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时代的私学

东汉时代,兴办学校的风气兴盛。当时“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在全国各地广泛分布的学校中,私学占有重要地位。因此,探讨东汉的私学,对认识当时教育的发展特点有所裨益。本文拟就东汉私学的发展状况作一些考察。     

东汉士人群体自觉意识形成原因考察

中国古代士人的群体自觉意识,萌芽于春秋战国时期,全面兴起于东汉中后期。其兴起之原因,一是土地私有化的完成,地主庄园经济的出现,尤其是东汉士人对劳动态度的改变,使士人生存方式发生重大变化,使其在经济上有了独立性,为其人格独立打下了物质基础;二是东汉统治者对士人尤其是对归隐士人的相对宽容,为士人自觉意识的培养提供了宽松的环境;三是士人队伍的扩大,尤其是中央官学规模的扩大和校舍的扩充,为士人个体自觉意识转化为群体意识提供了中心场所;四是东汉中后期宦官外戚专权,又为士人群体自觉意识的激发和张扬提供了外部条件。     

浅析春秋战国时期官僚阶层兴起的原因

官学的衰落导致了学术下移和私学的兴起,从而扩大了受教育者的范围,使士阶层逐渐形成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富国强兵和防范亲贵、任用布衣的社会潮流又为士人进入政治领域提供了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官僚阶层开始兴起。     

刘秀与经学

刘秀本身具有深厚的经学功底。他即帝位之初,十分重视经学。他招揽经师,兴建大学,发展经学教育,在东汉初年即恢复了西汉的今文经学十四博士之学,同时私学也获得很大发展。他重用经师,并特设明经一科以选拔经学人才,他不但重视今文经学,同样重视古文经学,学习古文经学也可以做官,打破了西汉以来今文经学对仕途的垄断。刘秀对经学的重视,影响了整个东汉一代,使东汉的经学、特别是古文经学,获得极大的发展,被称为经学极盛时期。     

书院:读书人的文化遗产

书院是中国古代士人为了满足自身日益增长的文化教育需求,整合传统的官学、私学以及佛道宗教教育制度的长处,创造并日渐完善的一种全新的既与官学、私学相联系,又独立于官学与私学的独特的学校制度。自唐宋尤其是宋代以降,它和官学、私学,以鼎立之势支撑着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教育事业,并促进其繁荣和发展。近代,它又以开放之势接纳西方学校制度与先进的科技知识,成为连接古代与近现代教育的桥梁,几乎独立承担起贯通中国教育血脉的重任。千余年来,书院文化为中国教育、学术、文化、出版、藏书等事业的发展,对民俗风情的培植,国民思维习惯、伦常观念的养成等做出了重大贡献。     

试论清代科举考试在贵州的变通与变革

清代科举考试,在贵州推行中出现了一些与民族地区发展实际相适应之变通与变革。从变通方面来看,这是务实官员努力之结果。它不仅使贵州士人有更多的机会和条件参与全国性的考试竞争,而且促进了贵州人才流动,扩大了这种制度文化在贵州的影响力。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有识之士在贵州走上了变革科举考试的道路,使贵州考试步入了近代化的轨迹。     

传记形成与“处士”形象建构——从《后汉书·周黄徐姜申屠列传》谈起

范晔《后汉书·周黄徐姜申屠列传》经常被学者看作研究东汉"处士"的基本史料。但是此传中又保留有所谓"节士"事迹,与"处士"并不完全相同。两汉之际的"节士",指不与王莽政权合作的士人,而"处士"则指关心政治,却回避出仕的士人。从传记形成的角度看,范晔整理先前诸家《后汉书》的相关史料,有意建构起东汉"处士"远离政治的形象,并用合传的形式将东汉"节士"向"处士"演变的过程表现出来。范晔凭此说明东汉政权如何失去自己的支持者,并表达对东汉末政治的批评。此传也成为东汉王朝从兴盛转向中衰的一个侧影。     

东汉盛行的私学

东汉盛行的私学朱广贤东汉私学之盛行,在中国历史上是极为少见的。据《后汉书》的记载和统计,从事过私人讲学的入传人物和涉及到讲学者名字的共有１３８位,未曾入传而＂耆名高义开门授徒者,编牒不下万人＂。而读私学的,＂游痒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班固形...     

城市佛教建设浅论——以铜仁江口县佛教建设为例

城市佛教也即都市佛教,她是随着当代社会经济、文化和城市的发展而兴盛起来.都市佛教一直是佛教弘法利生的重要阵地,不仅为佛教的传播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提升都市文化品位、辅助道德教化和推动慈善救济等方面产生过积极的作用.故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进城市佛教建设,不仅有利于地区的稳定发展,促进民族融合,缓和社会矛盾;更能够促进地区文化产业发展,对打造城市文化名片具有重要意义.     

略论东汉时期的中原教育

东汉时期,我国的统治中心由西汉长安转到河南洛阳,又由于东汉继承了西汉时的文化政策,中原教育飞速发展,不但经之而起出现了庞大正规的官学,同时更出现了普遍广泛的私学。东汉时是我国传统学术由今文经向古文经的转化时期,官学和私学是传授今文经和古文经的最重要的场所和机构。中原地区自古就有深厚的文化土壤,“居天下之中,得扶舆秀杰之气,钟灵独厚,而河治渊源尤为万世文字之祖”（《河南通志》卷十三）。一遇合适时机,便成为文化事业繁荣的中心。所以东汉中原的洛阳太学和私学,已成为当时我国教育事业的代表和传统儒家文化的…     

简论儒学在东汉的发展与传播

儒学在东汉得到很大发展。东汉初几位皇帝都好儒学,经过他们的重视与提倡,宫中形成了崇儒重教的风气。东汉地方官员也主动通过各种措施促进儒学发展。东汉提倡聚众讲学,儒学大师们的授徒活动也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的重儒风气。     

东汉士人的游艺风气

“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是中国古代儒家要求学生掌握的六种基本才能。在东汉中后期,随着士人个体内心的觉醒,士人从对“六艺”的全面掌握,逐渐转变为侧重于掌握琴、棋、书、画等艺术性科目,而且“六艺”的礼仪功能逐渐被其中蕴涵的娱乐性、游戏性、抒情性等审美特质消解。带有审美特质的士人游艺活动增多,渐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常态,游艺已成为东汉中后期士林的一种时髦风气。     

六朝义理佛教中的学理型士人探析

六朝佛教兴盛,在义学高僧解经传经之外,还有众多士人热衷于学习和研究佛理,即所谓学理型士人,早期的译经活动、义学高僧据点讲经、士人群体性研讨佛教义理以及个体自学佛经是学理型士人形成的重要途径.他们学问渊博,与高僧交往密切,佛学只是其知识结构中一个重要组成,文人在其中占有较大比重,六朝佛教正是通过影响这一群体而影响文学创作.     

汉末士人政治品格转向的递进轨迹

东汉后期,士大夫在同宦官、外戚等腐朽势力进行坚决斗争的同时,其政治人格也逐渐发生转向。士大夫强烈的王朝意识换来的却是残酷的回报,两次党禁,尤其是第二次党禁,死百余人,受牵连而死、徙、废、禁多达六七百人。忠而见疑、忠而被弃是对士人心理的极大戕害。党锢之祸对士人最根本的打击就在于粗暴地挤压了士人精神的及现实的生存空间,所以对士人造成精神分裂式的影响。     

宋代知州知府与当地图经、方志纂述

地方志是宋代州府长官任职期内重要的施政参考和教化工具。宋代知州知府多兼具学者、文人身份,他们为当地方志从纂修到出版提供有力的物质支持,也以不同方式亲自组织或参与方志纂述,凭借权力取得了当地方志纂述活动中的主导地位,并借此增进与地方士人的合作交流。知州知府的参与是宋代图经、方志发展兴盛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促进了当时方志纂述中两大特色的形成:一是宋代方志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二是方志中"史家意识"的流露,从而出现州府长官代代续修一志的历史现象。     

东汉颖川、汝南、南阳士人与党议始末

东汉颖川、汝南、南阳士人与党议始末黄宛峰党锢之祸是东汉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它震撼朝野,几乎牵动着所有士人的心。而在这场波及全国的政治事件中,颖川、汝南、南阳三郡士人最为引人注目。作为党人大规模活动前奏的清议始于此地亦盛于此地,党人著名领袖出自该地,...     

顺直谘议局与清末分权制衡体制的产生

顺直谘议局不仅是清末直隶宪政改革的产物,也是推动直隶政治体制向近代转型的重要机构。这不仅体现在顺直谘议局通过争取平等权、扩大参政权、干预行政权等方式加强其分权制衡功能;通过查究、弹劾、质问等方式加强其监督制约功能;通过制定和颁布一系列地方性章程和规则加强其立法功能;而且通过与地方政府互动体现其协调功能。通过这些措施,顺直谘议局不仅促进了地方权力的重新分配,而且为地方政治、经济改革提供了制度保障。     

东汉关中地区文化发展的特征及影响

东汉关中地区文化发展的特征及影响张鹤泉关中地区是我国古代开发较早的地方。这个地区的人民不仅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而且也创造了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自秦、西汉以来,关中成为统一国家的畿腹地区,因此使这个地区文化在发展上,具备了更优越的条件。在这个时期,关...     

明代江西水利建设浅论

朱明时期,江西地区的水利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不仅为江西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经济作物的种植以及水运业的繁荣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而且极大地促进了文化的兴盛与社会的和谐。明代江西水利建设的主要成就为何?其经费来源主要有哪些方面?其时水利建设实践中还存在哪些问题?我     

利用历史文化遗产促进旅游业的发展

21世纪将是化旅游的兴盛时代,固原地区有着丰富多彩、类型各异的历史化遗产,也是一笔宝贵的化资源和精神财富,充分发挥这些历史遗产的作用,不仅对促进固原地区旅游,业及其相关产业,推动国民经济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于弘扬民族优秀化,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