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伏虎形器和“虎子”的问题

一两汉至隋唐墓中,常见一种有提梁的伏虎形器和一种有提梁的圆体形器,考古报告通称之为“虎子”,认为是男性用的溺器。对后一种“虎子”的定性,大家无异议,但对前一种“虎子”,则存在不同看法。有人认为伏虎形器常与饮食器同出,应是水器、酒器或食器、茶具;也有人认为“虎子”因器形不同,用途亦异,有提梁的伏虎形器是水器或酒器,有提梁的圆体形器才是溺器。50年代时,文物考古刊物上曾为这个问题发生过一场辩论,然因此物难登“大雅之堂”,又不合时宜,几篇文章过后便沉寂下去了。70年代以来,伏虎形器     

“虎子”的用途及相关文化

在博物馆藏品中,常可见到一种被称为“虎子”的陶瓷器,它们虽大同小异,历来人们对它的用途却说法不一。有：溺器说①、盥洗器说②、酒器说③、水器说④、洒水器说⑤等,各说都举出了自己的理由。于是,在不同的论著、图册、辞典中,便出现了一器多释的现象。“虎子”究...     

刍议青瓷虎子的用途

青瓷虎子是汉、六朝墓中常见的随葬品之一.关于它的用途,当今古陶瓷研究界尚有两说:一说是盛溺的亵器,俗称便壶;另一说为盛水器.新版《辞海》“虎子”条下,亦有类似的记载.但笔者根据历年来出土的青瓷虎子,并结合文献资料加以分析,认为它是溺器,而不是水器.一、赤乌十四年青瓷虎子铭文的启示.1955年江苏南京光华门外赵史岗第4号墓中出土的一件三国时代越窑青瓷虎子,器身右侧釉下刻划“赤乌十四年会稽上虞师袁宜作”;左侧横背近提梁下方还竖刻“矢乃宜”字样.     

溺器“虎子”之后，当称“马子”！

2002年12月13日的《中国文物报》,刊载了容达贤先生《青瓷“虎子”用途问题的再研究》一文。文章以丰富文献资料与文物实体相结合的综合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从‘虎子’的器物造型特征和2000多年来相关器物的传统实际使用情况考察,将其用途定为溺器是合乎实际的。”考证的方法是正确的;得出的结论更是可信的。不过,也就是在这篇美文里,留下     

浅析古代虎子造型装饰艺术

<正>虎是一种盛器,因其形如虎而得名,至于用途,在古代文献中有多种解释,主要有两说,如东汉郑玄曾谓:"亵器、清器,虎子之属。"也就是说,虎子这种器物,既可作便溺之用的亵器,又可作盥洗之用的清水器。现代考古资料表明,此说似有一定道理。虎子起源于东周时期,青铜制作,初成虎形,至汉代已有陶瓷虎子且比较子     

巴族崇“虎”考

原始人们普遍认为,一个氏族集团中的一切成员都起源于某种动物或植物或其它物体或现象,而这种动物或植物或其它物体或现象也就成了他们的图腾①。这便是原始宗教式的图腾崇拜。古时候（指上古时期）的巴族曾是中国南方的大族,她们自然也不例外,是一个以“虎”为图腾崇拜的民族,这在文献史籍中已屡见不鲜,如巴人“魂魄世为白虎”、“弱头虎子”、“白虎复夷”、“白虎夷王”等,无疑说明巴族是崇虎的民族。考古发现的资料中也充分证明,在巴族主要活动的区域湖北、湖南、四川、陕西等地出土的一些巴人的青铜器上都见有专门铸造和精心雕…     

论敦煌文献中的“舞剑器”

本文就唐代以来,敦煌文献中有关“舞剑器”的内容进行阐释,以了解剑器舞的传承渊源和演变历史,以及其精神。从而进一步探索“舞剑器”与“武术”之内在联系和传承关系,这对我们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印证价值。     

战国至汉代漆木虎子初步研究

以往关于虎子的研究,主要以汉六朝以后的青瓷虎子为研究对象,而对于较早的漆木虎子涉及较少。本文结合近年来安吉五福楚墓出土的考古材料,尝试对战国至汉代漆木虎子的器型、制作工艺、用途及命名等问题进行一些初步探讨。     

“大唐”巡礼

南京十三中大唐文学社,原名为“春蕾”,曾改称“鸡鸣”、“玄武”,现为“大唐”,社刊《石山钟》已编辑13期；校报《十三中》已编辑80期。社内涌现出多名国家、省市级竞赛金奖获得者。连续三年有高考作文满分获得者(吴婧、蒋昕捷、姜寥晨),全国“十佳文学少年”刘冬阳已出版长篇小说五部,学生作品     

“参拜靖国神社”来龙去脉

“参拜靖国神社”来龙去脉高兴祖靖国神杜,原是日本神道教专门祭祀历次战争中阵亡者的神社,建于１８６９年,原名“东京招魂社”,１８７９年改称靖国神社。神道教,从明治时期起,日本政府就把它作为国家宗教,以崇拜天皇为中心,以“尽忠报国”为主要教义。相应的,神...     

说“商”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认为玄鸟、帝、商、汤四名是相通的,“商”是成汤灭夏后建国才有的国号,“商”音由“汤、唐”来,字形由帝(玄乌)来。商族自建国后一直自称“商”,武王克商后,周人才改称“商”为“衣”、“殷”。     

“汗血马”与丝绸之路

“汗血马”与丝绸之路侯丕勋一、“汗血马”的神奇传说汗血马是古代西域的一种神奇之马,有关它的信息,是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时带回中原的。张骞回国后向汉武帝报告说：大宛“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史记·大宛列传》）。张骞所谓“汗血马”之说,道出了大宛...     

海昏侯墓出土“籍田鼎”的性质与年代

“籍田鼎”与海昏侯墓所出酎金均用于宗庙祭祀,为西汉皇家举行籍田礼之礼器。根据“籍田鼎”的器型特征、铭文格式及相关文献记载,可知其虽为昌邑国所制造,却并非用于该国,而是昌邑国用以上供却不被接受的宗庙礼器,也是墓主复杂多舛的人生经历之见证。“籍田鼎”的制造年代下限并非刘贺受封海昏侯之前,而是在除国并郡之前。通过对同出的“昌邑铜器”纪年与文献记载籍田礼举行时间进行比对后,可以将其制造时间进一步推测为汉昭帝始元元年（前86年）。     

读金随札——内史亳同

本文经对内史毫同铭文的考释认为:1.该器属于康王之世;2.作器者亳可能是见于文献的作册度;3.器名为见于同篇的饮酒器——同,而该器器形是以往所称的觚,应当根据此铭改称作同;4.同当来源于竹筒。     

“梅州”定名辨说

“梅州”名之来历,众说纷纭:有的说:“州本地有梅峰、梅水,即谓以山水得名’’;有的说:“因其地多梅花,并有梅口镇及梅溪,故以梅为名”;有的说:“梅州得名实由于当时本地有‘梅溪’(即今梅江)、‘梅口镇’(即今松口)”有的说:“‘恶溪’改称‘梅溪’、‘敬州’改称‘梅州’,都是取义于‘梅王封地’而来”。还有的说;“当地盛产煤,煤、梅谐音”……     

长沙西汉泥（金）钣——“金”、“千金”

笔者读《史记》、《汉书》等古代文献时,经常对文中“金”与“千金”的理解感到很困惑。因为文献中的“金”往往是指铜,有时是指某种货币单位——钱,有时则指黄金,莫衷一是。长沙出土的泥质冥币——“金”钣,呈方形。质地疏松,手捏即碎。它与陶瓷的坚硬程度显然有别。故称泥质冥币。根据印文多少,大致可以分为四式:Ⅰ式:器号:64231。呈长方形,正面两个方格内分别印“金”字,长47mm,宽30mm(图1)。Ⅱ式:器号:56684:12。呈长方形,长57,宽55mm。正面有4个方格,每格各印一·42·“金”字。它与“两”字泥钣共存。1964年长沙左家塘窑厂M14也出土…     

不是“切克”是“道勒”——对伊塔阿三区“货币名”与“货币单位名称”之考证

老友谷梦麟先生寄给我一篇由网上下载的文章：《伊塔阿三区“劳动人民图”邮票发行和使用的研究》,作者为湖北集邮网的常珉先生（以下简称“常文”）。文中说：“三区革命时期流通的货币币值名称为‘切克’,‘劳动人民图’邮票上（虽）未印明货币单位,但它的单位就是‘切克’,……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最好将这套邮票的币值单位改称为‘切克’好了。”     

“史”考

一通过对先秦文献典籍的检索,我们发现古人对“史”的用法主要有这样五种类型,或古人对“史”的用法中包含有这样五种含义。第一种是用“史”来泛称“史官”①。这种用法最为普遍和常见。其中,它里面又包含有三种略有差异的情况。一者是笼而统之的。比如,《左传》里有...     

西汉“三囷共厨”铜鼎及相关问题

陕西考古博物馆收藏一件兴平北吴墓地M64出土的西汉铭文铜鼎,其器盖和器身皆刻有铭文“三囷共厨”。根据铜鼎的形制和铭文内容判断该器应为西汉中期铜器。文献中鲜见有关“三囷”的记载,笔者结合秦汉时期地理命名的原则,并通过与其他“共厨”类铭文进行对比研究,推测“三囷”可能是西汉时期的一处皇家宫苑。“三囷共厨”铭文反映出西汉时期“共厨”类铜器的分布范围十分广泛,该类铭文铜器受到不同层级机构的使用。“共厨”铭文正是相关职官管理器物时所留下的錾刻记录。     

“司(?)母”考——殷墟“妇好”墓器物铭文探讨之七

殷墟妇好墓器物铭文中,铭“司(兔丂)母”者二十六器,计有方壶、圆斝、圆尊各一对,觚十一件、爵九件,铭文均为正书(图一,1、2、7)。另外,有大方尊二件,器底亦铭“司(兔丂)母”,但在“(兔丂)”旁多一“癸”字,铭文为反书(图一,6)。此二件方尊与前面二十六器当是一人之物,故妇好墓共有“司(兔丂)母”之器二十八件。在妇好墓不同铭文的铜器组中,“司(兔丂)母”组仅次于“妇好”组,足见此组铜器之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