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长安官、私庙制及庙堂的地理分布

高品官员立庙奉祖历朝历代均有成规 ,唐代仍然如此。这种立庙制度大致可分官立与私立两种。官立庙堂为皇室宗庙 ,如赠皇帝、太子、皇后庙 ;私立者为品官自立。由于长安乃国之首都 ,是皇族及高品官员集中之地 ,故也是官私庙堂集中之地。其制度主要来源于宗庙制度。地理分布上 ,官立庙堂分布规律反映出统治阶级等级、亲疏关系的差别。百官家庙的地理分布上则表现出 :唐前期多分布在近城里坊 ,唐后期多集中街西及城南四坊较荒僻之地。由于长安人口的膨胀 ,唐代官员多于城北近城地段营宅 ,城南偏僻之处立庙 ,导致官员宅、庙分离制度上的变迁 ,有异于汉晋。     

佛教官寺与唐代边疆治理

边州是唐前期在边疆地区设立的特殊的州级政区，也是唐代边疆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唐前期四次诏立佛教官寺的宗教政策在广大边州地区亦得到普遍执行。诸边州设立佛教官寺的形式，可分为以容州为代表的先后取代型和以沙州为代表的同时并存型。由于佛教官寺对普通民众开放，边州官寺所承担的政治象征与政治宣传功能，通过立寺、重修、宣讲、立碑、铸像、国忌行香等制度和仪式，发挥着不断塑造、强化和维系边疆官民对唐朝政治认同的作用。     

汉代“弃市”与“殊死”辨析

学界主张秦汉"弃市"为绞刑的观点值得商榷,说者对简牍与文献依据多有误识。如放马滩秦简《墓主记》所言丹"自刺矣,弃之于市",应释为自杀身死后被抛尸于市,而非在市场处以绞刑。汉代死刑的常用刑种应为枭首、腰斩和弃市,斩首包括在弃市刑种之内。《后汉书·吴祐传》载毋丘长"投缳而死"是在狱内缢决,属于优待特例,并非绞死于市。汉代弃市为斩首的证据除了《周礼》郑注还有孔融子女被杀等史料。"殊死"既是刑名也是罪名,代表谋反大逆等特殊、尤重的死罪,处决方式主要为腰斩、枭首,间或有弃市、下狱死等;平常少被赦除,并要株连父母妻子,即族、族诛,是其区别于普通死罪判罚的基本特征。     

唐长安商业空间形态分析

通过对长安城市外商业点空间分布、存在时间和经营业种的分析,重新认识长安城商业空间发展演变的特点。早期都城的商业空间形态呈封闭对称的双核心结构,中唐以后,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居民生活的需要,商业点突破市坊限制,在朱雀街东以皇城景风门外诸坊和以东市为核心的部分坊里内相对集中分布,形成了以东市为核心的商业区,在朱雀街西则分布较少,在外城城关处仅有零星商业点的分布,没有形成综合性的商业功能空间。所以唐代中后期长安城商业空间形态表现为“一核、一区型”结构特征。     

武周革命前后地方社会置观立碑与政治表达

武周革命前后,地方社会通过置观立碑等活动对中央政权变动作出反应并表达政治诉求。各地相继建立一批为唐高宗追福的道观,其中有几组同名道观尤其值得关注。它们是政策指导下建立的官方道观,体现了高宗的弘道遗志和武则天对权力来源的宣示。以太上老君石像碑、白鹤观碑等为代表的石刻,既是唐前期以地方官为主导的地方社会力量和政治选择的具象体现,也是武周统治时期中央利用道教活动在地方社会施加政治影响的物质载体。与中央政策或皇帝本人联系紧密的这批官方道观,始终在地方社会拥有较高的影响力。道观中的立碑和后续多次题刻活动,展现了唐前期地方社会的权力结构和借助道教活动进行政治表达的方式。不同时段的数次题刻汇集一石,揭示了李武政权之间的权力传承和政治认同。     

《民国前期国家仪式研究(1912—1931)》

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29万字,79元本书通过考察民国前20年国家仪式的相关人物与事件、时代背景、制定过程、社会环境、前期准备、操演场景、仪式语言、象征意义、权力结构、民众参与、媒介态度等,试图认识国家仪式作为政治文化现象的丰富面相,以此揭示民国前期政治文化的特征。作者还探讨了南京临时政府和袁世凯统治时期国家仪式政治内涵的区别;国民党以广东为根据地时期与统一全国后仪式政治内涵的变化;并以"仪式的困境"     

唐恭陵调查纪要

河南省堰师县缑氏公社滹沱村村南景山上,有唐高宗太子李宏(《新唐书》作弘,今从碑文作宏——下同)墓,俗称"太子冢"。按《新唐书·列传第六》及墓前高宗所撰《唐孝敬皇帝睿德纪》碑文,均称李宏为"孝敬皇帝";其墓虽为太子墓,而陵墓规制"尽用天子礼",墓号"恭陵"。因此,在唐王朝十八陵之外,尚应有此一陵待记。 1963年恭陵被公布为河南省第一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有关陵墓规制及陵前石刻未见公开报道,因此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1983年,河南省洛阳地市区划进行调整,原属洛阳地区之偃师、孟津、新安三县划归洛阳市。11月下旬,洛阳市文化局、洛阳市文物管理处等单位对三县文物现状进行了调查,偃师的恭陵是这次调查的主要对象之一。现就恭陵调查所及,记述如次。     

西汉长安的公共空间

从西汉史可见都城长安"千余人"集会,"守阙上书"的情景。"阙下"曾经发生大规模的武装冲突。而宫阙前特殊事件的发生,"吏民聚观者"甚至可达"数万人",也说明这里有规模可观的空间。民众可以比较自由地进行公共活动的空间是"市"。刘据在"巫蛊之祸"时曾经策动"市"的群众"数万人"与丞相军激战。"里巷仟佰"也曾经成为民众"聚会"场所。而礼制建筑区也有相当宽阔的空地。不过这是不允许民间活动使用的空间。总体说来,西汉长安宫殿区的宏大规模,使得普通居民的生存条件受到严重压抑,而公共活动空间相对有限,使得都市功能的实现,不得不以诸陵邑作为补充。考察西汉长安和东汉洛阳的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可以发现公共空间的区别。东汉洛阳已经有空间更为充裕的公众活动场所。城市史进程中都会职能和交往条件的这一重要变化,也体现了汉代都市社会构成形式和社会生活形态的若干历史特征。     

论唐代的内供奉僧

内供奉僧滥觞于唐玄宗设置翰林院,从此始有僧人入内谓之翰林待诏,供奉朝廷。在唐代,把侍从皇帝左右的高僧大德习惯上称为"内供奉僧",似与把侍从皇帝左右的近臣称作"内供奉官"如出一辙。内供奉僧是佛教与唐朝政治结缘的产物,深刻反映了唐代皇权政治对佛教的某种需要。唐代内供奉僧出入禁省,或亲承顾问,或讲经化导,或斋戒诵经,或论难儒、道。他们还长期积极活动于宫禁之外,临坛度人,传扬经典,弘扬佛法。内供奉僧借助其特殊身份,为佛教在唐代的繁荣发展赢得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并为佛教在唐代的发扬光大做出了积极贡献。内供奉僧还在唐代政治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唐代政治领域到处留下了内供奉僧的身影。     

康熙中后期旗人官员捐修皇家工程研究

康熙中后期,官员捐银频繁发生,其中旗人官员对于皇家工程的捐银有着显著特点。这些工程的认捐者仅限旗人官员,认捐数额巨大,且收取时带有明显强制性。很多被称为“巴彦”的旗人官员被皇帝挑选出来,指名认捐皇家工程,并从中获得一定利益。旗下官员具有双重身份,他们既属于皇帝所主导的八旗系统,也是国家官僚系统中的一员。这种捐银方式直接影响到他们的个人生计。他们借助职任便利偷梁换柱、中饱私囊,对吏治造成了负面影响。旗人官员的捐银虽然短期内部分解决了皇家财政短缺的问题,但所暴露的国家与皇家财政界限混乱的现象,揭示了清朝政治运行过程中的弊端。     

明代官员给谥中的特殊现象解读

明代三品以上两京大员中的贤能者方能给谥,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存在有三种特殊现象:一是四品以下官员官品本不及谥而特恩赐谥;二是明中期以后,谥法渐弛,奸邪官员仍得美谥;三是明代翰林出身的官员多为"文"字谥,且为士大夫所认同,以至于翰林出身的不谥"文"、非翰林出身的谥"文"均被视为异常情况。前两种现象明代以前已有先例,是明代对历史的继承。而翰林出身者多谥"文"却是明代的新规,与明代翰林出身的官员在国家政治生活中非同寻常的社会地位密切相关。就总体而言,明代官员给谥中的特殊现象常常是制度、人事和传统等单个因素或多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政治与世界观培训”与第三帝国的意识形态统治——以纳粹党培训总局为中心

1933—1945年,纳粹党培训总局是第三帝国针对纳粹党党员干部进行"政治与世界观培训"的重要机构。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培训总局主要着力塑造纳粹党党员干部队伍具有军事化色彩的"政治作风",普及纳粹党世界观的基础知识,实现意识形态的一体化,从而通过各级培训部门选拔出一支符合纳粹意识形态要求的干部后备军。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培训总局组织的"政治与世界观培训"扩大了培训范围和内容,将纳粹党党员干部打造成民众日常生活的"布道者",使民众奉行所谓的"民族共同体"生活理想,以达到监视与操控战时德国前线与后方精神文化生活的目的。为此,纳粹党培训总局实施了各类特别培训,涉及民众节庆活动、国防军与德国侨民等方面。在纳粹党的构想中,"宣传"主要是一种公开煽动民众情绪的短时媒体手段,"政治与世界观培训"则是一种作用时段较长、主要针对纳粹党党员干部的特殊意识形态控制工具,其为宣传活动奠定认识基础。     

南宋宫城布局与御前文书运行

南宋时期,宫城的建筑布局相比北宋有所变化,采用了诸如依山而建、坐南朝北等非传统方式。与此相应,通进司等文书机构的位置也有所调整。在这样的背景下,南宋御前文书的运行,带有更为明显的私密色彩,强化了皇帝个人对文书信息的掌控。文书运行方式的变化,对于外朝官员与皇帝之间的沟通交流兼有正面与负面的双重影响,也给了内廷宦官更多的干预政务的机会。     

论明代镇守内官的设置、地位与作用

镇守内官是明代政治制度设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明代"双轨制"中内官体制在地方的集中体现。镇守内官设置范围的普遍性表明其得到国家的认可并加以推广,公署及其附属人员表明镇守内官体制的日益稳定及其权势的扩张,敕书、关防、旗牌是明代官员行使权力的必备之物。明代镇守内官不再仅是皇帝的家奴、亲信,而是逐渐成为参与地方管理的公职人员。明代镇守内官体制在各地的运转具有重要的政治功能,对地方社会产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影响。     

陈独秀在“汉奸”事件后的抗战政见评析

陈独秀的抗战政见以其"汉奸"事件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汉奸"事件后,他与中共的政治对立使其前期抗战政见的内在矛盾进一步演化,其抗战理论与中共的抗战实践由脱离走向严重对立,由此从发动民众的全面抗战倒退到依赖国民党政府的片面抗战,并最终走向悲观主义的泥沼.但抗战救国仍是他思想的主旋律,他仍为中国抗战和社会进步作出了积极的努力.     

浅谈唐代周边少数民族及海外诸国朝贡

有唐一代,因唐王朝国力昌盛,周边少数民族及海外诸国对唐朝或和亲或内附或敬慕,大多来朝贡。其所贡物品纷繁多样。朝贡关系促使了唐朝与周边少数民族及海外诸国在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习惯等各方面的交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浅谈唐代周边少数民族及海外诸国朝贡

有唐一代,因唐王朝国力昌盛,周边少数民族及海外诸国对唐朝或和亲或内附或敬慕,大多来朝贡。其所贡物品纷繁多样。朝贡关系促使了唐朝与周边少数民族及海外诸国在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习惯等各方面的交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元代粤西驿道驿站考略

本文在对唐、宋时期的驿道、驿站进行概述和考辨的基础上，重点就元代广东西部的驿道、驿站加以详细考证，勾略了元代塔刺海哈开辟，并为元代各任官员所修补的粤西驿道、驿站的线路、设置、规模和里程，分析了元代粤西新驿道开辟的历史背景，认为元代开辟新驿道的直接动因是支持当时对战城、交趾的战争，加强广州与高雷地区的海外贸易商品运输。粤西新驿道对广东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不仅大大缩短了西出广东的驿程，而且较之旧驿道更加安全，促使高雷地区进入大开发时期。元代粤西驿道驿站的建设强有力地巩固了对祖国南陲的统治，对后世亦影响深远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上海市政府的人事构成与权力格局

1927年7月上海特别市政府成立,1930年5月上海特别市改称上海市。从1927年至1937年,上海市政府主要官员的人事构成既呈现专业化的特点,又受制于诸多政治因素。一方面,历次上海市长更迭与国民党高层的权力竞逐、派系斗争、政局变动有关。另一方面,上海市市长任用下级官员有浓厚的"人治"色彩,市政府内许多"技术官僚"与市长亦有亲缘、地缘或业缘的关联。在地方"党政分开"的架构下,上海市党部对市政府进行人事渗透,并对市政府形成权力牵制,呈现"党治"色彩。更重要的是,蒋介石亦时常控制上海市长及各局首长的人事任免,有意运用派系政治维系及平衡上海市政府的权力格局。     

精神性存在的让渡:旧京的庙会与庙市

有城墙区隔的旧京是一座与农耕文明相匹配的乡土性城市。这种乡土性既体现在对土地敬畏的神圣性之中,更体现在家、街、城同构性的空间美学。不仅宫、观、庙、庵、坛、祠、寺等以不同的阶序密布旧京,对民众而言,供奉碧霞元君的"三山五顶"还拱卫着京师。西直门内大街这样普通的街巷也有着有"九龙二虎"之称的众多小庙。曾经普遍存在的四大门信仰使得旧京众多的家居空间同样多少具有"庙"的性质。与此相连,旧京的庙会是一种与旗人闲适典雅的日常生活相连接,并集中呈现日常生活,展现个体价值的精神性存在。在以西方为标杆的近现代化历程中,旧京必然性地经历了去神化和对以敬拜为核心的庙会的污名化历程。庙会整体性地衰减为彰显人力与物欲的庙市,沦为一种物化性的存在。随着21世纪以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运动,庙市又向庙会进行了有限度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