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私的慈禧

正1901年1月29日,晚清的实际掌权者慈禧太后,授命傀儡皇帝光绪发布《新政上谕》,指出:"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利字。"当时大清朝已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的惨败,反复割地赔款,国权日丧,国势日衰,统治危机迫在眉睫。不管是做表面文章也好,想痛改前非也罢,诏书中"误国家者在一私字",确实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时政的弊端所在,也体现了慈禧的见识。但是,慈禧绝对意识不     

试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角度来谈“实干兴邦”

习近平总书记畅谈中国梦时提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对新时期的思政教育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本文从"实干兴邦"的科学内涵、历史和现实意义以及以"实干兴邦"精神开展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三个方面来展开论述。     

“存亡歧路”抑或“话语权相争”——“丙子斥和”及“三学士”事件述评

"丙子之役"的爆发使朝鲜在义理与现实之间陷入了两难抉择,加速了主和派与斥和派的意见分化。与此同时,在这场"存亡歧路"的外交争辩中,"台阁"与"庙堂"的话语权矛盾也迅速突显。士林虽然是朝鲜公论政治的主体,但却无法摆脱"浮薄"的软肋。他们为国家高举了义理,却败倒在政争面前。虽然"三学士"的择选背后充斥着官员间互相倾轧乃至兵谏相逼的隐情,但是,朝廷以"浮议误国"取代"斥和误国"的论断,却在根本上肯定了义理,敷衍了清朝对于朝鲜反清言论的问责,以实际行动平息了朝野上下对于斥和论的非议。这就为协调战后各派间利益关系、加强国家政治稳定,提供了有利契机。     

贵阳马士英及其家族之兴衰

明末清初,贵阳马士英家族因马文卿、马明卿兄弟科第蝉联而光耀里闾,亦因南明东阁大学士马士英背负"专权误国"之名而蒙辱于后世。马士英堂兄马士升、其子马銮,在士英当国时拒入官场,保全了马氏家族的名节和裔脉。     

我父亲身边的共产党员

我的父亲杨虎城将军1931年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936年12月12日．他同张学良将军联合发动了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放弃其“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促成了国内和平与团结抗日局面的实现。我父亲能够跟随时代潮流不断前进．从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新民主主义者．成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中国维新第一导师”翁同龢晚的年生活

<正>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翁同龢在康有为、张骞等人劝告不宜久留京城的情况下,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离京归籍江苏常熟。缘由6月11日(农历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正式颁诏,宣布《明定国是诏》,实行变法,从而揭开了"百日维新"帷幕。该诏书是翁同龢亲手执笔拟就的。这时,翁同龢遭到了安徽布政使于荫霖、军机大臣刚毅等人的陷害,被弹劾"误国     

清谈毁掉西晋王朝

习近平总书记曾撰文指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是千百年来人们从历史经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治国理政的一个重要结论。 ＂空谈误国＂一词来自于＂清谈误国＂,这个成语说的是以王衍为代表的西晋名士崇尚虚无、空谈名理、无心国事、终致亡国的故事。将亡国之咎归诸清谈,既是当时士人痛定思痛的自责和反省,也是后人评说这段历史的共识,只是糟蹋了清谈这样一个词汇。     

明代闯宫救海瑞的广西兴业人何以尚

何以尚是广西兴业县历史上官阶最高的入仕者。他是明朝一位为官清正廉洁,敢于和腐败权臣作斗争,深受百姓爱戴的大臣。当一代名臣海瑞因上疏指责嘉靖皇帝昏聩误国,而遭入狱问斩时,他毅然冒死闯宫,求释海瑞。当告老还乡后,他还不忘回报乡梓,造福百姓,他的善举义行流芳至今……     

密特朗总统临终布局捍声誉

正法国前领导人密特朗总统是一个视声誉比生命还要重要的人,他在大限到来之前得知跟随自己多年的私人医生居布兰为了金钱正在充当背叛者的角色;他还得知居布兰正在撰写一部书名为《绝密》的"记实作品",该书将密特朗描绘成一个自私自利、误国误民的伪君子。     

绝代佳人杨玉环

有人恨她,贬斥她,说她“蛊君误国”,把她看作是“祸水”、“尤物”、“妖姬”;     

论袁崇焕与己巳之变

明崇祯二年(一六二九年)八月,清太宗皇太极亲率十万后金兵借道蒙古,突破龙井关、大安口,由蓟门长驱北京城下,骚扰京都及京畿诸城达七月之久,因其年为己巳年,故史称“己巳之变”。己巳之变是后金军的首次入塞,在明清关系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东林党人刘宗周说:“己巳之变,误国者袁崇焕一人。小人竟修门户之怨,异己者概坐崇焕党,日造蜚语,次第去之。自此小人进而君子退,中官用事而外廷浸疏。文法日繁,欺罔日甚,朝政日隳,     

国民党宣传部长吴国桢浮沉记

国民党宣传部长吴国桢浮沉记［北京］曹振中蒋介石倚他为＂智囊＂．陈伯达称他为＂误国精＂,蒋经国却视他为……俗话说＂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他是个足智多谋的湖北人,又是个满肚洋墨水的美国博士。北京俚语云＂宛平知县管皇上＂,他也是几任＂管皇上＂的首都市长...     

一种相思两地愁

1948年12月1日晚。时任国民党军装甲兵上校参谋长的蒋纬国阅罢徐蚌会战的战报,气得将战报一摔,大骂刘峙误国,李延年、刘汝明无能!     

简论魏晋南北朝清谈

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士大夫们重要的精神支柱,清谈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价值。清谈由清议发展而来,两者在内容上有所区别。清谈的内容到最后发展成了纯粹的哲学命题,其形式也多种多样。清谈未必误国,其在文学、哲学发展方面有重要作用。     

中部农区农户打工距离研究——以河南三个样本村为例

对农户打工距离和区位的研究是认识农民工流动空间规律的基础。通过对河南省三个不同类型样本村的实证研究,发现打工距离整体分散、局部集中,打工人数随距离的变化呈"U"型分布,打工者在打工目的地的分布上具有群聚特征。影响农户打工距离选择的主要因素是年龄、家庭类型、家庭代数、上学人数和关系网络因子。年龄较大者、家庭类型较简单者、家庭代数较多者、上学人数较多者和关系网络较少者,选择在本地打工的概率较大,反之亦然。     

“三更”“半夜”说的是两个人

正如今的"三更半夜"一词,是夜已经很深了或者时间已经很晚了的意思。但在宋代,"三更半夜"一词却是源于两个人,一个是"陈三更"陈象舆,一个是"董半夜"董俨。他俩都是宋太宗时的大名人。《宋史·赵昌言传》:"四人者(陈象舆、胡旦、董俨、梁灏)日夕会昌言第。京师为之语曰:‘陈三更,董半夜’。"这里是说,宋太宗时期,陈象舆、胡旦、董俨、梁灏、     

金末统治者的用人之道与金的衰亡

金末蒙金之战,金国屡战屡败,政治、军事上毫无起色,勉强支撑20多年,最终败亡。主要原因之一在于金统治者对民族关系处理失当,后期科举考试选拔人才的作用已丧失,且用人拘谨、偏私,导致人才缺乏,以至无人可用或所用非人而误国误民。     

日本武士道论视野中的中国儒学

武士道论是近代日本在塑造民族认同过程中逐步发展和确立起来的一套非常重要的话语体系。本文选取"近世—转型期—近代"这三个历史时期三个代表性的武士道论者,分别是山鹿素行(1622—1685)、吉田松阴(1830—1859)和井上哲次郎(1855—1944)进行分析,以考察致力于建构本民族自我认同的日本武士道论者,在展开关于武士道的历史叙事时,究竟是如何处理儒学这一来自中国的"他者"。山鹿素行立足于儒学基本原理,但是他通过将儒学原理与中国刻意剥离,实现了将中国"他者"化的同时,将儒学"自我"化;吉田松阴则致力于摸索借助普遍主义的儒学,建构特殊主义的日本民族主义的可能性,并成为近代日本蔑华思想的重要源流之一;井上哲次郎作为近代日本武士道论定型时期的代表者,完全丧失了儒家普遍主义精神。以儒学为中心的中国文化,这一日本人无法回避的"巨大的他者",先是被利用,而后又被抛弃。"他者"与"自我"的双重建构,最终演变为双重的"虚构"。     

李魏正:CI进军中国

在中国CI策划这条道路上,李魏正无疑是个先行者,也是个多产者;由他一手创办的艾肯形象策划有限公司则是业界公认的中坚力量。而他的成功秘诀是四个字:"捷足先登"。     

西安事变片段

1936年12月12日,在全国人民抗日怒潮的推动下,国民党内主张抗日的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为坚决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怀着善良的愿望,以惊险的手段、大无畏的自我牺牲精神,捉蒋放蒋,逼蒋抗日,联合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和全面抗日战争的发动。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此建立了两党重新合作的—个必要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