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并未在国民党二大上对蒋介石做出让步

学术界不少人认为,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由于中共领导人的右倾,使原先地位并不高的蒋介石一下子跻身于国民党的领导核心中,成了与汪精卫地位相当的显赫人物,为蒋介石尔后从事反共阴谋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这是中共对蒋介石的第一次大让步,即政治上的让步。本人认为此说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全面抗战前红军改编谈判中的国共较量

中共是蒋介石的劲敌,也是西安事变善后的主要对象。蒋介石欲收服中共,中共要联蒋抗日。双方不同利益取向却有共同的抗日诉求。抗日促使双方和谈,以达成共识。红军安置问题是双方谈判的重中之重,以此为中心,国共展开较量,围绕红军防地、人数、编制和领导权等进行博弈。蒋介石极力压制中共要求,中共借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还未完全撤离西安,以及国内的抗日氛围,要求蒋介石满足红军改编条件。受国际博弈和国内政争影响,蒋介石在红军改编问题上时而妥协、时而强硬,中共有限度忍让同时对原则性问题坚决不让步,最终蒋氏不得不妥协,在人数和编制上满足中共要求,但蒋介石觊觎红军领导权并欲控制中共,加之掌控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导致红军改编未能实现。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对宪政的态度

随着抗战进入尾声,蒋介石对宪政的态度由消极变为积极,而战后的新形势和日益临近的宪政对其政治策略产生了重大影响。政协会议上,蒋对中共和中间势力做出重大让步。政协决议对国民党宪政设计的更改,在国民党内激起轩然大波,蒋发觉事态发展已出乎自己预料之外。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蒋对宪政的态度暗中转变。在蒋的默许下,国民党虽未公开撕毁政协决议,但政协决议事实上已不能为国民党所执行。会后,蒋介石受党内强硬势力影响,对宪政的态度从温和的积极一变而为强硬的积极。中共态度也随之强硬,最终国共两党在宪政问题上分道扬镳。     

西安事变前夕的潘汉年

1998年是“西安事变”52周年,在纪念这举世震惊、完成全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事件时,我们不能不怀念那些为促成国共合作而作出贡献的英雄们。潘汉年——这位我党在秘密工作战线上的传奇人物就是其中之一。莫斯科王明点将1936年1月初,正在莫斯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潘汉年被团长王明叫去谈话。王明要潘汉年代表自己去同国民党驻苏使馆武官进行谈判。1935年,长期以来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在对中共的态度上也有所变化。最初,他很想通过苏联对中共施加影响,使中共能够服从他的统率。基于这个想法,他和苏联驻中国大使鲍格莫洛夫…     

蒋何以邀毛,毛何以应邀?——美苏两强与重庆谈判的关系(上)

正重庆谈判发生于1945年,国共两党代表,特别是两党领袖蒋介石和毛泽东聚首一堂,决定共同合作,和平建国。这是两党关系史上的大事,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大事。多年来有关研究已多,我自己也曾写过《如何对待毛泽东:扣留、"审治",还是"授勋"、"礼送"?》一文,考察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的心态变化,见于拙著《找寻真实的蒋介石》第1辑。但是,还有一些重要问题若明若暗,并不清晰。本文将重点研究美苏两强和重庆谈判的     

周恩来的十五次苏联之行

正一、赴苏参加中共六大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与帝国主义相勾结先后发动"四一二"、"七一五"政变,叛变革命,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投降主义者放弃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一再妥协退让,致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遭受了十分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全国上下笼罩在一片浓重的白色恐怖之中。考虑到国内形势和党的组织状况,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共六大决定在苏联莫斯科召开。作为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事部部长和中央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反帝主张的变化及其影响

反对帝国主义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之一,同时亦成为国民革命的基本目标。在早期,中共反帝方针的基本内涵和主要任务,便是废除不平等条约。1927年汉口"一三"事件发生后,中共的反帝方针发生变化,从主张废约趋向于彻底清除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变化原因,除了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和群众斗争的高涨之外,与共产国际的指示有着密切关系。中共的急进方针扩展了国民革命的反帝斗争,也由此与国民党发生矛盾,对国共合作的格局产生相应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促使国民党加速分裂进程。为了尽快建立全国政权,国民党对帝国主义的态度愈益走向妥协。又由于在领导权、工农运动、土地运动等问题上的冲突,先是蒋介石发动政变,继而汪精卫实行"分共",国共两党终于分道扬镳。     

皖南事变的发生、善后及结果

蒋介石国民党并未有过一个明确的旨在处心积虑消灭皖南新四军军部的蓄谋。皖南事变的发生存在着某种必然性,这是因为,它与国民党坚持限制中共军队发展,要求其限期离开长江两岸北移冀察的强硬态度有关,且与中共中央必欲独立自主,坚持大力发展经营华中地区的政策有关。但它同时也具有相当的偶然性,因为它也与中共方面出于对国民党的高度戒备心理,拖延北移时间且必欲选择一条出乎国民党人意料的北移路线,和国民党恰好在皖南新四军逾期南下之日,完成了围堵部署,封住了新四军南进东去之路的巧合有关。同样,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也不曾有过要在更大范围内对中共动武的计划。换言之,并不存在着美苏及国际舆论的反对和日本人的突然进攻,打乱了国民党人发动更大规模的剿共战争的阴谋的情况。而就中共中央来说,受到莫斯科态度的影响,它在这段时间里对国民党的政策估计和对事变的应对态度,也曾有过一个颇为复杂的变化过程。     

蒋介石与1945年昆明事变

发生在1945年10月的昆明事变,是国民党中央政府与云南地方当局为争夺省政控制权而多年博弈的结果,也是国民党领袖蒋介石和"云南王"龙云强势个性碰撞的产物.事变以龙云解职离滇、国民党中央政府和蒋介石获胜而结束.惟衡以实情,龙云解职后,云南仍未完全听命于国民党中央政府,蒋介石亦不能不表示向现实的妥协,且事变对其后云南政局的发展有深远影响,故国民党中央政府和蒋介石解决龙云之举,其得失非断然可判,未可一概而论.     

20世纪70年代初台湾当局对美“外交”与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

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前一年内,在尼克松政府的要求和现实的压力下,台湾当局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不断让步,但最终还是没能保住其在联合国的席位。在决策过程中,蒋介石表面上不断展示强硬立场,实质上却并非如此。他手下的高级"外交官"们为保住台湾当局在联合国的席位而倾向于妥协,但在威权体制下难于向蒋介石进言。     

友党不友:1947年国民政府改组之政党杯葛

1946年底国民党召开"制宪国大"后,不顾中共与民盟的抵制,于1947年拉拢民社党与青年党两"友党"进行政府改组,组成多党联合执政。民、青两党试图利用此次机会积极参与政治。青年党要求甚多,民社党意见分歧。蒋介石面对政党杯葛,为迅速完成政府改组,被迫多方沟通,妥协退让。国民党虽完成了改组,并继续占据政府主体地位,却不得不分身处理复杂的政党关系。政府改组加剧了国民党内外政党纷争,政局更为不稳,国民党政府进一步走向虚弱。     

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台前幕后(上)

1940年秋冬,在判断蒋介石有无联合日本夹击八路军的阴谋的问题上,毛泽东与莫斯科之间发生意见分歧。几经往复,毛泽东最终放弃了先发制人,集中15万精兵进入甘肃与河南,打破日蒋夹击的军事行动计划。紧接着,皖南事变发生,新四军总部近万人大部分牺牲,部分被俘,蒋介石公开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了新四军的番号。毛泽东再度提出政治上和军事上同时采取攻势的策略,并多次告诫莫斯科不要再向蒋介石国民党提供援助,双方为此又一次发生重要意见分歧。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不能不考虑根本改变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这既是中国革…     

蒋介石与抗战初期国民党的对日和战态度——以名人日记为中心的比较研究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约半年时间里,国民党高层人士之中一度失败主义、悲观主义情绪弥漫,议和甚至乞和的主张若暗若明。蒋介石本人在和战问题上也不无踌躇,在作出抗战决策之前有过犹豫,对国际调解、大国介入有过不切合实际的期望。但在这一期间的重大关头,蒋介石最终克服了动摇和干扰,抵制了"低调"妥协的主张,在领土和主权问题上表明了严正立场,确立了战时体制,主导、引领国民党作出抗战决策并予以实施。     

走向"团结"——国民党五全大会前后的蒋介石与西南

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是象征着国民党在国难危急关头走向"团结统一"的标志性事件.本文将以最新公布的<蒋介石日记>,辅以其他相关当事人的日记、信函,结合当时的舆论,通过还原国民党五全大会前后西南与中央间走向"团结"的过程,力图揭示"团结"表象背后的武力威慑、派系纠葛与权谋运用.1934年底,蒋借红军西撤之机,入黔、拉滇以制粤桂.在战略上居于主动地位前提下,蒋欲借五全大会召开之机,通过"党权"的让步与妥协,促成西南与中央间的"复合".然而,因双方在实际利害面前各不相让,加之心理上的壁垒森严,这一形式上的"团结"并未增进双方实质上之凝聚力.中央与西南间之"团结"仅昙花一现,很快又重回到武力解决的旧轨.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党基层控制政策的新趋向——兼论中共相关政策对其的影响

早在大革命时期,中共的严密组织以及有效的民众动员力,就给蒋介石等国民党人士留下深刻印象。国共分裂后,中共充分发挥了民众动员的能力,走上了武装割据的道路,作为竞争对手,中共在基层社会成功的动员和组织经验给国民党以极大的刺激,国民党在1930年代后期以及1940年代所采取的诸如严密地方组织,提高国民党党部在地方行政活动中的地位以及在基层民众中发展国民党党员,将国民党势力渗入各种民众团体之中,博取民众对于国民党的同情等新政策,明显受到中共相关政策的触动。国民党对中共相关政策的借鉴程度,与中共的实力发展基本呈正相关状态,但由于国民党工作重心与体制的不同,中共成功经验的精髓并不为国民党所掌握,相关政策多停留在文本上。由于国民党不便于公开宣称向被他们污蔑为"共匪"的竞争对手学习,因此中共相关政策对国民党的影响长期为公众所忽略。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侨务工作探微 ——以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为例的分析

论文从国共合作抗战背景下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的组建情况、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的发展及国民党态度的转变、国民党对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的遏制及中共的应对策略等方面,探讨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侨务工作。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在干部构成、组织建设和斗争策略方面,受到中共的深刻影响。在中共的引领下,该团在东江流域积极开展民众运动,扩大政治影响,呼应东江抗日游击队的武装斗争。国民党中央在确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路线方针后,对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从容忍转向防范。广东军政当局制造"博罗队事件",企图取缔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在中共的指导和帮助下,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坚持其自身作为华侨团体身份的合法性,得到海外华侨的支持和声援,迫使国民党方面做出让步,使得"博罗队事件"和平解决。引领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参与抗战,是战时中共侨务工作由海外推展至国内、将华侨工作和民众动员相结合的新策略。在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问题上与国民党的合作与斗争,则扩大了中共在海外华侨中的政治影响,维护和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谍战玫瑰”沈安娜

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中,蒋介石培养了以戴笠为首的许多特务,他们试图通过暗杀中共的进步人士和高级将领来达到消灭共产党的目的。为了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中共也培养了一大批红色情报人员。沈安娜就是潜伏在蒋介石身边的红色情报员。她作为蒋介石身边的速记员,将蒋介石的一举一动全部过滤整理成重要情报,输送到了中共高层领导人的手中……     

陈公博何以被国共两党开除党籍

陈公博，一个极不光彩而又下场可悲的人物。在他身后，留下永久的骂名。 他最早加入中国共产党，当上了中共“一大”代表，担任了中共广东支部主要负责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有过一些作为，然而，他却被中共开除了党籍；后来，他又加入了国民党，一路飞黄腾达，担任过国民党各种显赫要职，红极一时。可是，也被国民党两次开除了党籍，并于 １９４６年６月３日被国民党司法当局处以极刑。 纵观陈公博的人生轨迹，他在政治漩涡的“棋局”中，他的思想是极其复杂的，他的政治立场是动摇而多变的，投机变质，导致他成了历史的罪人。 １５岁反…     

战后中共“和平、民主、团结”总方针的确定及其转变

抗日戗争胜利后,中共中央在“七大”方针的基础上,确定了走和平发展道路及“和平、民主、团结’’的总方针。此后,中共中央领导解放区军民,以自卫战争的形式,对国民党消灭人民军队和解放区的企图与发起的进攻进秆了坚决斗争;同时,中共中央也做了一定的妥协和让步以争取和平建国。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中共中央虽尽最大努力仍无法求得和平,遂于1946年11月最终放弃了“和平、民主、团结”总方针及对和平发展道路的选择,而改行“打倒蒋介石”方针,从而完成了共产党和解放区军民由自卫战争向人民解放战争的最终转变。     

西安事变前后的莫斯科

传统认为,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决议成为共产国际各支部政策的转折点.把它作为大背景,来探讨各共产党政策的变化,固然没有错.但是,事实上无论莫斯科还是中共,其政策的转变都不是以这次代表大会的召开而泾渭分明.在中国,1935年<八一宣言>的发表并没有把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从被推翻的对象转变为合作抗日的力量.即使参与这个重要文件起草的王明,在<八一宣言>发表后也依然坚持反蒋抗日.此后还出现了为推翻国民党和南京政府而鲜为人知的计划和尝试,其中均不无莫斯科方面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