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金时期京兆文庙“七贤堂”考

西安碑林藏金正隆五年(1160年)《重修碑院七贤堂记》残碑,记述金朝确立了对关中的统治之后,在耶律隆、周维甫主持下,对碑林(当时称作“碑院”)所进行的一次较大规模的整修,是研究碑林史的重要参考资料,可惜的是,此碑残损太甚,碑名中提到的“七贤堂”,残存碑文中竟无一字述及。碑林还藏有     

杜顺、华严寺与《杜顺和尚碑》

陈列于西安碑林第三室的唐<杜顺和尚碑>,刻于大中六年(852),碑题"大唐花严寺杜顺和尚行记".     

昼锦堂记碑

昼锦堂记碑红梅昼锦堂记碑,现立于安阳市东南营街韩倚词西庑内。原碑刻于北宋治平二年（１０６５年）三月十三日,不知何时毁于没地。元至元年间重刻。碑为圆首,通高２７３、宽１２１、厚２７厘米。揩书１８行,行３９字。邵必篆额“昼锦堂记”四字,欧阳修撰文,蔡襄书...     

乐为景碑撰新传——《景教与〈景教碑〉》评介

西安碑林博物馆研究馆员路远,常年研究碑林碑刻,著述颇丰,在这本<景教与(景教碑>>之前,已发表有关西安碑林历史和藏石研究的论文数十篇,并撰写了<西安碑林史>、<碑林史话>、<石版文章--历代碑刻琐谈>等专著,显示其在碑石学领域的扎实功力.     

十三经注疏版刻略考

一、十三经与十三经注疏的形成 西汉只有<易>、<诗>、<书>、<礼>、<春秋>五经立于学官.东汉蔡邕"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熹平四年,乃与五官中郋将堂谿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郋张驯、韩说、太史令单飏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1]这就是所谓的<熹平石经>.<熹平石经>共刻四十六石,收录<易>、<书>、<鲁诗>、<春秋>、<公羊传>、<仪礼>、<论语>,相当于后来十三经中的七经.     

8至11世纪敦煌僧人从政从军——敦煌世俗佛教系列研究之七

释迦牟尼舍弃王位,专心修道传法,为后世佛教僧人作出楷模.后世僧人效之,既出离世俗,则"不干世事,不作有为"(<洛阳伽蓝记>卷2).<遗教经>云:"持净戒者……不得参预世事,通致使命."<梵网经>甚至说"不得国王地上行,不得饮国王水."至于从军征战,尤为僧戒严禁,<梵网经>说"佛子不得军中往来."     

《汉令故外黄高君碑》与高彪若干事迹辨正

高彪是东汉末年著名文学家、经学家,在当时的知识界具有一定的影响,得到以蔡邕为代表的社会名流的认同.关于高彪的历史记载,较为系统的是范哗的<后汉书·文苑传>,此外还有一些零星的记载,如范氏<后汉书>的其他传记、<东观汉记>以及诸家<后汉书>、类书等.这些记载固然保留了高彪若干生平事迹资料,但不清晰之处甚多,影响了我们对高彪一生的真实了解与客观评价.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找到比上述典籍更为原始、更为权威的材料.<汉令故外黄高君碑>①就是这样的材料之一,但它的作用长期以来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北宋时期碑林藏石考述

对不同历史时期碑林藏石情况的研究,是碑林基础性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目前能见到的西安碑林最早的一份藏石目录,是民国初年由省立图书馆编辑的《图书馆所管碑林碑目表》。此前各代,均无现成碑目留存,其藏石情况只能从当时人的金石著作和有关碑刻资料中辑考,且时代愈向前推溯,资料愈少,困难愈大。不久前,笔者在《金元时期的碑     

法门寺地官出土的香囊

1987年,考古工作者在清理法门寺地宫文物时,发现有熏香品9件.据地宫内<物帐碑>记载,唐懿宗奉佛的香炉3件,唐僖宗供养的"香囊两枚,重十五两三分".这是唐代皇帝在宫廷使用熏香器的明证.     

关于新发现的韦皋碑记

南宋张邦基《墨庄漫录》云“凌云大像碑记……韦皋撰文,记造佛之始末;张绰书,其碑甚丰,字画雄伟。”可见韦皋确实刻过碑。不知何故,南宋以后,人们认为这个碑毁了。《乐山县志》:“嘉州凌云大像记……碑毁已久,今寺门所立,乃明州牧魏瀚建。”估计明代成化年间嘉定知府魏瀚是依文献记载重刻此碑的。这个碑现在也找不到了。《嘉定府志》和《乐山县志》都收录有这篇珍贵的碑文。1945年(乙酉)凌云寺住持果静请乌尤寺遍能(宏     

袁滋《云南记》考略

<云南记>系唐袁滋所撰,该书大约在宋元之际散佚,有的学者将其辑作韦齐休所撰<云南行记>.本文共辑得群书征引题作<云南记>佚文24条,经过考辨发现,<太平御览>征引题作<云南记>且引文中有韦齐休姓名的三条有可能是引自樊绰的<云南记>,其余21条应为袁滋<云南记>而非韦齐休的<云南行记>.     

晋祠《夫子庙堂记》书迹考略

《太原县志》载：“《步趋图》，吴道子画。旧在晋祠宝墨堂，明洪武初平晋县废，癸丑（六年）建学于今治（晋源城），甲寅（七年）冬十一月二十八日，移石置学宫，今在大成殿神座前，石尚完好。”《步趋图》，即《夫子庙堂记》碑的背面图案。该碑是一通尊崇孔子、赞扬儒学思想的碑碣，也是元代儒学的典型遗存。     

西安碑林几通诗刻碑石

明、清时代,在西安碑林刻置了一些诗赋碑石。这些诗刻的内容,文献上大都尚未记载,现择要考释于后,以求诸师。赐佛伦诗碑玄烨东表闻风化,西秦作雨霖。扬清知疾苦,激浊勉官箴。旷世孤芳节,超伦千古心。封疆资大吏,抚育代优深。癸酉夏书总督川陕兵部尚书臣佛伦“赐佛伦诗碑”,是清代康熙年间“总督川陕兵部尚书臣佛论”刻立,于“癸酉夏”,即康熙三十二年(公元1693年)夏置西安碑林。碑呈竖方形,高302、宽83厘米。碑为蟠螭首,碑额署题方笔篆书“御赐”。碑侧线刻云龙纹;碑身上下侧边刻饰涡卷云纹。碑左右两侧中段浮雕对称的披麟长爪的神龙     

文物工作报导

北京市故宫博物院举办碑帖善本与石鼓展览我国珍贵的碑帖善本于5月4日在奉先殿展出。展品包括宋拓、元拓、明拓、清拓。宋拓中有道因法师碑。唐九成宫醴泉铭碑。唐王圣教序碑,云麾将军李思训碑,宋游景仁藏定武兰亭序。元拓中有魏范式碑,汉魏元丕碑。明拓有秦石鼓文,唐夫子庙堂碑,汉曹全碑,魏灵庙碑,     

潘祖荫金石跋尾三则

甲申仲夏,苏州博物馆在对一批碑帖作抢救性整理时,在三种原拓经折装本后发现有清潘祖荫的亲书跋尾考证文字,此三种分别为<古义士伯夷叔齐二公碑并序>、<宋故朝议大夫致仕赠光禄大夫黄公神道碑铭>和<唐白鹿泉神君祠碑>.查阅<滂喜斋丛书>①中的<京畿金石考>二卷、<吴郡金石目>一卷、<宝铁斋金石文跋尾>三卷和<日本金石年表>,均未发现有这三篇跋尾的记载.     

关于968年京兆府国子监里的《佛道图文碑》

北宋初期长安的国子监出现了一块特殊的石碑:《佛道图文碑》.此碑碑身高133、宽67厘米,两面共刻有五篇经文(一篇佛教经文和四篇道教经文)及三幅卷首图,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1].正面(碑阳)制作于乾德六年(968),上部为佛教的《佛说摩利支天经》(带卷首图),下部为道教的《黄帝阴符经》(带卷首图).后刻的为背面(碑阴),制作于太平兴国五年(980),由上至下为道教的《太上老君常清静经》(带卷首图)、《太上升玄消灾护命经》和《太上天尊说生天得道经》.各段经文分别记有施主、书者、刊刻者、绘画者姓名.明代以来,此碑的两面分别以拓片的形式流传,曾发表过一些关于碑文书法的评论,但一直没有完整的介绍,更无专题研究[2].笔者在数次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撰得此文,记录和讨论如下.     

《茅斋自叙》记载的女真生活习俗与宋金关系

<茅斋自叙>是马扩出使辽金之记录,今天虽然没有保存下来,但<三朝北盟会编>等书大段引录,虽非完帙,亦可看出其书大体概貌.书中所记女真生活习俗和宋金关系,皆为马扩亲身之经历,多有他书不载或语焉不详之处,是我们研究女真生活习俗和宋金关系的重要资料.     

夜讀偶記

"唐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西教入中国之始,故西人屡欲盗去。前年有某国人欲盗此碑,已刻膺者谋易原石。适吾友方君以告。予乃亟白之学部尚书荣协揆,电陕抚令迅移至碑林,并着地方加意看护,此碑乃得无恙。某国人不获已,乃运膺刻之石以去。" 见罗振玉著,客庚校《俑庐日札》。此稿最初编成于光赭戊申(即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后发表于《国粹学报》,"民国二十三年"容氏校订重     

《新唐书·地理志》记述的歙州

<新唐书>卷41<地理五>将宣州、歙州和池州同列于江南西道,<旧唐书>卷40<地理三>记歙州属江南东道、宣州和池州属江南西道,两书所记不同,必有一误.细加分析,<新唐书>所记或有谬误.     

《里堂书品》辨伪

<里堂书品>(以下简称<书品>),抄本,浅绿格,每叶11行,每行24字.卷首目录题为"里堂焦氏书品",下署"廷琥手录".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名为<里堂书品>.郑伟章先生在<文献家通考>中曾说:"(焦循)藏书多有题识.其子焦廷琥辑为<里堂书品>五册,系雕菰楼绿格抄本,有题跋之作四百四十九篇,多集部书."①以为该书是焦循的"题识"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