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学人视野中的亚当·斯密和马克思

在西学东渐和追求国家富强的过程中,亚当· 斯密和马克思的学说传入中国,并对近代中国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学界对二者在经济学史上的地位,承继性和一致性、差异性及其原因,两者背后的道路选择等方面进行解读和探讨.近代学人的这种书写,既是介绍和宣传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需要,也是翻译和研究经济史的重要内容,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学界对两者代表的路径所涉及的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和选择.     

近代岭南画史上的天风七子

“天风”一词最早出现在近代美术史上,是1930年的事。在这之前的1929年,岭南画派的创始人之一高奇峰（1889—1933年）因患肺病,迁入广州二沙岛梁培基开设之“颐养院”疗养,由德国医生柯道（H．F．Otto）主治,并尊医嘱以政府购画款在岛上自建一楼作养病之用。翌年,高氏肺病稍愈,遂搬入新楼,颜其额日“天风楼”。     

两岸三地“研究生视野下的近代中国”学术讨论会综述

对于年轻一代的史学工作而言,学术视野的扩展和交流渠道的开拓既是时代进步和学术发展的自身要求,也是前辈学的殷切期望。在严谨的学术规范基础上,如何扩展研究领域、提出创     

杨之光在当代中国美术史上的意义

杨之光在当代美术史中的意义,必须把他放在整个美术史发展的上下文来考察。 近代以来,西风东渐,给中国带来了巨大变化。这个变化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总体上的,其结果恰如桑兵所言,“今日中国人在正式场合用来表达其思维的一整套语汇和概念,形成近代中国思想历史的各种学说、教学研究的学科分类,总之,由人们思维发生,独立于人们思维而制约着人们思维的知识系统,与一个世纪以前中国人所拥有的那一套大相径庭。”     

“多元文化视野下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笔谈——近代中国大众文化研究叙事方法的思考

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是近年来海内外学术界共同关注的学术课题。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人视角已不再局限于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化史等传统的学术框架,而开始热心探讨更具“草根”色彩的社会史问题,并且在理论方法的探索和学科体系的建构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但大陆学界对于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毕竟起步为晚,方法创新、体系完善、史料发掘等项工作任务尚重,路还很长,尤其需要加强与海外学界的交流与互动。为此。我刊在2005年8月青岛“首届近代中国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约请几位在中国社会史研究领域造诣颇深,又长期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学,就他们所处的学术环境,以独具的化视角发表见解,以期促进这一富有生命力的学术话题深入发展。[编按]     

《儒家文化的困境——近代士大夫与中西方文化论战》读后感

《儒家文化的困境——近代士大夫与中西方文化论战》主要围绕中国正统士大夫对异质文化的排斥态度是在什么样的历史地理环境中形成并强化起来的。这种态度又如何延续到了近代,并对应付西方文化挑战的方式产生了哪些消极影响。本文系统阐述了《儒家文化的困境》这本书的核心内涵,并对这本书的历史地位进行简短评述,最后总结出我从此书中获得的启示。     

由梁启超看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焦虑与彷徨

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为谋求中华民族之富强,中国的知识分子前仆后继,始终进行着不懈的努力。然而,努力中隐伏着焦虑,交织着彷徨。此种复杂心境,在近代中国早期先进知识分子当中尤其明显。梁启超更是其中的典型。其于中国之将强与未强这一问题的困惑,始终萦绕在他的政治探索当中。本文将通过对梁启超政治思想流变的考察,以斑窥豹,从而映射出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焦虑与彷徨。     

流民与近代盗匪世界

本文从社会史角度，对流民与近代盗匪世界的互动关系进行剖析，认为流民是盗匪的最可靠的来源，近代中国所以成为盗匪世界，正是建筑于流民遍地国情基础上的。文章还以苏、皖淮北地区为例，进一步揭示出流民与社会动乱的关系，指出：在一个流民众多的国度里，如果社会不能将他们的社会行为纳入合理的规范内，那么，流民的越轨犯禁，就会直接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     

汽车与近代中国的城市化

汽车自清季进入中国之后,在1920年代后的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首先,改善了城市的交通,加强了人口的流动,促进了城市商业的发展。其次,随着道路的兴修,汽车的行驶,市区范围得以向周边扩展,城市性能得以提升,城市化程度得以加强。再次,1930年代后,随着铁路不及的西北、西南地区汽车路线的开通,沿海城市的现代文明得以更快进入,社会风气遂逐渐开通。     

艾儒略与中国近代教育

16世纪中期以来,伴随着第一波"西学东渐"的浪潮,西方教育开始传入中国,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主体,艾儒略等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将西方教育的知识分类体系与课程设置体系传入中国。以亚里士多德形式逻辑学为代表的西方科学方法论也在明清知识阶层中得到传播。本文以艾儒略所著《西学凡》、《职方外纪》等书为中心来探讨明清之际西方耶稣会教育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影响。     

中国近代银元家族中的若干待考品

光绪十三年（1887年）,两广总督张之洞获准在广东设局铸造光绪元宝（俗称龙洋）。随后,全国各地纷纷仿效,先后设局铸造银元。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国民党政府停止铸造并禁止流通银元。至此,行用40余年的银元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新中国成立后,大量收兑、销毁民间银元,以至留存民间的老银元日渐稀少,有的已成为珍品甚至孤品。     

武汉与近代中国

武汉,自近代以来就以其集中的政治活动、频繁的经贸往来和广泛的文化交流,卓立为华中乃至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之一,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     

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一部力作——评耿云志先生著《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导论》

耿云志先生主持的"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作为中国社科院的重大课题,历时7年,经课题组同人的共同努力,已分9卷由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这是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新近产生的一批重要成果,也是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开创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以来的一次重大进展.     

中国史学对近代报刊的影响

中国史学与近代报刊在学术史上有着很深的渊源。19世纪初报刊传入中国,无论是学还是术都未臻成熟,必然要向中国传统学术吸取养分,且近代报人多有史学学术背景,由此形成近代报刊史家办报的特点。本文拟从史学的经世致用思想、史论及良史等三个方面探讨中国史学对近代报刊的影响。     

“近代文化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1年4月23日至24日,第二届"近代文化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80余名国内外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者参加了会议,围绕近代文化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学术范式和话语,传统文化与近代文化,西学与近代中国文化,国家、社会与文化变迁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读《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导论》

近代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期,文化也同样处于转型过程中.对处于转型期中的近代中国文化,学术界虽然已有不少的研究成果,但从文化转型角度较为宏观、系统地探讨近代中国文化的著作并不多见.     

论陈独秀对中国近代农民的认识

在1938年前,陈独秀对近代农民作用的认识的总体思想趋势经历了一个由否定而肯定的转变过程,但他的肯定是留有余地的,他将农民的作用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之所以如此,坚守十月革命的城市道路是一个根本的原因.他对农民的缺点始终有清醒的认识,这是他认识近代中国农民的思想主线.为克服农民的缺点,他一方面主张以解除农民痛苦、改善农民生活作为他们参加抗战的前提,另一方面主张联合中小农民或称参加劳动的"贫农",坚决地反对富农和游民无产阶级.这些观点构成了大革命失败后他的托派思想基础.但他对农民缺点的正视亦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碰撞与交融——西方在近代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推动作用

长期以来,国人由于对文化遗产的价值缺乏正确的认识,导致文化遗产保护起步较晚。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文化遗产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毁坏和流失,西方帝国主义对此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在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历程中,西方文明也曾起到不可忽略的推动作用:无论是近代考古学的兴起,还是兴建博物馆的理念和实践,无不受到西方的影响。之前的研究较多讨论西方列强对我国文化遗产的掠夺和破坏,较少涉及其所发挥的促进作用。通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有利于进一步认清中国近代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兴起的动因。     

近代中国的第一批股份制企业

以 1 8 82— 1 887年在《申报》上刊载过股票买卖价格的 3 6家股份制企业为主的近代中国第一批股份制企业 ,通过向民间发行股票 ,“招商集股” ,从西方引进了新型的工商企业组织形式。从这批企业成立时所需的手续 ,股票的形制、内容、发行与买卖的途径方式以及企业章程等方面 ,可以看出近代中国的第一批股份制企业与传统企业及西方股份制企业的相同和不同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