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习仲勋在西北

习仲勋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     

习仲勋在西北的历史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习仲勋受毛泽东"党的利益在第一位"题词的鼓舞,从绥德地委书记岗位调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主持工作。他同彭德怀、贺龙等精诚合作。彭德怀、贺龙带领部队前方作战,他在后方做后勤保障、地方建政、清剿土匪、土地改革等工作,特别是在支持第一野战军顺利解放酒泉、接管玉门油矿、进军新疆的过程中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习仲勋与统战工作

20世纪80年代,我曾在习仲勋同志领导下,在中央统战部工作了几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后,习老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为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了很多工作。他曾说,他百分之七八十的精力和时间都用在了统一战线r作上。我在中央统战部工作期间,有幸亲聆他的教诲,受益良多。     

习仲勋同志的群众观

习仲勋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他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与群众工作相结合,形成了自己关于群众工作的独创观点。在今天政治体制改革进入攻坚克难的关键形势下,梳理和总结老一辈革命家关于群众工作的基本观点,具有重要的意义。     

习仲勋在河南

河南,对于习仲勋来说,具有多重含义。这里,既是他的祖籍地,也是他人生落难时的“休养地”;既是他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付出心血的希望之地,也是他获得人间真情和温暖的感恩之地。在这里,他曾经深入工厂、矿山、农田指导工作;在这里,他曾经深入群众中了解冷暖,如实向中央反映百姓疾苦。     

父亲往事——忆我的父亲习仲勋

父亲走了11年了。今年10月15日,是他老人家的百年诞辰。     

习仲勋的西安逸事

2013年第1期的《和习仲勋在一起的72天》一文自刊发后,受到了读者的广泛好评。本期,我刊特别邀请该文作者继续讲述“文革”时期习仲勋在西安鲜为人知的若干逸事,以飨读者。     

和习仲勋在一起的72天

1966年底到1967年初,西安各大专院校红卫兵的“革命造反”行动玩出了新的花样：他们把已经被“打倒”的中央及省部级领导干部抓到各自的学校,秘密关押起来。当时,这些被关押的“牛鬼蛇神”被称为学校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被关人员的职务和数请成为衡请学校文化大革命“成果”的重要标志。     

从群众中走出来的领袖——习仲勋

1942年秋召开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期间,党组织对习仲勋与群众的关系作了精辟而生动的概括,称赞他是"党的宝贵的群众领袖"。1945年10月中央在选拔西北局书记一职时,毛泽东主席说:"要选择一位年轻的同志来担任西北局书记,就是习仲勋。他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完全可以承担起这个重任。"党组织和毛泽东何以同时看重他——请看从群众中走出来的领袖习仲勋……     

习仲勋在广东的改革足迹

翻开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辉煌史册,不能不提到前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经受"文革"十年冤屈和磨难的习仲勋,在1978年4月出任广东省委书记时,已是65岁高龄。他以一个老共产党员的献身精神,以"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老     

习仲勋在广东主持平反冤假错案

文革前夕,全国干部共有1200万人,其中有230万人在文革中被立案审查,占总数的19.2%,高级干部有75%被立案,当时有6000多名中央各机关的干部被"挂"着,还有大量基层非脱产干部的落实政策问题。党的正确的干部路线受到     

习仲勋在土改中防左纠偏

1947年11月底至次年4月,习仲勋在领导陕甘宁边区土改中,提出了一系列的思想、观点、方针、政策,不仅及时纠正边区土改中的极“左”倾向,使这场伟大的群众运动循着正确的轨道前进,而且对于各解放区以至全国解放后进行大规模的土地改革,也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毛泽东对习仲勋的七次评价

习仲勋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是1935年年底,最后一次是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在长达27年的革命和建设征程中,毛泽东对习仲勋亲切关怀、精心指导,曾对习仲勋做过七次重要评价,其中有“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活的马克思主义者”等非凡赞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习仲勋的器重。     

习仲勋先生的几件往事

习老斡旋“左右”,团结父亲和胡乔木 我父亲吴祖光和胡乔木先生的事情被社会上传得很广,有些是不准确的。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虽然各有坚持,但谁都没错,都是为了共产党好、为了国家利益。     

习仲勋与西安古城墙的保护

王翰章,男,1923年11月出生于陕西省永寿县,民盟盟员,硕士学位。新中国成立后,长期从事文博和考古工作,历任陕西省历史博物馆陈列部副部长,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主任。1986年6月退休。现为中国考古学会、陕西省考古学会会员,西安市文史研究馆馆员,陕西省文保技术中心副研究员。1959年,王翰章等五位同志就西安拆除古城墙问题上书国务院,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作了保护古城墙的重要批示,使西安古城墙免遭拆除之厄运。     

习仲勋在长葛指导农村搞联产大包干始末

到长葛调查研究 1959年至1961年,是新中国成立后经历的严重三年困难时期。当时“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等“五风”泛滥,河南是全国的重灾区。面对困境,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1960年12月24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1961年1月14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要求,并把1961年定为“调查研究年”。 、     

习仲勋面对“小人物”刺耳的批评

1978年9月25日,广东惠州地区检察分院麦子灿,给时任省委第二书记的习仲勋写了一封批评信,措词用语之尖锐、尖刻,非一般人所能承受。信的开头就充满火药味:"我同你不熟悉,也未见过面,只听过你讲话的传达,只见过你的指示发表在报纸上。     

习仲勋在1978年1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

1978年10月,中共广东省委接到中央办公厅关于准备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时任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的习仲勋对这次会议非常重视,先后四次主持召开常委会议,研究起草关于广东工作情况的汇报材料。汇报提纲经过反复研究讨论,直到11月8日才最后定稿。11月9日,习仲勋和广东省委分管工交工作的省委书记王全国以及分管农业的省委常委薛光车乘飞机赴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     

“西北三马”迥然不同的后半生

民国时期,在我国西北的甘、宁、青地区,存在着数股强大的回军武装力量。由于其首领皆为甘肃河州回族马姓,故称“马家军”,俗称“西北群马”。因割据范围不同,又分“成宁(夏)马“”、青(海)马“”、甘(肃)马”等,其势力还曾扩张到新疆。马家军原为家族武装势力,它们参与了当时中     

“党的利益在第一位”——习仲勋一生奋斗的指针

习仲勋说：“一九三九年,毛主席亲笔在一幅约一尺长、五寸宽的漂白布上写了‘党的利益在第一位’八个大字,上款写‘赠给习仲勋同志’,下署‘毛泽东’。这个题词,我长期带在身边,成了鼓励我努力改造世界观的一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