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环境研究》看日本学界对当代中国环境问题的研究

日本《环境研究》在2008年149号、150号开设专辑,集中刊登了17篇研究当代中国环境问题的论文,这些研究论文反映出日本学界对当代中国环境问题的关注。日本学者的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即中国环境法律法规政策的变化特点和环境行政的最新发展动向;中国环境战略如温室气体减排及沙漠化对策ODA(日本对华开发援助)等各种形式的中日环境合作。随着环境问题日益成为全球性话题,有关环境问题的研究与合作正在超越环境问题而扩展到经济、政治领域。在环境问题上的交流与合作,对中日经济合作关系乃至中日友好关系都将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中日地方交流与合作的现状分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发展正在由国家层次向地方层次纵深,而各国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放权,也使得地方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的地位和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日本是与我国开展地方性交流与合作最活跃的国家,其载体主要是友好城市。在全球化和地方化日益发展的背景下,中日地方间交流与合作呈现出许多新特点,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以促进地方间的交流与合作进一步向前发展对中日双方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     

环保绿色教学从幼儿园开始

心理学家罗伯特说:"人离不开环境,否则无行为可言……"可见环境于人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因此为幼儿营造一个良好的环保教育环境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环保教育从"小"做起,不仅指环保教育要从娃娃做起,更是指环保教育要从小事做起,以求在"小"中见"大"、"小"中见"真"。幼儿园是幼儿环保启蒙教育的重要场所,教师应以幼儿的年龄特点和认知特点为依据,把握一日生活中的每个契机,进行环保的随机教育工作,帮助幼儿树立环保意识,引导幼儿     

日蒙环境政策对话与前景展望

近年来日本抓住地球环境保护与国际合作这个国际政治的“第三重要课题”,欲从环境外交入手拓展自己的外交空间,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日蒙环境对话与合作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被重新认识,成为日本对中亚和蒙古实施环境外交的重要一环。日蒙环境政策对话已经连续进行了三次,是日本通过推进环境合作和交流,进而强化日蒙关系,提高日本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重要方式之一。     

中国—中亚合作对话会

<正>2014年7月6日上午,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甘肃省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中国—中亚合作对话会在甘肃兰州隆重开幕。此次对话会分为"中国与中亚五国地方领导人对话会"主题论坛和"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务实对话会"专题论坛两部分。对话会围绕"亲诚惠容、务实合作"的主题,就如何促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和地区在经贸、科技、能源、工农业、金融、交通、环保及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的友好交流与务实合作展开研讨交流。此次活动旨在进一步推动中国与中亚五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友好城市的建立和发展,促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务实合作和人文交流。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元、甘肃省省委书记王三运、全国友协会长李小林、塔吉克斯坦前议长海鲁洛耶夫和上合组织秘书长     

国内资讯

中国丹麦签署关于促进文化遗产领域交流与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为配合国家主席胡锦涛对丹麦进行的国事访问,6月16日下午．中国驻丹麦大使李瑞宇受国家文物局委托和丹麦文化大臣埃尔贝克在哥本哈根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文物局与丹麦王国文化部关于促进文化遗产保护和博物馆领域交流与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4．22地球日之“灾害无情人有情，《华夏地理》杂志义卖献爱心”

“地球日-杂志义卖活动”是《华夏地理》杂志社近年来与首都师范大学资源环境与旅游学院合作活动．地球日着眼于当下频发的自然灾害．进而引发人们对环保的关注。今年以”关注自然灾害．提倡环保精神．进行爱心传递”为主题,走进社区、校区进行杂志义卖．所得的善款全部捐给中华环保基金。     

浅析在初中化学可渗透环保教育

目前人们最关注的一些环境问题,如大气污染、臭氧层空洞、温室效应、酸雨、海洋污染、淡水缺乏、土地沙漠化、植被减少、生物种群灭绝、有毒化学品等方面来看,绝大多数与化学有直接的关系。从环境污染物的组成上看,有约70%属于化学物质。如何提高大家的环保环保意识,应该从课程中渗透,即结合学科教育渗透环保知识,应采取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在传授化学知识的同时,有意识地联系环境保护的知识。这样可以激发学生学习化学的兴趣,增强学生保护环境的意识。这是目前最广泛、最有效、最可行的主要方法,是中小学阶段进行环保知识教育的主渠道。     

北约与跨大西洋的空气污染治理(1969-1976)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1969年组建的现代社会挑战委员会为载体,积极介入社会领域尤其是环保领域的事务,这被视为北约除防卫协作和政治协商功能之外的“第三维”。北约现代社会挑战委员会把空气污染治理列为第一批试点研究之一,围绕空气污染评估、空气质量标准、污染控制技术、空气质量模型、低污染动力系统开发等重大问题,开展了一系列的研讨、研究和推广活动,切实推动了跨大西洋的空气污染治理工作。北约现代社会挑战委员会通过积极举办空气污染治理专家会议或推动国际环保会议的召开,加强了各国空气污染治理的信息传播和经验交流,增进了跨大西洋社会的团结。其间,北约盟国特别是美国以试点研究的相关成果为依托,尝试推动同苏联在环保领域的合作,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东西方政治缓和的重要副产品。但是,美苏之间的双边合作并没有全面地实现东西方、南北方之间的环保合作,全球范围的环保运动仍然任重而道远。     

中日环境合作的战略互惠性

经过2006年10月以来中日两国领导人的数度互访,努力构筑“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简称“战略互惠关系”）成为新世纪双边关系的基本框架。环境合作是双方首脑共同确认的“战略互惠关系”的重要内涵,更被各界冀望于成为提升和深化双边关系的突破口。从环境问题的全球性发展、中日双边关系的转型以及环境合作对于今后中日双边关系的重要性等角度来看,中日环境合作所具备的战略互惠性决定了这一领域必然成为未来较长一段时期两国关系的突出“亮点”。     

关于中日历史认识问题的思考

所谓历史问题,并非历史问题本身,而主要是对历史认识的问题。关于中日关系问题,特别是当代中日关系的历史问题,中日间差异相当大。这个问题实际上在战后一直都没有得到解决,只是有时显得比较突出,有时可能又被一些倾向掩盖住了。具体剖析靖国神社、日本历史教科书、战后民间诉讼、遗弃化学武器等典型问题,均可以看出两国在认识上的差异。     

“绿色发展与东亚合作”论坛——东亚秩序视角下的中日关系

本文梳理东亚秩序变迁,以此为线索探求中日关系的演变历程,评估当前中日关系现状,分析其症结所在,并就如何稳定和发展中日关系提出建议。作者认为,中日之间历史问题复杂、现实问题交织,未来相互影响巨大,当前中日关系的调整只是消除或缓和长期政治冲突的部分后果,如何避免两虎相争的困境依旧是摆在两国决策者面前的重大议题。作者建议,以更加长远的眼光和更具战略性的大国风度处理中日关系,思考如何构建中美日三边关系的稳定框架,妥善处理中日关系与东亚未来的关系,把共同利益追求提升到战略层次,将互利共赢作为中国国际战略的核心目标加以推行。     

Rising Sino-Japanese competition: perspectives from South-East Asian elites

One of the biggest challenges for the East Asian region today is the Sino-Japanese relationship. Starting with the fishing trawler incident in September 2010, followed by Japan's nationalisation of the Senkaku/Diaoyu Islands, this relationship is experiencing an escalation of tensions in most, if not all, areas of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In response to the intensifying competition, China and Japan have elevated the importance of South-East Asia and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 in their foreign policy strategies. Focusing on how elites from five South-East Asian states—Indonesia, Malaysia, the Philippines, Singapore and Vietnam—perceive the engagement of China and Japan with the region, this article poses two questions: (1) How do South-East Asian elites view the Sino-Japanese competition? and (2) How do South-East Asian elites view the role of ASEAN in managing the competition? The analysis here concludes that while some South-East Asian elites see opportunities in the Sino-Japanese competition, they nevertheless do not perceive it as an issue of critical significance. Instead, the concern lies generally with major-power dynamics, and particularly with Sino-US relations. ASEAN is viewed to lack the ability to manage the negative consequences of the Sino-Japanese competition, although its external balancing function has perceptibly helped to restrain any escalation of major-power tensions.     

冷战后日本政党格局变化及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冷战后日本政党格局的变化,一是形成以自民党为核心的联合政权,并未真正出现一个与自民党相抗衡的政党;二是各政党之间意识形态对立消失,日趋保守化。加之冷战后政党在外交决策中作用的加强等因素的影响,对中日关系造成了消极影响。     

国际法视角下的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

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掀开了两国关系新的一页。然而,时至今日,国内学界对这份文件的研究仍停留在表面。本文从国际法的角度,探讨了这份《声明》的法律性质,并且分析了《声明》中关于“战争状态结束”的条款,以及台湾条款和赔偿条款。本文最后得出结论：台湾问题是影响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的关键因素,日本通过很多外交手段为其对台政策留下了回旋的余地。     

丁汝昌与甲午海战

在甲午海战中,丁汝昌作为中国海军参战部队北洋舰队的统帅,其作用无疑十分重要.但丁汝昌究竟能够发挥出什么样的作用,既取决于其自身的素质,也受到他周围各种因素的制约.如果全面考察就会发现,战争爆发后,丁汝昌这位并不称职的海军提督,率领着一支实力不强、士气低落和保障不力的舰队,在决策者或盲目或保守的作战指挥下,被动消极地与日本舰队进行了三次交锋,最终以他本人的自杀和北洋海军残余兵力的投降结束了这场海战乃至整个战争.战争实践表明,仅就海军本身而言,中国当时还没有成长出符合近代化要求的海军将领,丁汝昌当然也不例外.     

中日关系的回顾与展望

21世纪的中日两国存在着更直接的共同利益,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大国中国和经济大国日本共为利益相关的东西邻国,这就是思考未来中日关系发展的出发点,无论从经济方面看,还是从政治方面看,“中国威胁论”都是不能成立的,在东亚一体化的过程中,中日两国责任重大,理应做出贡献,中日关系一定会发展得更好。     

从开放到管制——战后国民政府外汇政策的演变及后果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先后制订和实施相关财金政策以应付突如其来的巨变。在金融方面最为重要的举措即将战时外汇管制政策转变为战后初期的开放外汇和黄金市场,然而这一政策随着内战的爆发而最终失败。随后国民政府军事由盛转衰,正常的经济活动因恶性通货膨胀难以维持,外汇市场不得不再次施行管制。     

鸠山内阁时期中日、苏日关系比较研究

鸠山内阁时期,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中苏两国都积极主张与日恢复邦交,苏日两国很快实现,而中日两国仍停留于民间交往。其原因是复杂的,文章着重从三个方面分析：1、在鸠山内阁外交战略中,日苏关系先于日中关系;2、中苏两国对日外交方式不同,苏联选择政府间的非正式外交方式,中国选择非政府间的民间交往方式;3、中苏两国对解决日俘、渔业等问题的认识不同,苏联将其视为邦交的资本,中国将其视为邦交的前提。     

Historical shifts in remembering China’s “Nanjing Massacre”

ABSTRACT

Immediately after the occurrence of the Nanjing Massacre, it was reported by both official and nonofficial media, and followed by witness accounts and victim recollections. All this formed the basic memory of the atrocity in Chinese society. After Japan’s surrender in 1945,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conducted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s and organized memorial services. However, the investigation was interrupted by the outbreak of the Civil War (1947–49). After the Communist victory in 1949,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Communists and Nationalists, China and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nd Japan all played a role in suppressing and even forgetting the memory of the Nanjing Massacre. It was not until the 1980s, after the normalization of Sino-Japanese relations, that the memory finally entered a process of reconstru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