝鲜,清政府采用了传统的宗属外交与近代条约外交相结合的灵活外交政策。对中国,日本采用了暂时放弃与中国争夺朝鲜电信线的架设权和管理权,将获取通信手段放在首位的实用主义外交。这种表面上没有直接对立,水面下却竞争激烈,有时又相互利用的关系,正是这一时期中日关系的特点。这种关系从甲申政变后开始,一直持续到甲午战争爆发为止。     

琉球事件中的中国社会关于宗藩体制的舆论--以《申报》为主要考察对象

在琉球事件当中宗藩体制正面临着崩溃 ,中国社会舆论如何看待这一事件 ?在不同阶段 ,舆论先是要求清政府与日本争琉 ,继而要求清政府舍琉 ,最后要求清政府为琉存祀 ,而所“争”、所“舍”、所“存”的都是中国对于琉球的宗主权 ,而不是像日本那样对琉球的领有权提出要求。中国社会外交观念落后于国际现实 ,外交自然只能处于被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