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汉与戴不凡

澄清史实这个题目实在不是一个新鲜的题目了。此前 ,已有不少权威人士围绕这一话题撰文。文中在缅怀田汉先生对戏剧事业的杰出贡献 ,赞扬他襟怀坦白 ,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 ,正确对待不同意见和爱惜人才的同时 ,大都列举了他和我父亲戴不凡之间的一件往事 :即 5 0年代初 ,田汉对批评自己作品《金钵记》的外地一名不见经传的青年戴不凡非但不嫉恨 ,反而将其调京工作 ,加以重用和培养。戴不凡也不负其厚望 ,调京后在田老领导下 ,发挥其所长 ,在戏曲研究领域中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些文章以阳翰笙伯伯《深深地怀念田汉同志》一文 ① 影响最大。文…     

认识最真实的梅兰芳——戏曲评论家戴不凡的回忆

20世纪50年代初,我父亲戴不凡先生从杭州调到北京参加戏曲工作。由于工作需要,他逐渐与一些戏曲老艺人有所交往,并由此而逐渐熟悉起来。十几年中,无论是在开会时还是在日常个别接触中,他与全国许多剧种的主要演员都谈过关于戏曲表演经验的话题。     

傅芸子的东瀛访古

傅芸子(1905—1948),满族,正白旗人,原名宝珍。幼年家贫,刻苦自学。精研戏曲、传奇小说、北京掌故。曾在邵飘萍、汤修慧主办的《京报》任社会编辑;北京国剧学会理事,兼编辑组主任;与其弟惜华合办《北京画报》;1932年起,在日本京都帝大执教十年;1942年任北京图书馆编目部主任,曾在北京大学文学院执教。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北平日报副刊编辑;华北日报《俗文学》编辑等。 在傅芸子的一生中,旅居日本京都执教的十年,是他治学最勤,也是对我国古代文化贡献最大的时期。这期间,芸子撰成《正仓院考古记》;并陆续发表了《舞乐兰陵王考》、《东京观书记》等十多篇考证文章,归国后,汇编成《白川集》。     

戏剧工作者眼中的田汉

1952年9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我父亲戴不凡先生《评（金钵记）》一文,该文的编者按说：“‘白蛇传’是我国流行最广的优秀的民间传说之一。各地经常演出这个剧目,所根据的脚本不止一种,《金钵记》即其中之一。在改编工作上,这个剧本是有缺点的。戴不凡同志在本文中对这剧本进行了分析和批评。在本文发表以前,作者田汉同志已对《金钵记》作了一些修改,并已将剧名仍改为《白蛇传》,现正继续进行修改中。     

金庸的三次婚姻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金庸在他的武侠小说中编织了大量的爱情、婚姻故事,写尽人间的悲欢离合、恩怨情仇,但他对自己的爱情、婚姻一直讳莫如深,外界的传闻大多是一鳞半爪,语焉不详,使他的感情生活一片云遮雾罩,扑朔迷离。 金庸一生结过三次婚,第一任妻子叫杜冶芬,他们的爱情萌芽于1947年的杭州,那时年轻的金庸在《东南日报》工作,因主编幽默副刊与杜的弟弟杜冶秋认识。杜家父亲在上海行医,母亲喜欢清静,用8根金条在杭州买了所庭院大宅,平时与女儿一起住在杭州,杜冶秋则跟着父亲在上海上学,假期才到杭州来。 一天,金庸主持的“咪咪博士答客问”栏目上有这样一个问题:“买鸭子时     

黄药眠的“新民主主义观”

黄药眠的新民主主义观主要体现于他1946—1947年间撰写的一组政论文章,即后来结集出版的《民主运动讲话》一书中,此外他1939年于《救亡日报》发表的《目前文艺运动的主流》以及1949年在《文艺生活》上发表的《从五四到今天》中也都有所表述。黄药眠早年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投身民主爱国运动,曾参加《创造社》从事文学活动,后投身革命并到苏联共产国际工作,回国后曾任团中央宣传部长,不久被捕入狱。抗战期间,长期从事抗日救亡的文化宣传工作。抗     

“史官”李祖炎

《修文县志》从今年开始续修,白发苍苍的李祖炎兴奋不已,他又开始和同事们一道伏案笔耕。他1985年任县志办主任和《修文县志》主编,1994年退休后继续从事县志编修工作。自1988年以来,他先后在《贵州方志》、《史志林》、《贵州日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地方志文体文风刍议》、     

胡耀邦陈丕显倾心交往五十年

本文是纪念陈丕显叔叔的回忆文章,我愿意记述他和我父亲胡耀邦在儿童团、共青团、共产党内工作、生活的一些往事。一、初闻尊名1952年7月,我父亲从四川南充川北区党委调北京工作,一行四人,其中有秘书曹令中、警卫员蓝天禄和我。父亲上京时的兴致极高,意气昂扬,真有一股事事争上     

陈桥驿对方志学的卓越贡献

陈桥驿,1923年生,浙江绍兴人,当代国际著名地理学家、地名学家,现任杭州大学历史地理研究室主任、教授、博士导师等。他长期从事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主要成果有《水经注研究》。因《水经注》是北魏郦道元撰,故人称陈桥驿为郦学家。他对方志学也很有研究,造诣很高。他从事方志学的讲授、著作     

胡健中晚景凄凉

胡健中在民国时期是《东南日报》的社长,为人精明,能写善辩.还一度任《中央日报》社社长.大陆解放前夕,朋友曾劝胡健中学《大公报》王芸生的榜样,也留在大陆.但胡健中却决定将《东南日报》迁至台湾出版.1949年初,他派经理刘子润把《东南日报》上海版的机器设备装上太平轮,运往台湾.不料“太平轮”在舟山洋面与“建元轮”相撞,“太平轮”本已超载,一撞马上就沉没.胡健中又想把杭州版的机器设备运到台湾去,但遭到秘书严芝芳的暗中抵制.最后,胡健中只好与几位报社高级领导人匆匆赴台,离开了他生活和工作过几十年的杭州.     

田汉是积极关心新音乐事业的长辈

田汉同志是一位伟大的剧作家、词作家,也是最热情的关心新音乐工作的长辈。我很早就喜读田汉同志的剧本、文章,在广东还曾在画家陈语山的指导下,１９３６年演出过他编写的话剧《回春之曲》。我担任助理导演,还扮演过剧中的医生。１９３９年深秋,我到重庆创办《新音乐...     

马端临家世考略

马端临是元初的大史学家。他所著的《文献通考》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是他的事迹不见于《元史》。柯绍忞《新元史》虽有记载,也很简单。现在根据他的父亲马廷鸾所著《碧梧玩芳集》和其他文献,探索一下他的家世情况,以及他从事著作时所受的家庭影响,也许可以有助于我们对这位大史学家有较多的了解。     

永久的青年——怀念李何

李何同志在建国初期曾任新华社驻莫斯科特派记者,后调《人民日报》国际部任副主任。他1918年2月出生于福建福州,自幼随父亲到广东汕头读书。1933年,他15岁中学毕业,到厦门大学念了一年进修班,接着考进厦门大学。在校内他开始接触进步同学,并秘密参加共青团组织,从事进步活动。     

读者来信

贵刊新开的栏目“湖南故事”很有本土特色。第10期《编进教科书的赤脚医生》和《瑶族奇人打猎治病样样行》让笔者印象深刻。笔者的父亲也曾经是个治毒蛇咬伤的高手,人被毒蛇所咬,贴几帖草药就痊愈了。只是父亲在世时不懂得他的医术珍贵,没有跟他学艺,现在看了文章才想到这些。《文史博览》在抢救一些民间奇艺方面所做的工作,意义是深远的!     

父亲李蕤参加全国第一次文代会

正1949年7月2日,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在北平召开(那时全国还没有解放,北京还称北平),会议地点在中南海怀仁堂。这次大会的代表有来自解放区的,也有来自国统区的。据《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记载,与会代表共有824人。会议开到7月19日闭幕。我父亲李蕤作为华中代表团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父亲李蕤(1911~1998年),本名赵悔深,出身于河南荥阳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在青年时代艰难求学,靠半工半读上到河南大学。抗战爆发,河南成为抗日正面战场,父亲曾任《大刚报》战地记者、第一战区军报《阵中日报》编辑、民营报纸《前锋报》和《中国时报》联合版主     

梅兰芳访美演出盛况拾遗

《天女散花》中梅兰芳饰天女英国汉学家施高德教授(A.C.Scott)1956年曾由香港来京考察中国戏剧并访问我的父亲梅兰芳。父亲在北京国际俱乐部接待了他,跟他交谈了两个多小时。施高德当时是研究中日两国戏剧的专家,已发表《中国古典戏剧》和《日本歌舞伎》两部著作。他返回香港后,在1959年又由香港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部英文专著《梨园魁首梅兰芳》,这大概是西方人士所写的第一部梅兰芳传,全书132页,内容尚属详实。最近我从书架上取下他当年赠送的这本书,重读一遍,发现其中记载了父亲当年访美演出时的不少情况,对我很有启发。其中有些事我未曾在拙作《我的父亲梅兰芳》(1984)第     

你去何匆匆？

你去何匆匆？葛一虹我认识白尘是在３０年代。他比我年长几岁,是南国社田汉的入门弟子,早年参加过南国社摩登社等进步剧团的活动,写作出版过《风雨之夜》等几本小说。他做过店员、职员和教员,过着流浪生活,还到过日本东京。１９３２年秋国民党当局发觉他从事革命工作...     

苏青与周楞伽的一场笔战

1944年秋天,因为在沦陷区的上海卖文谋生的困难,我父亲周楞伽就带着一家四口到常州的丰义镇去倚靠他的大姐为生。大姑妈新寡,家境也不宽裕,无力解决我们一家的生计,于是又到老家宜兴的乡下,靠收陈塘桥100多亩地的租金为生。不久收来的租金就被乡长吴祥根等人连骗带诈的全部诳走。在无可奈何之下,我父亲只得只身一人在1945年春又来到光怪陆离的上海滩继续谋生。通过《社会日报》的老板胡雄飞的介绍,在《社会日报》上辟一“危楼随笔”的栏目,卖文度日,仅够维持自己个人的伙食开销。恰巧当年的4月中旬,苏青在袭之方办的《光化日报》上写了一篇…     

田汉铜像在上海揭幕

田汉铜像在上海揭幕唐晓刚为了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创作６０周年,缅怀中国革命戏剧运动的奠基人和戏曲改革的先驱者、中国早期革命音乐、电影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田汉同志的光辉业绩,由上海市剧协主席杜宣...     

田汉之予下放·萧三之子喂猪

1968年严冬,国歌的词作田汉先生含冤病逝。在北京301医院的病房里,他的遗物只有一副眼镜和几件衣服。临终前,身边竟没有一个亲人在场,事后才通知他的儿子田大畏,而这位27岁的年轻人却吓得连骨灰都不敢去取,因为通报消息对田汉的判词是：“罪大恶极!”尽管“革”之初,田大畏迫于政治高压也参与过对父亲的批判,但仍被视为“田汉的孝子贤孙”而受人白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