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墟青铜生产工具浅析

许多年来,殷墟发掘除出土相当数量的青铜礼器外,青铜工具也发现有数百件。这些青铜工具大都出土于手工业作坊遗址和墓葬。二者在种类、器形组合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其中墓葬出土的青铜工具更具有特点。本文通过对殷墟墓葬青铜工具的综合考察,旨在对殷墟青铜工具神圣化趋势作一简要的探讨,以探求其特殊功用和价值。一、殷墟青铜生产工具概况青铜工具的出现可以追溯到仰韶文化中。1965年,西安半坡的仰韶文化遗址中曾发现一铜片①。甘肃东乡回族自治区林家的马家窑文化类型遗址中、甘肃永登蒋家坪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遗址中,均发现过青铜…     

殷墟青铜容器的分期

安阳殷墟是殷代后期的都城所在地,建都时期约有二百七十多年。近五十年来的考古发掘,发现了大量的有明确坑位和地层关系的青铜容器,这些青铜容器无论在风格上或器形上都显示出一定的差异,而其出土的坑位又有叠压及打破关系,因此,对这些青铜容器的分期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殷墟青铜容器的分期对过去殷墟发现的大量传世铜器及殷墟以外地区青铜容器的分期可起一定的参考作用。     

殷墟青铜簋金相分析

众所周知,在殷代青铜冶炼技术已发展到高度发达的阶段,铸造技术已比较完善,这方面情况已被许多考古资料和出土文物所证实。为了进一步研究殷代青铜冶炼技术和铸造技术,我们对安阳殷墟大司空村南、豫北纱厂西墙外86ANSM27墓中出土的殷代青铜簋标本做了金相分析,以便通过青铜合金的微观组织,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为殷商历史考古和科技史研究提供资料。     

商周时期的青铜铲

青铜铲是商周时期一种农业生产工具,它不仅可以用于挖沟掘土,也可以用于除草播种。虽然它在考古发掘中出土数量不多,但却是商周时期一种重要的生产工具。为了探讨商代的青铜铲的特点及其用途,我和杨锡璋同志写了《殷墟发现的青铜铲》一文。这篇文章在1984年10月于河南安阳召开的全国商史技术讨论会上,曾引起与会代表的热烈的讨论,后来被收入胡厚宣先先生主编的《全国商史技术讨论会论文集》中。最近笔者拜读了     

安阳市西郊的殷代文化遗址

1957年8月,河南省安阳市西郊小屯村东南二里高楼庄以西薛家庄南地,在基建工程中发现了埋藏非常车富的殷代遗址。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派了一个文物小组前往清理。在一个半月内开了探沟四条,在厚达七米的文化层中,发现大批的殷代文化遗迹、遗物,其中主要的有:(一)殷代的早晚两期灰层;(二)冶铜遗迹;(三)制陶遗迹;(四)制骨场所。同时在墓葬中发现铜、玉、陶器等七十余件,并了解到薛家庄南地一带,普通分布着殷代文化层,应该算是殷墟的重要部分。现在简单介绍如下:     

商周时期铜方尊及相关问题研究

铜方尊是起源于商代晚期殷墟青铜文化的一种青铜酒礼器,最早出现于殷墟青铜器第一期,方形的设计与方鼎、方爵、方卣及陶方形圈足器、方尊形器有关,与圆形铜礼器相比,方形铜礼器的使用者等级更高,身份更尊贵。殷墟青铜器第三、四期,随着殷墟与周边地区之间的交往,以及商末周初的战争与民族大迁徙,铜方尊传播至周边地区,西周早期,出现新的器形与装饰风格,西周中期发展至顶峰,并逐渐消失。     

匍有土田考

1973～1974年,在江西清江吴城进行三次考古发掘[1],出土青铜、陶、玉、石等器物五百余件.发掘简报把该遗址分为三期,第一期相当于郑州二里岗上层文化,时间为商代中期,第二期相当于安阳殷墟文化的早期和中期,第三期略相当于殷代晚期,可能延续到周初.     

浅析殷代晚期至春秋时期"禘祭"的变化

依据殷墟卜辞和西周金文以及先秦文献资料,近代学者对殷代至春秋时期的稀祭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很大成就,概括出了殷代晚期和西周时期稀祭的概况,但对这一时期稀祭的变化缺乏全面的总结.本文拟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结合金文、殷墟卜辞和先秦文献,浅述殷代晚期至春秋时期禘祭的变化及其作用.     

青铜文化的核心——殷墟青铜器

青铜是铜和锡、铅等金属的合金,青铜器是用青铜合金制成的容器、武器、工具、乐器,以及装饰品等。以殷墟文化为代表的晚商时期,是我国青铜器铸造的一个高峰期。殷墟出土的青铜器,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精美程度上,都是举世瞩目的。它对中国同时代其他地区的青铜器造型、器物组合、纹饰,直至丧葬习俗、礼制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是中国青铜文化的核心所在。     

论安阳苗圃北地殷墟一期墓葬文化

殷墟遗址的科学发掘,始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殷墟内殷代文化的重要分布点之一的苗圃北地,其科学发掘则是从五、六十年代伊始的。1959——1961年苗圃北地的首次发掘,除发掘出土了大批重要的居址、铸铜作坊址及共存遗物外,尚发现了85座殷代墓葬。嗣后,至八十年代止,在断断续续的多次科学发掘中,苗圃北地又先后出土了约200座以上的殷墓。对苗圃北地殷代遗址的研究,以往多侧重铸铜作坊的探索,而对同出殷墓的探讨,鉴于各种原因,在八十年代以前,几乎无人问津。八十年代初期,学术界在探索殷墟文化的分期研究中,开始注视到苗圃北地的殷代墓葬资料。1980年,郑振香、陈志达先生率先在《殷墟妇好墓》报告中具体认定了苗圃北地60M248为一期墓,1981年,又撰文认定61M58为一期墓。1987年,陈志达等先生在《殷墟发掘报告》中,系统完整地发表了     

殷墟“外来文化因素”研究

考古学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鉴是双向的。殷墟文化在对周边区域青铜文化造成巨大影响的同时,也吸纳和融合了周边区域考古学文化。本文采用文化因素分析方法,简要梳理了殷墟文化中来自于北(西北)、西(西南)、南(东南)及东方文化因素,在此基础上认为各区域对殷墟影响的时间、强度和方式有所不同。殷墟对待外来文化因素更主要的是进行融合与改造,成为自身文化的一部分。正是与周边文化不断地交流与互鉴,殷墟青铜文化走向了顶峰。     

殷代王室玉器与玉石人物雕像

殷代玉器在中国古代玉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这是很多学者所公认的。近十年来,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安阳殷墟发掘出了一批极有艺术价值和学术价值的殷代玉器,给予我们不少新的启示,使我们对于殷代玉器的种类、形制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特别是对于殷代王室玉器的特点及其与     

殷墟墓葬铜觚爵随葬制度研究

青铜觚、爵是殷墟时期青铜礼器组合的核心,根据觚、爵套数多寡至少可把青铜礼器墓分为五个等级。铜觚、爵配套使用的原因是其在裸礼上两者要相互搭配使用,才能完成祭祀祖先神灵的祭祀活动。晚商时期,青铜觚爵随葬制度对商文化核心区产生影响并被广泛认同,至西周中期,这一制度趋于消亡。     

试论殷墟晚期青铜礼器的两个发展方向

不少学者认为青铜礼器在殷墟二期达到了鼎盛时期,自此走向了衰落。本文认为殷墟晚期青铜礼器没有衰落,而是发生了重大变革,青铜礼器向着两个方向继续发展:一个是向着明器方向发展,另一个是沿着实用器方向发展。实用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两种不同风格:一是沿着传统的样式继续前行,此风格在铸造技术上没有多大进步,甚至还有衰退趋势;另一种风格是在传统基础上大力创新,此风格的青铜礼器造型奇特,纹饰夸张,使人耳目一新,在铸造技术上有较大提高。明器化和传统样式的青铜礼器多出土于墓葬中,而创新风格的青铜礼器多见于国内外传世铜器以及孝民屯部分陶范所对应的青铜礼器,后者真正代表了殷墟晚期灿烂辉煌的青铜文化。殷墟晚期青铜礼器向着实用器与明器两个发展方向发展的内在原因应是人们思想意识形态的变化。殷墟晚期,殷人开始对上帝及鬼神有所怀疑,宗教观念发生了变化,这也是人类思想观念的一大进步。     

一件有铭文的商代铜斤

<正>斤是我国古代的一种生产工具。商代青铜斤见于著录的不少,但到目前为止还未见到铸有铭文的,达观斋却收藏有一件商代铭文铜斤。该铜斤全长11．8厘米,弧形刃宽6     

殷墟出土青铜礼器铸型的制作工艺

前言作为商代晚期的都城,殷墟也是商代后期青铜铸造业最重要的基地,遗址内出土有大量陶范、芯、模,熔铜、盛铜器具,制范、铸后清理所用工具,以及相关的遗迹、遗物等。这些出土资料为我们了解殷墟青铜器生产的工艺流程,印证或是修正以往关于某些技术细节的猜测和假说,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论殷墟出土的三枚青铜印章及相关问题

殷墟近年来考古发掘出土了3枚青铜印章,根据对印章的图案与文字进行的分析可证明殷墟传世印章的可信度,同时说明中国印章的起源至少可早到殷墟时期。早期印章的起源与陶印模有一定的关联,殷墟时期青铜印章的主要功能与青铜器铭文类似,用以标识主人的私名或氏族。     

殷墟乙十一建筑基址的年代与相关遗迹的讨论

殷墟乙十一基址是殷墟建筑基址中遗迹现象与层位关系最为复杂的一处 ,原始发掘报告对此即有陈述未清和淆乱之处 ,后人的看法也不尽一致。本文根据乙十一基址的层位关系及各方研究成果进行了分析 ,认为其上限自殷墟文化二期 ,下限至殷代晚期。     

殷墟1004号王墓出土青铜胄研究

对商晚期都城殷墟遗址的1004号王墓出土的7件青铜胄进行了热电离质谱(TIMS)铅同位素比值分析和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ICP-OES)成分分析,数据显示铜胄的合金类型可分为两类——锡青铜和铅锡青铜,且其二者的铅同位素比值均处于高放射性成因铅范围。此研究结果为探索金属矿料的产地来源及此著名王墓的年代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     

新干大洋洲青铜容器的年代上限问题

新干大洋洲铜器群的年代问题曾经引起学术界的热烈讨论,其中歧说多集中在青铜容器的年代上。虽然有学者已经指出大洋洲铜器"既没有商代前期晚段的二里岗上层期的铜器,也没有商代后期殷墟二期以后的铜器",但大多数学者仍然认为大洋洲青铜容器的年代属于年代跨度较大的不同时期,其主体年代属于殷墟文化第一期和以妇好墓为代表的殷墟文化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