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犯的脱离制度之立法完善

司法实践中对于"脱离者"不符合共犯的中止条件的,按既遂犯或未遂犯处罚。脱离者的犯罪行为在客观的社会危害性上并不一定小于既遂犯或未遂犯,但由于其主观恶性的转变与中止犯并无不同,所以不能仅考察行为的结果而将脱离者等同于其他共同犯罪人当作既遂犯或未遂犯同样看待,脱离者不应对他的犯罪行为负共犯责任,对其的处罚应适用"得减免制"。我国应对共犯的脱离制度予以立法明文化,以增强司法的可操作性。     

检察机关刑法禁止令监督之完善路径探析

刑法禁止令是《刑法修正案（八）》对我国管制犯和缓刑犯具体执行监管措施的革新,具有预防性、附属性、补充性和具体性的特点,在具体适用上应坚持关联、针对、必要和比例的原则。作为一种限制人身自由的监管措施,刑法禁止令应纳入检察监督的范围,但目前检察机关对于刑法禁止令在裁判、执行、违反禁止令的处理以及解除阶段的监督都还存在较多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思考和完善。     

西夏法律中的盗窃罪及处罚原则——基于西夏《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的研究

本文根据西夏《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的有关规定并参考唐朝法律,对西夏法律中的盗窃罪及处罚原则进行了探研,内容包括西夏法律关于盗窃罪成立的规定、处罚盗窃罪的基本原则、盗窃罪的加重处罚因素和盗窃罪的减轻处罚因素等。     

我国环境刑事立法中应规定危险犯

我国刑法将绝大多数环境犯罪规定为结果犯,即要求造成重大损失、重大环境污染事故、情节严重才构成犯罪。然而从环境犯罪的特点而言,行为人只要着手实施其行为,就会对环境产生现实的或潜在的危害,而这种危害通常具有不可逆转性和潜在严重性的特点。[1]因此,刑法应在环境危害结果发生之前介入,即对危险犯进行处罚。     

浅析我国刑法中的危险犯

自危险犯理论引入我国以来,它一直是刑法学理论界关注的重点问题。本文着重将我国刑法中关于危险犯的法律规定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分析危险犯的概念、特征和认定原则。     

共同犯罪中的结果加重犯问题研究

共同犯罪中发生了加重结果的情形由来已久,不能否认该种犯罪形态的重性。应根据行为人主观状态的不同,来进行共同犯罪中的结果加重犯问题研究。并且在限定共同犯罪人对加重结果责任承担范围的同时,还应在坚持罪刑法定的原则下,在刑罚上进行具体的限制,以实现预防犯罪和保护被告人的权利与自由并存的目标。     

良奸有别——清代侵害妇女罪量刑中的“贞节”尺度

清代法律在对侵害妇女罪行的拟罪中将"犯奸妇女"与"良家妇女"区别开来,侵犯"犯奸妇女"罪量刑低于侵犯"良家妇女"。这一原则可追溯到明末王肯堂之《王仪部先生笺释》,顺治初年修律时采用,乾隆年间已应用于实际的案件审拟中,嘉庆时经刑部确认奏准皇帝后列入条例。其后十数年间,又形成强奸及因奸致死和抢夺犯奸妇女罪量刑的系列相关条例。分析现存的清代强奸、抢夺、买卖妇女案例可知,妇女在被侵犯前是否失贞是清代司法实践中渐趋郑重的量刑尺度之一。     

论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选择

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罪刑法定原则的适用与维护公平正义发生冲突时,坚持罪刑法定原则,以限制国家刑罚权的发动、保障人权作为其最终价值选择。     

金代皇族赃罪考述

根据《金史》等史书对皇族犯赃后惩罚措施的记载,认为皇族犯罪后主要给予贬责、杖责等惩罚方式,不见对皇族赃罪实行徒刑和赎刑。金朝在对皇族的赃罪处罚时往往呈现出较为矛盾的特点,既想体现公平公正,又以亲亲之故对皇族予以照顾。为了防止皇族的赃罪,金朝统治者也想出了一些防范措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督促监察官员纠察和以俸养廉、照顾贫困。     

高校作弊处罚中适度原则应用的新探析

马克思的唯物辩法告诉我们：做事要掌握适度原则。“过度”和“不足”都不能起到积极作用，同样，高校对于作弊学生的惩处原则同样也必须遵循这一原则。本文着重从高校作弊处罚原则的“度”来进行绝对性与相对性的讨论，从而更好的遏制考试作弊现象的发生。     

论进一步完善我国行政拘留制度

行政拘留是一种重要的治安管理处罚。目前,我国行政拘留制度还有不完善之处,主要表现为忽略了行政拘留限制人身自由的特殊性,缺乏听证程序、制约机制等。我国行政拘留制度应该强调参与原则,赋予行政相对人听证权利,强化司法审查原则以及贯彻比例原则,通过这些措施,来完善行政拘留制度,保障行政相对人的权利。     

清代军流犯与小押

在清代,军流犯经营小押的现象十分普遍。在配军流犯经营小押,同清代流放制度及当时的社会条件密切相关。清代流放制度的变革为军流犯经营小押提供了前提条件;小押的行业特征对军流犯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军流犯之间、军流犯与当地黑势力、地方政府形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关系网,这个网络为军流犯经营小押提供支持;地方政府采取"疏纵"策略来防止军流犯逃亡,为解决其生计问题,对军流犯从事灰色行业采取默许态度。     

未成年人犯罪的成因及从宽处罚制度--以刑法修正案八为切入点

未成年人犯罪已成为我国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犯罪人数逐年上升,还呈现低龄化、暴力化等危险趋势。针对这一严峻形势,我国也采取了各种措施和对策,我们固然要从源头上控制未成年人犯罪,这是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与成年犯相比,未成年罪犯的犯罪恶性相对较浅,心智结构尚不健全稳定,因而具有很大的可塑性。本文结合刑法修正案八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最新修改,以此表明国家对未成年人犯罪从宽处罚的政策以及对失足未成年人的关怀。     

唐代长流制度研究

流刑在唐代为正式五刑之一,唐律中对流放期限、流放里程有明确规定。虽然法典中并无长流处罚,但史籍中有许多被处长流的记载。长流之人多犯重罪,比如谋逆、贪污等。这些人被无期流放至远恶之地,以示重惩。除非有皇帝特赦,才可量移或是放还,否则在流放地附籍为百姓。终唐之世,玄宗时期的长流例最多,这大概是适应刑制发展的需要。玄宗试图废除死刑,长流既要决杖又要被无期流放,实则代替了死刑。     

未成年人犯罪的成因及从宽处罚制度——以刑法修正案八为切入点

未成年人犯罪已成为我国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犯罪人数逐年上升,还呈现低龄化、暴力化等危险趋势。针对这一严峻形势,我国也采取了各种措施和对策,我们固然要从源头上控制未成年人犯罪,这是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与成年犯相比,未成年罪犯的犯罪恶性相对较浅。心智结构尚不健全稳定,因而具有很大的可塑性。本文结合刑法修正案八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最新修改,以此表明国家对未成年人犯罪从宽处罚的政策以及对失足未成年人的关怀。     

秦汉法律中的罪数形态及处罚原则

秦汉法律与刑事司法实践中对各种犯罪形态的认定与处罚形成了相对固定的规则,即根据犯罪行为的性质来确定犯罪行为是构成一罪还是数罪并决定其适用刑罚,体现出了较强的法律逻辑。并且,秦汉法律以重刑吸收轻刑的方式来并罚数罪,减轻了犯罪人的执行刑罚,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法律在处理犯罪时的恤刑,也反映出帝国早期的法律尤其是秦代法律并非只有严苛暴虐的一面。秦汉法律认定罪数形态的方式以及处罚原则对后代法律也有所影响。     

中国童子军运动始末

1950年5月,逃到台湾的何应钦收到了一封信函,上面写道:"中国童子军训练15年来,似具备军事预备训练之浓厚特质,已有一年余与本会失去联络,现在因不敢断定其训练之宗旨、原则、制度及方法,是否继续维持,故决定暂行停止承认其会员之资     

论“牵连犯”的废除

虽然对牵连犯的研究已有百年历史了,各国的实践作法也各有千秋,但牵连犯是否应独立成为一种理论来研究,现在看来似乎值得商榷,当然由此引发的牵连犯存废之争也还在继续激烈进行着。通过对牵连犯保留论者驳斥废除论者的理由进行再驳斥,能肯定牵连犯已没有在理论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必要,但同时也不能否定现实中存在的具有牵连关系的现象存在,对此,应该按有法律法规的,从法律规定;无法律规定的,依法官自由裁量。     

古罗马前期刑事诉讼模式与动力探析

在古罗马的前期,犯罪行为按照“公犯”与“私犯”进行划分,与此相适应,刑事诉讼程序也被区分为基本的两类,即“公犯之诉”与“私犯之诉”。本文以两类诉讼制度、事实为根据分析了古罗马刑事诉讼的动力和诉讼模式的特征,以期对我们今天在不同的诉讼制度之间进行选择与取舍起到一些借鉴作用。     

世界遗产预备名录的国际比较研究

建立"世界遗产预备名录"体系,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针对世界遗产在缔约国层面的认定和申报工作的要求。通过对英国、美国、印度、意大利、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七个国家世界遗产预备名录的设置机制的研究发现,任何国家的预备名单都体现出该国对于自身历史如何在国际舞台上进行展示的一种思路和尝试。同时,各国的策略均与其国情有着紧密联系,侧重点各有不同,英国、美国等国家较为偏重预备名录设置的技术层面;印度、日本、韩国等则更加注重遗产与国家形象建设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