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思考国际关系中的基准时间

国际关系学的研究与教学中有着"一套正统的"基准时间(benchmark date):1500年、1648年、1919年、1945年和1989年。笔者认为,国际关系学者需要对这些作为内外参照物的正统基准时间进行质问,对基准时间被确立的方式进行批判性思考,并对基准时间进行修正,以便能够更好地反应宏观历史中的国际动态。第一部分对建构该学科自我认知的正统基准时间进行质疑。第二和第三部分讨论成为基准时间的资格与原因。我们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英国学派和社会学研究途径)对基准时间进行了分类,并总结其标准。第四部分进而建构了一套可以拓宽学科理论与历史视野的修正后的基准时间。我们设计了一种基准时间评级的方式,并针对近期的候选者提出了一种获得基准时间资格的方法,从而对该学科的基本时间点进行批判性思考提供了更好的启发。一套修正后的基准时间能够帮助国际关系的重心从关注战争与和平的动力转移到关注更为宽广的宏观历史动态上。     

传统中国乡村民众时间生活的类型划分及其结构关系——以江南地区为中心的研究

借鉴现代时间生活分类方法,可将传统乡村民众年度时间生活分为生活必需时间、家务时间、工作时间与自由支配时间四个类别,其下又分别包含不同时间类型。四者之中,以工作时间最为紧要,其中的农事时间安排更是在整个乡村年度时间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在具体安排与组合过程中,除生活必需时间及家务劳动时间因具刚性、每日性等特点而较为特殊外,其他社会活动时间安排,均以农事时间为核心展开进行,分别依其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意义之不同而依次镶嵌于年度时间线条之上,并表现出非连续性、相对集中性、稳定性及循环往复性等特点。不过在实际社会生活中,这一结构原则会受性别、经济发展状况、行政力量、活动空间等多用因素的制约与影响。     

历史性的体制和当下主义:弗朗索瓦·阿赫多戈的历史时间研究述评

在《历史性的体制:当下主义与时间经验》一书中,弗朗索瓦·阿赫多戈对几种“历史性体制”进行了分析,他将这一概念定义为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纽合方式,不同的社会可能有不同的纽合方式,如历史性的英雄体制、“旧制度”和现代体制.这些体制并非静态的,它们可以从一种体制转向另一种,这样的时刻被阿赫多戈称为时间秩序的危机.最近几十年西方世界出现的时间秩序危机孕育出一种新的体制:当下主义,它不同于采取未来主义视角、强调过去与当下连续性的现代性体制,而是一种相对无序、不再具有光辉期待视阈的时间秩序.     

全球史的空间和时间层次——通过将莱因哈特·科泽勒克的“时间层次”拓展到全球空间反思全球概念史北大核心CSSCI

近年来有关全球史的争论,不仅考验着超越民族国家的历史理解,同时也寻求非欧洲中心论的研究思路。这在历史解释和研究设计两个层面上影响着历史空间与历史时间的关系。本文通过将科泽勒克的时间层次理论拓展到全球空间,以此反思全球概念史的多种可能性。为此,本文将引入"空间层次"概念。首先详细探讨历史化及其与空间化和时间化的关系和互动;其次思考全球空间和时间的复杂性对比较史学和概念史的影响;再次引入一套全球史的三重张力框架——规范性张力、时间张力与空间张力,将其作为一种研究方式,通过全球概念史来具体展开历史研究问题。就时间和空间而言,以往的全球史所讨论的,要么是欧洲强国是否领先非欧洲国家的问题,要么是所谓西方的线性时间观与非西方循环时间观之间的对立问题。本文以时间层次为出发点,打破线性与循环的对立逻辑,转而强调一种基于(历史)人物的、多语言的、全球性的概念史,以此来更好地理解时空活动。     

“断裂”的褫夺与原发时境的开启——现象学视域中“长命锁”的时间经验探析

"长命锁"潜蕴着日用而不知的原初时间经验,现象学为揭示这种原初时间经验提供了方法论意义。追溯"长命锁"时间经验的可能构成,揭示出"长命锁"在时间经验的历史重构中所须承袭的时间经验的原初状态:线性、循环和时机化的时间经验。在日常使用与话语诉说中,透析出"锁"作为器具与话语所能蕴含的时间构想,通过时间蕴含的比对,揭示出"长命锁"在习俗承袭中对原初时间经验的置换与褫夺:时间越来越被当成了现成存在对象。"长命锁"隐含的时间经验,不是现成时间观念的移置,而是时间经验的历史生成,它预示着一种活生生的原发生存时境的开启,对于解决时间"断裂"的谜团、对于中国传统时间美学的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车建新 爱家,刻不容缓

11月下旬,一款名为＂爱家时间计算器＂的小游戏流行开来。游戏很简单,进入＂爱家计算器＂页面,选择自己的年龄与性别,再选择测试目标——可以是父母、爱人或孩子等,根据提示输入目标的年龄以及你的陪伴频次,得出你的＂爱家时间＂。这一测试催生了人们的震惊与反省。以而立之年的中年人为例,父母年过六旬,每年回家一次（这仅有的一次回家时间还要     

GIS在时间地理学中的应用初探

时间地理学是一种富有应用前景的面向微观人文现象的研究方法,但相对落后的研究手段迟滞了它的发展。通过考察时间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及其理论基础,结合时态地理信息系统近年来在时空表达与分析方面的进展,本文详细阐述了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在时间地理学中的应用思路,并认为两者的结合将促使时间地理学在数据处理、时空分析、结果表达与深化等方面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年 与诗有关

年复一年,当时间在每一样东西上刻下年轮,“年”字已经与时间密不可分——对于中国人来说,一年中最重要的时间也许就是过年。为什么人们感叹如今的年味儿越来越淡？我想是因为“年”原本丰富的内涵越来越少,慢慢地只剩下了时间。其实,“年”字所表达的意思中,与时间无关的那些才是更重要的,那就是：收获、希望和诗。     

西北地区农村儿童日常生活时空间特征研究

以甘肃省平凉市华亭县河西村、马家堡村为研究区,采用生活日志调查、感知图像、访谈等方法,获取案例村乡村儿童一周生活日志调查数据、一周生活内容回忆图画以及访谈数据,揭示了西北地区农村儿童日常生活的时空间规律：①学校作息时间、家庭就餐时间是农村儿童日常生活时间节律性的主要控制因素,游戏时间、看电视时间形成日常生活时间节奏的重要节点;周内与周末时间利用具有节奏相似性和内容差异性。②农村儿童日常生活空间类型有限,并且具有动态性,广场、院落周边是农村儿童户外生活的重要场所;③不同类型农村儿童日常生活时空间特征具有差异性,具体表现在留守儿童与父母在家型儿童、男童与女童的差异。研究认为,应从社会生态系统角度全面认识农村儿童日常生活。社会排斥、非社会性行为从社会、心理两方面影响农村儿童日常生活时空间行为。     

建构传统：牧民社会时间的释义——以内蒙古那日苏嘎查蒙古族牧民为中心

时间是所有社会活动不可缺少的要素,并且时间是每种文化的基本分类概念之一。本文以对时间本质的讨论为基本脉络,以那日苏牧民为个案,分析他们的时间建构与日常生活体验及时间利用价值、策略方针间不可分离的特性,以及这一特性带给我们的一些启示。从中我们可以发现,社会现象的特殊性与其社会时间之间有着无比亲密的关联性。     

间接谈话中"请求表现方式"的语用学分析

はじめに 日本语の研究が盛んになつてくるに连れて、日本语の勉强も教授法も、文法と文型重视かろ言语的コミュニケ一ション重视へと变わりつつぁる.     

化学材料在南通天宁寺古建筑维修中的应用

天宁寺是江苏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建筑历经千年风霜雨雪,虫蛀霉烂,残损情况十分严重。本文简要分析了古建筑的落架大修与化学加固两种方案的利弊得失,重点介绍了化学材料在木构古建筑维修、加固中的应用。     

常熟翁同騄纪念馆彩衣堂堂匾修复报告

无色、无光泽、粘结力好、渗透性强的B-72材料适用于土质文物的维修。     

The Primacy of Science in Modernity,of Technology in Postmodernity,and of Ideology in the History of Technology

The abrupt reversal of culturally ascribed primacy in the science–technology relationship—namely, from the primacy of science relative to technology prior to circa 1980, to the primacy of technology relative to science since about that date—is proposed as a demarcator of postmodernity from modernity: modernity is when ‘science’ could, and often did, denote technology too; postmodernity is when science is subsumed under technology. In support of that demarcation criterion, I evidence the breadth and strength of modernity’s presupposition of the primacy of science to and for technology by showing its preposterous hold upon social theorists—Marx, Veblen, Dewey—whose principles logically required the reverse, viz. the primacy of practice; upon 19th and 20th century engineers and industrialists, social actors whose practical interests likewise required the reverse; and upon the principal theorizers in the 1970s of the role of science in late 20th century technology and society. The reversal in primacy betwee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a 1980 came too unexpectedly, too quickly, and, above all, too unreflectively to have resulted from the weight of evidence or the force of logic. Rather, it was a concomitant of the onset of postmodernity. Oddly, historians of technology have remained almost wholly unacknowledging of postmodernity’s epochal elevation of the cultural standing of the subject of their studies, and, specifically, have ignored technology’s elevation relative to science. This I attribute to the ideological character of that discipline, and, specifically, to its strategy of ignoration of science.     

从1902年霍乱传播模式看清末北方社会

在晚清行将告罄的1902年,霍乱作为一个历史进程的指标,敏感地反映了开埠通商前后中国北方社会环境的剧烈变化:疫区的盈缩反映出区域商贸交往体系的成型及港口的兴衰;城乡传播模式的沿海环绕及内陆、沿海轻重疫区的清晰分层则暗示出其时区域人口交往密度的沿海大倾斜。而现代交通工具的介入,则从速度上悄然影响着霍乱的传播区域。     

Constructions of cosmopolitanism in teenage citizenship in Singapore

This study aims to uncover the geographies of places informing teenagers' understanding of cosmopolitanism and citizenship.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 (CYP) in Singapore are becoming more internationally mobile and growing up in highly globalised Singapore. There are three overall arguments in this paper. First, the local is the actual place to situate studies on cosmopolitanism and that cosmopolitanism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a dimension of deterritorialised citizenship amongst CYP growing up in highly globalised nation-states. There are ‘roots and routes’ approaches to citizenship and my second argument is that the ‘routes approach’ to citizenship has ingrained cosmopolitan experiences into young people's life-worlds and is arguably the stronger approach of the two for young Singaporeans. Finally, this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the experiences of CYP in geographies of education [Holloway, S. L., P. Hubbard, H. Jöns, H. Pimlott-Wilson. 2010. “Geographies of Education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Children, Youth and Families.”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34 (5)] are credible yet neglected life-worlds that can help reconstitute frameworks for understanding cosmopolitanism and citizenship [Harvey, D. 2000. “Cosmopolitanism and the Banality of Geographical Evils.” Public Culture 12 (2)].     

上图藏敦煌写卷《黄仕强传》俗字考辨

本文对上图藏敦煌写卷《黄仕强传》中的十五个俗字进行了考辨,认为上图本俗字的使用明显多于浙藏本,其抄写时间当早于浙本。通过对“守文案鬼”一词在不同本子中的使用情况的分析,认为上图本当抄写于明皇之前,浙本等当抄写于明皇时期或明皇之后。     

宋瓷铭文中的佛教世俗化倾向

本文通过对宋代瓷器铭文中有关佛教内容的分析,结合佛教在中国流传的历史过程,阐述宋代佛教的世俗化倾向。尽管目前所知的与佛教有关的宋代瓷器铭文资料十分有限,难以全面解答佛教在中国的世俗化问题,但铭文中的内容却无可非议地昭示着佛教进入普通平民的生活后,那种大众化、实用化、民俗化的特征。     

《左传》行人辞令研究概述

本文从20世纪前后两个时间段来探讨历代文人学者对《左传》行人辞令研究概况,分析前人时贤研究《左传》行人辞令的重点,以期为今后相关研究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