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ceedings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This paper assesses the condition and arrangements of Anglican churches in Leicestershire and Rutland before the great tide of Victorian restoration. This did not begin in earnest in this area until the 1850s but there is evidence to show that before that time the buildings were generally fairly well maintained. The frequency and characteristics of pre-Victorian features are discussed.     

Proceedings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British Archaeological Association

Factors that determined the location of mints and the function and supply of bronze coinage in the Roman Empire during the fourth century A.D. are considered. The survey is based primarily on a comparison of site assemblages which cover the century, although in their absence hoards provide useful comparisons. Aspects of minting activity and coin circulation in both the western and the eastern empire are discussed, but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most satisfactory material has biased the survey to Britain and the German provinces. It is argued that imperial policy towards the mints was strongly influenced by development and change in regional economies.     

关于中政会在国民党中央体制中地位的探讨

中央政治委员会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下属的政治机构.在军政时期,中政会的地位多次变动,先为政治咨询机关,后由政治咨询机关提升为政治指导机关.训政时期前期,中政会地位显要,成为全国最高政治指导机关;训政时期后期,由国防最高会议代行中政会的职权.在宪政时期,恢复了中政会,这时的中政会不再是全国政治最高指导机关,但仍在政治上发挥重要作用.1949年,成立国民党非常委员会代行中政会职权.中常会与中政会不是并列的机构.中常会是国民党的一个常设机构,而中政会是一个特设机构.中常会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内部机构,是其组成部分和核心,中政会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下属机构.     

另一个中央：一九三О年的扩大会议

1930年中原大战期间,阎锡山、冯玉祥联合改组派汪精卫、陈公博和西山派邹鲁、谢持等在北平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简称“扩大会议”),欲另立党统。该会不仅通过宣言,而且组织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争正统”,制订《中华民国约法草案》以“争千秋”。以往囿于国民党党统观念,北平扩大会议未被国民党史所正式承认。本即欲跳脱国民党正统观的束缚,正视当时中国南北分裂的政治现实,根据台北“国史馆”庋藏的《蒋中正总统档案》、《阎锡山档案》等原始资料,透过“争党统”、“争正统”、“争千秋”三个阶段来阐释扩大会议。     

一部评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信史——简评朱佳木新作《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在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的日子里,读到朱佳木的专著《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获益良多。笔者以为,这是一部叙述和评价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信史,是林林总总同一题材著作中的上乘之作。这本书最显著的特点是回忆与研究的结合,这是作者独具而别人难以企及的优长之处。中     

中共中央东南局推进马克思主义在浙江的传播研究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中央东南局引领和推动马克思主义在浙江的传播,为浙江的红色文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面对严峻的抗战形势,中共中央东南局紧紧抓牢抗战进步文化的领导权,通过创办抗战红色报刊、开展抗战文艺活动、依靠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等多种途径来传播马克思主义,极大地推动了浙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在传播内容、手段和效果上,呈现出隐蔽性与灵活性、多样性与主导性、时代性与先进性相统一的地域性特点。全面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在浙江的传播深刻改变了群众的思想状况和话语体系,影响了人们的判断和选择,为中国共产党赢得抗战胜利奠定了群众基础。     

抗战时期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历次会议记录选编(一)

1936年春,国民党中常会批准设置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作为指导、考核及监督全国广播事业的机构。该机构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并由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宣传部、海外部、社会部、军事委员会、交通部、教育部、外交部、内政部、国际宣传处等机构派代表组成。1937年5月召开第五次会议后,因抗战全面爆发而暂停,1938年9月起恢复。本组史料辑录了全面抗战时期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历次会议记录,反映了该机构在战时广播电台建设、广播网设置、对内对外宣传等方面所起的作用。     

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研究

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由巅峰走向破裂的转折点。在此次会议上 ,国民党内部各派系就政协宪草原则和东北问题发生激烈争论 ,蒋介石亦表现出政治动摇。各种矛盾冲突最终形成巨大的政治破坏力 ,使蒋介石、国民党从政协会议全面倒退 ,由此构成国共两军四平决战的政治背景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研究述评

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徘徊中前进的局面,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做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以此为起点,中国走上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近30年来,对这一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重要会议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     

中国国民党六届临时中全会之研究(1948.4.4-4.6)

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只有一个议题,即讨论中国国民党对行宪后第一任总统、副总统候选人的提名问题。但是由于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中正在会议中声明不参加总统竞选,引起与会者的震惊,使会议讨论的重点由党是否要提名总统、副总统候选人,转变为总裁是否应该参选总统。最后在与会者集体表决以及尊重蒋中正个人主张的情形下,对于总统、副总统候选人提名问题,会议形成与会者一致同意的决议:"请总裁为第一届总统候选人";遵照总裁之指示,"本届总统、副总统之选举,本党不提候选人"。     

中共临时中央对抗日同盟军工作的指导思想

20世纪30年代初,中共临时中央为了实现创造北方新苏区的革命目标,指示张家口前委在同盟军中开展工作,意图铲除冯玉祥,把同盟军改编为红军,建立苏维埃根据地。这是临时中央在指导地方党的工作中盲目执行“左”倾冒险主义进攻路线的一个具体计划,结果给党的事业造成极大危害。今天总结这一历史教训,有助于深化我们对中国革命史中“左”的认识和反思。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员通讯局组织机构方面史料两则

1947年秋,国民党当局为标榜党政革新,撤销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中统局),代之以党员通讯局(简称党通局).此两件史料反映了中统局改组成党通局后在组织机构方面进行调整的情况.     

影艺的政治:一九三0年代中期的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研究

Threatened by the thriving leftwing film industry, the Nationalist Party became more conservative. They set up the Central Film Censorship Committee as an important link in the system of film censorship, further tightening the control over film production. It was a substitute for the former Film Censorship Committee under the Ministries of Education and Interior. The committee achieved its original goals, but the result of its work did not fully conform to the party’s initial expectations. Translated by Zhou Weiwei from Lishi Yanjiu 历史研究 (Historical Research), 2006, (2): 62–78     

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在开除陈独秀问题上的分歧

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在开除陈独秀的原因和如何开除陈独秀的问题上发生分歧和冲突,主要表现在共产国际远东局想给予尽量多的机会和时间,要求陈独秀承认错误,希望他继续保留在党内;共产国际远东局最后同意开除陈独秀,主要是因为陈独秀在中东路事件上否定了"保卫苏联"的立场,不能容忍.而中共中央政治局则更看重于陈独秀转向托派对本国革命和共产党的影响以及他反对中共六大路线.     

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前后的制宪诉求

融会中西,研究创新制定一部适合中华民国需要的宪法,是孙中山一生的刻意追求.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宣称继承孙中山遗愿,把法制建设作为全力以赴的要事,社会各界利用国民党召开二届五中全会的机会,纷纷要求制定约法,在国民党方面,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朱霁青、南京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会,国民政府方面有国民政府法制局在大会召开之前正式提出制定约法的议案于前,国民党中常委将法制局的建议作为提案提交大会,社会团体方面有上海商业请愿团于大会期间请愿,要求制定约法,有着重要社会影响的〈大公报〉的舆论推波助澜于后,又有上海市党务指导委员会于会后积极要求起草约法,形成了蔚为壮观的要求制定约法的声势.     

国民军与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为抗衡张作霖与段祺瑞,开始寻求苏联的军事援助;苏联出于推动中国革命和维护自身安全的需要,积极支持冯玉祥,以打击奉张,制约日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成立后,对冯玉祥及其国民军的援助,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但时间短、力度小,在直奉两系联合进攻下,国民军仍然未能改变失败的命运。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与邓小平理论的创立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是重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伟大起点,也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历史起点。其所以如此,从根本上讲,就是因为这次全会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初步总结了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经验,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容,并且重启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进程,作为邓小平理论核心内容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思想开始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