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筑剿匪（上）

贵州解放前夕,贵州省政府主席谷正伦和省保安司令韩文焕等依据蒋介石秘令,着手制定应变计划,开办“反共游击训练班”,妄图集训地主、恶霸、军阀、政客、特务、土匪、帮会骨干和党团骨干等“反共中坚”以对抗解放大军。“反共游击培训班”从1949年8月在贵阳开办,受训人数达1600余人,这些反共骨干后分派至全省,而地处省会贵阳城郊的贵筑县,是他们隐藏和活动的重要据点之一。     

析抗战时期国民党既联共又反共的两面政策

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共同进行并取得胜利的。国民党在抗战中对共产党采取的既联共又反共的两面政策,在当时既有积极作用,又有消极作用。剖析一下国民党反共政策的根源和危害,不无观实意义。一国民党的反共政策有较深的历史渊源。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集团即确立“清党反共”政策,公开宣称要用“决绝手段”,“必以至大至久之恒心与毅力,肃清潜伏之共产分子、绝其根株。”宁汉合     

一级上将何应钦（连载16）

十六开国勋臣无意逼宫铸大错嫡系福将有心撤退获良机 为排除“四一二”蒋介石清党反共的后顾之忧,何应钦首先解除了共产党人林祖涵（伯渠）率领的留守南京的三个主力团的武装,林祖涵侥幸脱险。南京的“孙文主义学会”成员统一在何应钦的指挥下,站到反共的第一线.     

大珠山围歼登陆匪特

1950年5月,台湾的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网罗从山东胶东地区逃到台湾的反动头目、地主恶霸分子,组成了“国防部山东地区人民反共救国军”第1、第2纵队,共105人,由“国防部山东地区反共救国军第1纵队”少将纵队长、“国防部保密局青岛地区流动组”组长郭立茂和“国防部山东地区反共救国军第3纵队”少将副纵队长江振钰率领,在胶南县（今胶南市）大珠山东南方的南小庄海岸登陆。我当地军民立即投入了歼灭国民党登陆匪特的战斗。     

叶挺将军在上饶集中营

1939年底到1940年3月,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被击退之后,又开始策划第二次反共高潮。闻名中外的上饶集中营就是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皖南事变”的产物。     

从“反攻大陆”到“中国教育”

国民党退守台湾的前十年,用严厉的军事手段管理社会,不许有任何异议之声。思想上,国民党动用一切教育和宣传机构,鼓动反共情绪,宣传“反攻大陆”的政策。简言之,“反共”和“反攻”是国民党立足台湾的两项基本意识形态,几乎是“天天讲、年年讲”,可以说将近有两代的台湾人都受过这种洗脑。     

1928—1937年的张静江

１９２８—１９３７年的张静江赵兴胜（一）张静江,原名人杰,浙江吴兴南浔人,著名的国民党右派分子。１９２７年积极支持蒋介石的反共活动,“朝夕与总司令商讨清党大计”,是“四·一二”反共事变的主要策划者,被蒋介石称为“革命导师”①。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负责...     

一个不可忽视的国民党政治派别——再造派

再造派是国民党统治集团内拥胡反蒋反共的政治派别。它曾提出“再造”、“复兴”国民党的口号;公开申明“倒蒋”、“反共”、“抗日”的政治立场;发动过颇有影响的倒蒋运动。但是,因为没有制定政治纲领和成立组织机构,往往被人们所忽视或遗忘。本文对再造派的形成、政治主张、主要实践活动及其解体,作以肤浅的探讨,以引起史学界的关注。     

“四一二”政变前的庐山密谋

“月晕而风，础润而雨”，凡事都有个起因，都有一种先兆。蒋介石制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实行清党反共，也绝非偶然。远可追溯到１９２６年的“中山舰事件”，近则是１９２７年初在庐山的反共密谋。 盟兄盟第聚庐山 隐身仙人献诡计 １９２６年，蒋介石窃取了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之后，实行军事独裁的野心日益暴露，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蒋介石更日趋反动。１１月９日，他在南昌成立了总司令部，已决心实行清党反共，并开始做积极的准备。为了进行反共策划，他首先从广州招来了盟弟戴季陶和亲信吴铁城。 戴季陶是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     

邵元冲日记——1926年1月至7月(上)

邵元冲1926年1——7月间的日记,具体记述了他在此期间内奔走于宁沪之间,主持国民党上海“中央执行委员会”工作、创办“中山学院”、与“西山会议”派共同策划反共、制造国共分裂以及应蒋介石之招去广东与之合作,出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青年部部长的经过情形,对其个人的政治见解、国民党内部派系矛盾、蒋介石制造的“中山舰事件”及其反共“清党”计划亦有所记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段历史,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特予公布。     

有关毛泽东对国民政府抗战态度评价的研讨

毛泽东对国民政府抗战态度的评价,大致经历:积极抗战、反共准备投降、反共投降与反共抗战交替变换、积极反共消极抗战、峨眉山观战下山摘桃子几个阶段.评断前后不同,是出于政治需要,随着国共关系和国共力量对比的变化而变化.国民政府"积极反共、消极抗日"说影响巨大.现在抗战史学界出现了修正此说的趋势.史学研究必须从史实出发,不能以领导人物的论断为依据.     

国民党镇压广东农民运动及其影响

国民党在广东清党反共中,使用武力镇压其全力扶持过的农民运动,引发和放纵土豪劣绅民团对农会和农民进行疯狂报复。国民党内一批与广东农村封建势力有紧密联系的“腐化分子”,公然勾结土豪劣绅摧残农会压迫农民,并将清党反共之火,烧到一帮曾经遵照“总理遗嘱”而努力国民革命的“忠实同志”、“总理信徒”、“革命青年”、“真正国民党员”身上,使国民党走上政治腐败之路。国民党因镇压农运而丢弃农民,深深地埋下日后失败的祸根。     

一部还原三青团历史的新著——简评《蒋家父子与三青团》

三青团,全称为三民主义青年团,是民国时期的一个多维党派组织,由蒋介石赋予“组训全国青年”的任务,奉行国民党的“溶共—限共—防共—反共”的总方针。在其总体活动中,曾经有过一段与中共合作抗日的一致性和革新政治的正义性,但更多的是以反共为首务(如收集反共情报、破坏进步青年学生运动等),在当时就有一些人视其为“一种特务组织”,后来在政治上又被定为“反动党团”。因而以往史学界对其很少问津,更鲜有将其列为重要研究课题者。在目前中华民国史和中国国民党史的研究中,关于三青团的研究虽不乏佳作,但从总体上看还比较单薄,尚无全面系…     

中共福建省委在永泰的三年红色革命

1943年春．正当全国抗日战争处于关键时期,国民党顽固派却继续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4月．国民党第三战区调集重兵．向闽北福建省委机关所在地发动全面军事“围剿”．妄图消灭中共福建省委以及闽北革命武装力量．省委驻地建阳太阳山方圆200里内顽军密布．闽北局势十分严峻。省委为粉碎敌人反共阴谋,跳出敌人包围圈．继续领导全省人民抗日武装斗争．决定南迁到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闽中。     

建国初期江西人民政权的巩固

一、活捉匪首黄镇中１９４９年３月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方天秉承其上司的旨意召开“应变会议”,部署所谓“人不离枪,枪不离乡”、“就地坚持”、“山区联防”的应变计划,网罗反动党团骨干、特务、恶霸、残兵败将、散兵游勇和惯匪,组织敌特与武装结合的多股政治土匪,在赣西和豫章山区成立两个绥靖司令部,下辖２２个“青年救国军”支队,在赣北建立“闽浙赣反共救国军”、“赣北游击队”,在赣南建立“赣西南游击队总司令部”、“中国人民反共自由军”、“闽粤赣军区第四分区”等。全省境内各种番号的大小股匪２９０余股。解…     

触目惊心的山西“十二月事变”——阎锡山发动“事变”玩火自焚记

1999年是阎锡山发动山西“十二月事变”玩火自焚的60周年.当这一难忘的日子来临的时候,作为当年那次“事变”的幸存者,我不禁想起在抗日战争中,阎锡山倒行逆施发动那次“事变”的情景,想起“事变”爆发后,我所在的山西新军决死队指战员,为了坚持抗战到底,被迫奋起自卫反击和中共中央妥善处理“事变”的正确方针.倒行逆施发动“事变”1939年,正当我国抗日战争在战略上由防御转入相持阶段的关键时刻,蒋介石适应侵华日军“和平”诱降阴谋的需要,违背全国人民坚持抗战到底的意愿,颁布了《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和《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反动文件,在全国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接着,阎锡山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山西“十二月事变”,由抗战初期的“联共抗日”变为“联日反共”,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战功勋卓著的山西新军决死队和牺盟会,强加以“叛军”、“反动组织”的罪名,调动他统帅的山西旧军,要“讨伐、消灭”.为此,阎于1939年11月1日,密     

暴风骤雨十万山（下）──电影《英雄虎胆》与粤桂边区“反共救国军”总指挥韦秀英

暴风骤雨十万山（下）──电影《英雄虎胆》与粤桂边区“反共救国军”总指挥韦秀英黄继树４、十万大山同时使两个女人成名国共双方,都把眼睛盯住了十万大山。十万大山同时使两个女人成为不同意义上的巾帼英雄。这两个女人,一个是年过半百的粤桂边区反共救国军总指挥韦秀...     

建国初期“一边倒”外交方针的形成

关于建国初期“一边倒”外交方针的形成,学术界普遍认为是当时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和美国长期对华实行“扶蒋反共”政策所致。本文不完全同意如上说法。     

蒋介石从"三二0"到"四一二"的心路历程

蒋介石从“三二0”走向“四一二”,从尝试“限共”最终走向公开反共,经历了一个相当复杂的并且是充满了矛盾心理的转变过程。其实,蒋介石并没有像以往一些著作所说的那样,从“三二0”之后开始,就处心积虑地准备清党反共。相反,走向“四一二”最初并不在他的设想之中。其对容共政策的态度转变,固然带有某种程度的必然性,但也带有相当程度的偶然性。深入考察蒋在这一过程中心态与环境矛盾冲突的复杂情况,对全面了解国共两党历史恩怨的形成或能有所帮助。     

在周副主席身边的日子里(下)

我在周恩来副主席身边的几年时间内,他的延河坠马事件也是我终身难忘的一件大事之一。 1939年6月,因为国民党反动派连续制造了“河北冲突”和湖南的“平江惨案”等较大的反共摩擦事件,周恩来不得不从重庆返回延安,同党中央、毛泽东商量解决反共摩擦的具体办法,我也就随副主席回到了延安。那时,由于日本侵略者对延安城进行狂轰滥炸,延安住房挺紧。副主席因为常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