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续论中国近代史上若干问题的“情”与“理”》质疑的答复

1990年《史学月刊》第3期发表拙文《续论中国近代史上若干问题的“情”与“理”》。(以下简称郑文)1992年,郭世佑先生在《史学月刊》第1期发表质疑文章《“情”与“理”不宜作为评价中国近代史的价值标准(《续论中国近代史上若干问题的“情”与“理”》一文质疑)》(以下简称郭文)。郭文洋洋万言,其质疑之具体、细致、不厌其烦、不惜笔墨之功实令人感佩。笔者从中获益匪浅。历史问题,有不同评价、不同见解,这是不足为奇的。史学工作者都在力求恢复历史原貌,力求客观评价历史、说明历史。如果史学界出现郭先生所期望的,思路都如郭先生那样的“一致性”,那才是不可思议的。本来,对郭文所持的不同学术观点,可以置而     

与《关于教育若干问题的断想》——“不准”一文作者共鸣

我作为《好家长》的读者,读了2005年1月号刊登的《关于教育若干问题的断想》——“不准”一文后,感慨颇多。     

对《毛泽东与陈独秀》一文若干问题的订正

对《毛泽东与陈独秀》一文若干问题的订正杨荣华近阅《中共党史研究》１９９２年第６期上由徐光寿先生撰写的《毛泽东与陈独秀》一文,它全面地阐述了这两位伟人的交往、合作、友谊和政治分野,给人以不少启迪。但是在一些历史事实和逻辑分析上都存在不少问题,为对历史负...     

《关于人道主义的若干问题》质疑

由于种种原因,人道主义已成为我国理论界聚讼纷纭的问题,人们翘首期待着有助于弄清这方面问题的著作问世。邢贲思同志在《世界历史》1987年第5期上所发表的《关于人道主义的若干问题》一文,自然可满足一部分人的这种要求。但是,作为对人道主义问题颇为关注而脑海中疑团甚多的哲     

读《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

章开沅主编的《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的突出特点,在于摆脱了西方研究理论的束缚,选取活跃于当时历史舞台上的几个重要社会群体,着重分析它们在近代的交错流变以及它们与社会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以窥视特定历史时期内社会转型的特征。故该书不论是在学术价值、理论建树方面,还是为现实提供借鉴方面,都不失为一部佳作。     

《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症结点在哪里?》一文质疑

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中,张雅琴、白津夫同志最近发表了题为《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症结点在哪里?》(见《世界历史》1981年第4期)一文,读后颇有感受,玩味之余,谨敬奉几点浅见,与张、白二同志商榷。 一、原始社会理论和 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 作者根据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上加的一条附注,以为马克思、恩格斯在     

“中国近代第一城”——南通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建筑学和城市规划学专家、清华大学吴良镛教授在对南通的文物保护和城市建设认真考察后,经续密研究、反复论证,提出了南通是“中国近代第一城”的命题。这一命题得到了学术界、理论界、史学界及张謇研究者的     

“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学术研讨会侧记

在中国近代史上,民族主义不仅是一股重要的社会政治思潮,而且还表现为一次次前后相继的民众实践运动,甚至是各种政治力量手中的重要招牌,其地位之重要不言而喻。与之相应,民族主义作为一种诠释的工具,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也曾被研究们广泛使用。     

对《江青与杨帆冤案》一文的几点质疑

阅读了《百年潮》杂志2003年第2期刊登的《江青与杨帆冤案》一文,觉得作者所收集到的江青与杨帆冤案大量鲜为人知的内幕和江青与杨帆积怨的历史渊源,对于认清江青的阴险手段,提供了有说服力的证据,值得一读。但作者在文中提到“文化大革命”中有关中央饶漱石专案组与杨帆案的来龙去脉,以及审理情况,有些地方根本不符合历史事实。作为当事人,我们有必要予以澄清。首先,作者对1967年4月12日江青等人通     

“他山攻错”——介绍《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新书三种

国外对中国近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较具规模的全面研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开始的。在此以前,国外的中国研究主要是由传教士进行的,且大多局限于古代中国,被称为“汉学”(Sinology)。“汉学”的一个未明言的基本设定即将中华文明视为一种已经逝去的、僵死的、仅有“博物馆”价值的     

小议“镇墓兽”——与《“镇墓兽”意义辨》一文商榷

“镇墓兽”在楚国的墓葬中屡见不鲜,对“镇墓兽”的解释有“山神说”、“土伯说”、“龙说”等多种。《江汉考古》1991年2期蒋卫东撰文《“镇墓兽”意义辨》认为“它实是一位祛禳鬼魂的神”。就目前的研究现状而言,“镇墓兽”为龙的观点较具说服力。此外,还有一种“镇墓兽说”也占有一席之地,这种论点认为,“镇墓兽”顾“名”思义即保佑死者的亡灵不受侵扰。     

叶恭绰的卒年——《中国近代史词典》一误

陈旭麓等人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词典》,集名家为之,收词广泛,立义精审,为学人所共称。但于叶恭绰之卒年,定为1965年,不确。 叶氏曾口述有《太平洋会议前后中国外交内幕及其与梁士诒之关系》一书,俞诚之为笔录,后梁氏侧室谭玉樱出     

一部新颖的中国近代史著作——《中国近代之最》评介

关于中国近代历史,已出版了数十百种专著和各类通俗读物,系统地叙述了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生形成和发展过程,以及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光辉业绩,但是,以往不少近代史著作十分类同,千篇一律,使读者读了一本以后则不想再读其他了。最近读了史全生同志所著的《中国近代之最》(大连出版社1992年10月出版,以下简称《最》书),顿有面目一新之感,自认为这是当前开展中国近代史学习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又一种新颖别致的好教材。     

对《袁世凯的帝制计划与二十一条》一文的质疑

日本学者久保田文次教授,在《史草》第20号上,发表了如题所示的论文,对两者的关系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我有幸读到了这篇论文的抽印本。现今,拟在介绍这篇论文的基础上,谈谈个人的不同看法,或有不当之处,还望久保田先生和国内外史学界的同行们批评指正。     

《中国近代史》教材(“马工程”系列)编写的有关问题与思考

本文论述了马工程《中国近代史》教材的编写过程和教材编写的指导思想,意在为高等院校历史系授课教师提供一个使用该教材的明确说明。本文强调了《中国近代史》教材的学科对象,指出教材的编写既不采用所谓"革命史观",也不采用所谓"现代化史观",而是以唯物史观做指导,按照近代中国历史进程来编撰历史,处理史料,做出结论。教材坚持了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认为这是对近代中国社会的规律性认识。贯穿《中国近代史》教材的总的思想是争取独立和民主,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争取国家的富强,就是努力发展实业、科学和文化教育。换句话说,这也就是中国人民在近代为了民族的复兴所走过的历史轨迹。把体现这个思路的历史事件贯串起来,就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同时,教材坚持了近代中国的革命高潮的观点。     

关于《毕昇与始版桥》一文的几点质疑

《古今谈》今年第一期（总第81期）“寻访古迹”一栏下刊有葛许国先生的《毕昇与始版桥》一文,感到有话要说,质疑如下：     

“情兼《雅》怨”还是“情兼雅怨”——关于钟嵘《诗品》“情兼雅怨”的校释问题

“情兼雅怨”是钟嵘《诗品》评价曹植诗歌的重要特征,也是他评价其他诗人的一个重要标准,因而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各注家对“雅”的点校存在很大分歧。本文指出,“雅”应是与“怨”两两相对的一种美学风格,而不是指《雅》(即《小雅》)。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及其“沉沦”与“上升”诸问题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及其“沉沦”与“上升”诸问题张海鹏（一）最近,胡绳同志在对《近代史研究》创刊１００期表示祝贺时重提一个建议：“把１９１９年以前的八十年和这以后的三十年,视为一个整体,总称之为‘中国近代史’,是比较合适的。这样,中国近代史就成为一部...     

“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笔谈（二）从文化认同看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的复杂性

正如人们已经注意到的,“民族”的概念迄今为止在国内外学界一直是一个颇富争议的问题。与此相关联,“民族主义”也同样是一个复杂而难以界定的概念。由于民族主义在中国近代史上生存与发展之历史条件的特殊性,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更是有着自身不尽同于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复杂性。本人拟从“化认同”的特殊视角对中国近代史上民族主义的复杂性问题谈一点看法,以就教于关心这一问题的方家与同道。     

关于《李任仁与白崇禧的师生交往》一文的两点质疑

贵刊2007年第4期刊登了曹裕文先生所写的<李任仁与白崇禧的师生交往>一文,比较翔实地描写了李任仁与白崇禧之间的师生情谊,读来还是比较感人的.然而,当文章讲到李任仁脱险过程时有这样的描写:"白崇禧在委任李任仁为桂林县长的同时,又委派侯人松为桂林善后处长,令其协助李任仁镇守桂林,防止沈鸿英残部卷土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