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889-1892年瘟疫大流行与伊朗社会抗议运动

1889—1892年伊朗恺加王朝统治后期暴发了一次全国性的传染病疫情。这次疫情表现出输入型与本土型多种烈性疫病相互交替、叠加暴发的特点,造成了极高的感染率和病亡率。此次疫情全国性大流行是伊朗对外商贸及人员往来密切、恺加王朝治疫举措成效不显著、城市人口快速增长及其生存环境恶劣、对瘟疫缺乏科学认知等多重因素的结果。疫情期间伊朗国内还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运动,这并非是历史的巧合,伊朗民族主义者将殖民者和宗教少数派污名为瘟疫传播者,进而为其发动抗议运动提供了绝佳的历史契机。在抗议运动中不仅神职人员和世俗知识分子的领导力和影响力得到空前提高,而且伊朗社会也形成了反对恺加王朝和外国殖民势力的民族觉醒氛围,从而为1906年宪政革命的爆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巴列维王朝时期伊朗妇女社会地位研究

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是巴列维王朝推进社会全方位改革的重要内容。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果,在教育、经济、政治等方面都取得了进步,但妇女问题仍未获妥善解决。本文主要从教育、就业和参政权三个方面对巴列维王朝时期妇女的社会地位进行研究。     

加洛林王朝代际更替中的疆土分治与王国一体

加洛林王朝的统治者受法兰克习俗和墨洛温王朝先例的影响,为确保王位的传承、满足儿子的欲望、更有效地治理王国,常安排儿子分治疆土。查理·马特、矮子丕平、查理曼、虔诚者路易及其三个儿子共五代七位统治者,都注重通过分治和调整疆土来维护王族团结。在父子分治、兄弟分治、叔侄分治和混合分治四种权力格局中,国王们都采用多种手段维护王国一体,比如禁止部分儿子的继承资格、禁止分王国再分治、强化长子地位、兼并或分治绝嗣之王的疆土、频繁会商、联手打击异姓异族。因此,疆土分治并不必然导致国家分裂,亦可有利于王国一体。     

西方的宪法理念及与中国的对比

人类社会演进的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共同规则的制定,宪法则是国家政治生活的根本规范。西方国家的立宪进程深刻影响了宪法理念的演进,民主、法治、人权、权力的制约与平衡等的这些西方宪法理念植根于西方社会,这些理念的产生和实践绝非朝夕可成。中国自清末以来,颁布了诸多的宪法和宪法草案,但西方那套宪法理念和精神却未在中国生根发芽,中国也未走上宪政之路。中国的传统、文化与民族性与西方是截然不同的,移植西方的那套宪政规则绝不适合我国国情。     

论清末新政时期两江总督端方与“不缠足运动”

清末新政时期,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在内忧外患的压力下,清朝统治者不得不通过实行新政以自救。对于缠足等陋习,端方历来秉持的批判态度,也因新政的逐渐深入而不断加深,出国考察归来后,端方更是将缠足等陋习上升为影响国家富强的重要因素。在两江总督任职期间,端方为此颁布了一些措施,取得了相当的成效,对妇女解放,提高妇女地位有重要作用,同时也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     

中国城镇土地非均衡扩张路径与治理策略研究

用经济学中的资源配置理论解释城镇土地非均衡扩张,根据城镇土地扩张的机理不同,把城镇土地分为工业用地、居住用地、基础设施用地,并分别考察了其非均衡扩张路径,在此基础上,从"制度环境-政绩目标-政策工具"三方面提出了非均衡扩张的治理策略。结果认为:招商引资过程中竞相以低地价供地导致了工业用地非均衡扩张;对土地财政的过分追逐导致了居住用地非均衡扩张;地方政府为攫取政治晋升资本,大兴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导致了基础设施用地非均衡扩张;为系统控制城镇土地非均衡扩张,应在"制度环境-政绩目标-政策工具"三个层次上制定相关治理策略。     

“地方史研究的新视野：中国古代边疆的开发与治理”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4年4月25日,《中国史研究》杂志社与西江历史文化研究院共同主办的“地方史研究的新视野：中国古代边疆的开发与治理”学术研讨会在广东肇庆召开。研讨会以中国古代边疆的开发与治理作为切入点,拓展地方史研究的视野,将以地方社会为主体的地方史研究与以王朝政府为主体的边疆史研究相结合,探究王朝政府与地方社会的互动。此次会议共有20余位学者参与讨论,其重点集中于岭南和西南边疆,体现出浓郁的地方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