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联省自治运动

联省自治运动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改良主义思潮的一次重要尝试,是国家政体由君主制走向共和制的变革中地方政制相应变革的补充。孙中山反对联省自治,他认为联省自治势必会阻碍国家的统一;而极力主张地方自治,但强调地方自治不等于忽视中央政府的领导与国家的统一。     

史论交融的地方政制研究新作——读《专区与地区政府法制研究》

翁有为著述的<专区与地区政府法制研究>,以20世纪30年代以来该行政层级地方行政体制的历史演进为经,以组织法规为纬,运用历史学、政治学、法学和行政学的相关理论,对"专区"与"地区"政府的创设、演进、组织、权限、运作方式及相关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刻的探析,并得出了基本的历史结论:一是行政组织法制化是国家行政机构健全和成熟的表现;二是行政组织法制是政治社会化的表征和主要路径,是一个国家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管理机构赖以正常运作的法制体系,国家行政组织及其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权威性、合理性、长期性、持久性应以组织法为基础和依据;三是行政区划建制应以满足国家和社会需要为目的.     

中古晚期英格兰郡共同体探析

英格兰向近代过渡的过程中,当村庄等被封建化的时候,郡却没有被封建化。这是因为从12世纪开始,英格兰骑士的军事色彩逐渐淡化,他们参与到地方政府特别是郡公共政治之中,使得由骑士转变而来的乡绅逐渐成为郡内事务的主导者。随着地方认同和凝聚力的增强,以乡绅为核心,地方社会形成了郡共同体。传统的认识存在着一个误区:即认为在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中,中央集权必然与地方自治发生冲突与矛盾。这其实是一种典型的"非此即彼"的认识。民族国家的建构与地方自治的延续是一个既冲突又依赖的过程,可以说两者是有机的结合体。     

从自治到保甲:乡制重构中的历史回归问题——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两湖乡村社会为范围

在20世纪之初的中国乡制变革中,由自治取代保甲和以复兴保甲来推进自治这一看似回旋的历史过程,深深地烙印着传统皇族国家与社会结构崩解后,近代民族国家与社会结构重建的复杂性和探索性特征.以传统与现代力量都很突出的两湖地区乡村社会为范围,考察乡制变革中现代自治与传统保甲体制由替代到融通的历史变异过程,可以充分展示乡村社会变迁的实况和解析其制度性回归传统的历史因由,并深刻揭示在"保甲-自治-保甲"的诡论式表象趋势中,串结着的深层历史主题.     

战前中国的区乡行政：以江苏省为中心

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后,自上而下构筑了一条党政并行的政治双轨。但在战前,其党的组织触角基本上止于县城,而行政轨道则逐渐延伸到县以下乡村社会。国家政权的下延,与20世纪乡村政治文化生态的衰颓相激荡。自治名义下的区乡组织实际成为国家政权的行政末梢;原本偏重政治控制的保甲,最终沦为社会征取的重要工具。区乡保甲体制的相继建立,恰逢其会地为土豪劣绅提供了一个纵横驰骋的舞台。国家政权的深化与地方精英的恶化相伴随,乡村社会日益沦为贫穷与动荡交错的深渊。     

乡村自治:从传统到现代

传统中国乡村具有一定的"自治"色彩,乡村自治体现为"皇权、族权和绅权的结合",是基于当时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基本状况寻求国家与社会的平衡、实现官治与自治的良性互动的现实选择。但总体上看传统中国乡村自治是低水平和维持性的。民国时期,国家权力不断渗透到乡土社会,国家与社会之间此消彼长、各有进退,乡村治理格局呈现出复杂和多样化的特征;然而,由于国家整合乏力和国家权力渗透有限,传统乡村自治的基础和根基并未被打破。新中国成立后,压力型政治体制形成,国家权力下沉至底层社会,彻底打破了传统乡村的秩序和格局,特别是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终结了"乡村自治"的历史。改革大幕开启后,"人民公社"体制被乡政村治体制所取代,村民自治是国家寻求行政权与自治权平衡、实现乡村善治的制度创新。但是,当下村民自治的困境表明,现代乡村建设必须创新体制和机制,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平衡,建构农村社区自治体制,走真正的乡村自治之路。     

“局”与晚清的近代化

"局"为应对19世纪中叶以来的新兴政务而设,因此从局的发展和变迁,可以看出晚清近代化的步伐.局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为局的初步兴起.为了应付1853-1874年间的王朝叛乱,筹款和军需之局在战事中大量兴办.第二阶段为民政事务的局大量兴起.战后,为了恢复地方秩序,局由战事转为民事,其维护了地方社会的发展,造成了上海、汉口等初兴城市的地方自治.第三阶段,局成为国家官僚体系的组成部分.戊戌维新后,局在兴办农工商事务中的作用日益显著;清末新政改革,正式以局为国家官制改革的核心.局的兴办模式也随着发生了变化,由最初的军幕制度到委绅设局,再到科层管理,局的成熟终于成为现代文官制度确立的标志.     

宛西自治派与国民党人的人脉关系

20世纪30年代初,在豫南宛西地区镇平、内乡、邓县、淅川(后扩展到南召),发生了被史家所称的宛西自治。它由当地人士掀起,后有外地人士参与,维持长达十余年,一时间名噪全国。那么宛西自治派是如何在国民党统治区内推行并维系地方自治的?他们与国民党人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宛西自     

从提点刑狱司制度看宋代“路”之性质

提点刑狱司是宋朝首创的专门化的路级司法、监察机构。是继转运司后设立的又一个对州县进行监管的重要路级机构。从提刑司制度所反映出的宋代路级机构某些共性的特征来看:它们具有较固定的行政管理区划,处于地方一定的行政管理层级之中,有大量的行政处置权力。因而宋代的"路",尤其伴随着中央下放除监察权外的大量行政权力到转运、提刑等机构之后,可以被认定为是州县之上的一级正式行政管理层级和行政区划。宋代的"路"是一种权力多源化、分权制衡、集权于中央的新型地方行政体制,是宋代政治精英们对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制度建设所做出的创新和贡献。     

“宛西自治”纸币的发现与初步研究

20世纪20～40年代,在梁漱溟以儒家文化为基础从事乡村建设运动之际,河南省西南部的宛西地区也在“地方自治”的旗号下,进行着一场“以自卫促自治,以自治达到自富”为目的的区域性现代化实验。这场变革活动具有强烈的自救、自保意识和浓厚的地方主义色彩。“宛西自治”的倡导者们为积累其自治所必需的资金,在所辖区域内设立了“农民借贷所”和“合作社”等地方金融或经济组织,同时还发行了地方纸币。     

清末地方自治经费来源、管理使用考

正1909-1910年,清廷相继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和《府厅州县地方自治章程》,在全国推行地方自治。事无财不举,地方自治从筹备到实施需要大量人力和物力的投入;如果没有独立的筹款渠道,地方自治将寸步难行。因此,各国在制定地方自治法规时均对自治经费做出相应规定。日本地方自治经费在府县为府县税及府县的其他收入,在市町村为府县税的附加税和市町村特别税。英美国家则以地方税或地方公债作为地方建设费用。清廷原计划在预备立宪期间颁布地方税则以为将来地方自治的经费来源,但地方税则直至清廷灭亡也没有厘定。在经费尚无保证的情况下,地方自治仓促上马,成为此后自治运行的一个隐患。本文依据有关史料,从地方自治章程和具体实施层面,考察清末地方自治经费的来源、管理以及使用等问题。     

认同·争议·命运——共和国初期国营企业实施“一长制”述论

在工业企业中实行"一长制"管理是由列宁最早提出的。受苏联影响,中共在苏区时期即在公营企业实施带有"一长制"性质的厂长负责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东北地区的国营企业中率先推行了这一管理制度,其他地方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1953年有计划地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后,中央要求建立健全生产管理上的厂长负责制,但未能全面落实,到中共八大时被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所取代。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党内高层对"一长制"不认同;"一长制"与中共的集体领导历史传统相抵触;党政职能不分导致党的政治领导与厂长的行政负责关系的认识错位;还与中国提出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及高、饶事件的影响有关。     

戊戌至辛亥地方自治的发展——湖南保卫局与上海总工程局之比较

本文通过对湖南保卫局和上海总工程局的对比研究,具体考察了地方自治在清末产生和发展的特点及影响,阐明了地方自治从戊戌时期的官绅商合办到辛亥时期的商办这一发展过程。从自治机构的设置及规章制度的订立方面看,上海总工程局更加完善,并体现出更多的近代色彩。从自治活动内容及职权范围看,湖南保卫局与上海总工程局有某些相同之处,但总工程局的自治活动内容更为丰富,而且更具创新性和建设性,其职权范围显然也更宽。保卫局和总工程局的自治活动在许多方面都曾产生积极影响,但后者的影响更为突出,涉及的面也更广。这些都表明,辛亥时期的地方自治较诸戊戌时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本文还分析了从戊戌至辛亥时期地方自治在中国获得发展的原因和局限性。     

德国对日本近代地方自治的影响——以格奈斯特、莫塞和山县有朋的地方自治观为中心

日本近代地方自治制度是以德国、主要是普鲁士为模本建立的,那么德国究竟对日本近代地方自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本文主要通过对德国著名宪法与行政学者格奈斯特及其学生、协助日本近代地方自治立法的莫塞,以及日本近代"地方自治之父"山县有朋的地方自治观进行考察,分析其共同点与差异,从而总结出德国对日本近代地方自治的影响及日本近代地方自治的特点。     

民国时期的行政督察专员制度及其知识背景

行政督察专员制度是南京政府于20世纪30年代初所创设、后逐渐在国共各治区推行和实施的地方层级制度,对当代中国地方政府制度也产生重要影响。该制在民国时期随着国内局势的重大变化,在抗战以前、抗战时期和抗战胜利以后,相继发生了相应的变迁,在国共各治区也有不同的特征和命运。在行政督察专员制创设和演变的过程中,也不应忽视其与学术界流行的相关知识、观念的关联。     

北京大学法科的缘起与流变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法科"自日本传入,历经长期、曲折的发展和演进,至20世纪30年代几经国家的规训而定型。清季京师大学堂法学教科体系从思想、文本到制度建构,近承日本,间接以德国为模范,亦因本土文化心理制约,发生由"政科"、"政法科"到"法政科"的特有流变。民国初年,确立由法律学门、政治学门和经济学门合组的大陆派法科样式。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东吴大学法科成立,北京大学法科被单独授受法律的"法律学系"所取代,英美普通法派权势日炙,改写了长期由大陆法派主导法学界的格局。旋因"中法系"执掌中央教育行政,法国学派乘势而起,确立社会学取向的法学院建制。国民政府统一后,在司法"党化"背景下,大学学制美国化与法学教科大陆派走向相辅而行。     

清末文献中的广西“绅商”

史学界在研究近代绅商的过程中对“绅商”一词的单指性和分指性产生了不同看法。本文在对研究广西地方绅商时所接触到的一些相关资料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认为“绅商”一词的内涵是单指性的,绅与商合流是一种历史现象,也是社会发展的趋势。     

"一国两制"构想的伟大创新

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并推动实施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这反映了中国政府在解决重大历史问题时务实而明智的作风。本文从国家学说和国家统一思想、国家宪法内容和地方自治立法、国家管理结构和地方自治体制以及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思路和方式等四个方面,对"一国两制"政策在形成与实施过程中的诸多重大创新加以总结和探究。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北平城市清洁“自治”

正清洁卫生,是城市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政权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对于北京这样的大城、古城,清洁工作更是繁重。清朝末叶,北京环境卫生相当恶劣。到清末新政之后,政府才着手创设近代意义上的清洁体制。其后多年,北京清洁卫生主要是由地方政府负责。不过在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古城里却兴起了一场以"市民自治"为核心的清洁体制改革,其兴衰成败,颇值得后人玩味。一民国建立后,北洋政府设立京师警察厅,     

百年哈尔滨的政区变化

<正>今日的哈尔滨市的形成与中东铁路的建设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地理环境、政治背景、经济形势的不同,哈尔滨的形成比较错综复杂,它是由道外、香坊、南岗、道里以及江北松浦等几个区域的发展共同形成的。在19世纪末、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哈尔滨的形成和发展中,可以说是犬牙交错,错综复杂。一、哈尔滨的第一个政权机构——哈尔滨关道1903中东铁路的全线通车后,哈尔滨尚未设置政权机构。先是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组成"傅家甸办事功所委员会",进行地方自治管理。不过这不是政权机构,尚无权威性。随着吉江两省交涉、稽征关税的事务骤增,亟需专人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