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经济部“官商合办事业”概况(三)——原实业部部份

(十二)烈山煤矿股份有限公司烈山煤矿股份有限公司,以经营开采安徽宿县睢溪镇烈山、小环山及雷家沟煤矿为营业范围。一九三五年十月一日召开临时股东会议修改章程,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九日由实业部核准登记。其股款总额为一百五十万元。其中官股及商股已缴款数:“官股六十万元(没收倪丹忱之股),商股九十万元。”     

试析1935年以前中国银行对待政府内债态度之演变

1935年3月28日,据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训令,决定以尚未上市的金融公债1500万元充作中国银行官股股份,使其官股股份占该行资本总额的50%,并对中国银行实行了改组,由原来的总经理制改为董事长制,董事长一职由部派宋子文担任。至此,这家标榜为中国当时最大的商办金融机构已完全遭到了官僚垄断资本的控制。中国银行之所以遭此厄运,个中原因固然众多,而该行当时对政府内债的不满和抵制,当为一重要原因。     

北洋时期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制度述论

鉴于股份是股份有限公司资本和股权的基础单元,北洋政府《公司条例》对股份进行较为周密的规定。在股份来源方面,北洋时期较晚清有所变化:社会自由认购的现金股占主体,强制认购的股份和各类权益股大为减少。在单元股份的金额设置方面,常见的为100元或50元。也有的公司股份单元金额较大,为500至1000元(两)。有些公司出于招股之便,突破《公司条例》的规定,设置了“整股”与“零股”两种规格的股份单元。在缴纳公司股本方面,固不乏一次缴足的公司,而以分期缴纳股款者较为普遍。除普通股外,北洋时期的不少股份公司还设置过“优先股”、“红股”等。相关公司对于这些特殊股份的取得资格和应得权益的规定也不尽相同,但均是为了促进股份招募与股款收缴。     

广西大事记(清之二)

康熙元年 (1662年 )七月十一日　容县、岑溪、苍梧、藤县发生412 级地震。是年　清廷设左江镇 ,驻南宁。广西提督移驻柳州府城。△　廉州府奉令“再申洋禁” ,立界设防 ,重兵驻守 ,强行“迁海” ,逼沿海居民“徙内地五十里” ,捣墟市 ,拆房舍 ,烧海船 ,禁止沿海百姓接济台湾郑成功的反清斗争 ,并防御外国入侵。康熙二年 (1663年 )正月十七日　清廷设置泗城军民流官同知、经历、儒学教授等职官。八月二十六日　清廷改镇安土府为镇安府 ,设通判 1员。是年　柳州、马平、武宣、桂林、临桂、平乐、灌阳、梧州、苍梧、藤县、永安、罗城等府州县水…     

江西丰城县发现元末红巾军铜印

江西丰城县于1982年文物调查工作中,发现一方元末红巾军“管军万户府”铜印。铜印圆形。直径11、厚1厘米,重约1000克。印纽扁平,高7.5、上宽2.5、下宽2.8厘米,上厚0.6、下厚0.8厘米。印正面刻正方框,内篆书“管军万户府印”六字。框四周各篆回形对称纹饰。印背右侧刻有“管军万户府印”左侧刻“中书礼部造”“治平二年、月、日”。这方有治平二年铭记的铜印,应是元末南方红巾军领袖徐寿辉颁发其所属部队的;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秋,徐寿辉与彭莹     

太平天国时期广西左右江僮族人民的反清斗爭

广西省左右二江地区包括有清朝时的太平府、鎮安府的全部和泗城府、思恩府、南宁府的一部分地方,現在是桂西僮族自治州的有色地区和邕宁地区的大部分地方。它和越南人民共和国接壤,处于祖国的最南端,自古以来勤劳勇敢的僮族人民就劳动生息在这里。一、太平天国革命前的情况。自从清初“改土归流”后,广西左右江还保留有許多土州土县,僮族人民受尽土官的压迫和剝削。土地、山林、川澤都屬于土官所有,僮族人民耕种土官的田地要繳納繁重的租稅,一般是二五分租,但是其中还挾杂着許多超經济的剝削,連土官生小孩也要向土人(僮人)派錢,土官可以随时向土人勒索,这叫做陋規。土人到山林里去打獵和砍     

民营博物馆的投资之困

最近,停滞已3年的江宁织造府博物馆项目有了下文。南京市政府以5．98亿元从浙江广厦手中将空置的织造府“收归国有”,围绕这个项目的纷争终于告一段落。而江宁织造府博物馆成为“中国第一个像样的民营博物馆”的愿望也就此破灭。     

朝鲜王朝的土官制度

朝鲜职官分京官职、外官职、土官职三大类。土官是由本地人出任的协助军政主官处理地方事务的官员,亦分东西两班,其品级被限定在正五品至从九品范围,地位又逊于相同品级的京官和外官。朝鲜开国时,土官仅设立在济州、平壤府和永兴府3地,世宗为防御建州女真和充实新置府州实力,在鸭绿江和图们江南岸大量增置土官,其后历经调整,土官仅分布于永吉道和平安道12地府州。土官不由科举,依据才能、功绩等多种途径选拔,经本地军政主官拟差,再由吏曹或兵曹承王旨差下除授。土官仕满固定任期后可由低品向高品迁转,亦可因才干卓著转为京官或外官。比较可知,朝鲜王朝土官制度主要体现国家权力秩序结构中的层级支配性,与明清中国的土司既有相似之处,差别亦很明显。     

达鲁花赤考述

达鲁花赤是蒙元时期具有蒙古民族特点和设置最为普遍的官职,始设于成吉思汗时期,有元一代置而不废。对这一官职作系统全面的探讨将有助于蒙元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尤其是职官制度、民族关系以及元代中国与周邻国家和地区关系的深入研究。 达鲁花赤,亦做“答鲁合臣”、“达鲁噶齐”。蒙古语,意为“镇守者”。相当于突厥语的“巴思哈”(basqaq),在波斯语中则译为“沙黑纳”(shahna)。汉文文献也称“监”、监某州、监某府、监某路,《世界征服者史》则称为“少监”,赵翼称其为“掌印办事之长官”。     

“属州视县,直隶州视府”:明清州制新解

明清时期的州制问题,可从体国经野和设官分职这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差异的角度分别加以探讨。清廷通过取消隶府而领县的属州,实现了地方行政区划层级的简化。《明史·职官志》“知州掌一州之政。凡州二,有属州,有直隶州。属州视县,直隶州视府,而品秩则同”的记载,藉州政之别反映了以两类知州为代表的官僚在权力运作上的内涵与空间差异。本文依靠雍正时期针对属州进行大规模调整留下的文献记录,为揭示上述志文真相提供新的解说。笔者认为,“属州视县,直隶州视府”指属州知州虽领有知县,但因尚隶于知府,故所掌州政主要面向本州亲领编户,从牧民之官的角度可视与知县相埒。而直隶州知州因径隶于布政使,故州政主要是对所领知县的巡查管辖,从牧官之官的角度当与知府相仿。这是志文详于府、县之政,却独略于州政的原因。《清史稿·职官志》所谓“属州视县,直隶州视府”,已与明代乃至清初州制有所不同。     

应城发现明砖

八四年十一月文物补查时,于应城县黄滩镇及附近的几个村中发现数百块明砖。砖全为青色,长46.5、宽22.5、厚12.5厘米。半数以上有模印文字,内容有二:一为:武昌府提调官张勗司吏徐用德安州判官司吏(?)时中应城县知县吴均美司吏张斌作匠卢福一人户贾政陈玉贤吴成一为:武昌府德安州应城县提调官知县吴均美典廖兴造砖人贾政李兴作匠卢福洪武十年三月□总甲首陈文胜砖之确切年代已定:明“洪武十年”,     

《隋书》标点勘误及校勘补遗四则

1 册三 ,页 777,《百官志下》记隋开皇时官制 ,云 :“司农寺统太仓、典农、平准、廪市、盾、华林、上林、导官等署。”“廪市”误 ,应作“京市”。理由如下 :同处列举诸署名称后 ,又指出太仓、京市及导官三署的下属。太仓、导官均隶司农 ,“京市”亦当如是。但上文仅见“廪市”而无“京市” ,二者必有一误。该志后文述炀帝朝官制变化时称“司农但统上林、太仓、盾、导官四署 ,罢典农、华林二署 ,而以平准、京市隶太府” (页 798)。显然“京市”旧隶司农 ,上文“廪市”必是“京市”之误。《通典》卷二六《太府卿·诸市署》云“隋初 ,京市…     

金代南岳祭祀考

金朝与南宋对峙,天下五岳,金朝已有其四,唯有南岳衡山在南宋境内。金世宗时,官方规定,于河南府登封县嵩山“遥祀”南岳衡山。金朝对南岳之神,采取了低调化处理,以流传于河北、晋南一带的崔府君“代祭”之,号称“亚岳”。金朝对南岳的诸种祭祀方式,集中反映了其欲为“中国正统”的政治诉求,这一历史遗产日后亦为元、明两朝所继承。     

以府辖卫：明代军民府的制度嬗变

元明清时期,朝廷曾以军民府制度对边疆民族地区进行管控。军民府广设于西南边地,实行军民共管的治理模式,时间跨越五百余年。明代是军民府制发展的重要时期,在沿袭元制基础上结合边地实际进行调整。至明中晚期,新设永昌、黎平、遵义、平越、贵阳、安顺六个军民府,以流官掌府事,上承兵备道,下辖卫所,一改此前以土官掌土民和府卫之间不相统属的治理传统。军民府制度在明代的变化是卫所、兵备道、土司等多重因素影响的结果,维护了西南边地的军政秩序,亦塑造了全新的政治格局。     

伊秉绶隶书赏析

伊秉绶（清乾隆十九年一嘉庆二十年,1754—1815）,字组似,号墨卿,晚号默庵。福建汀州宁化县人,故人又称“伊汀州”。乾隆五十四年进士,授刑部主事,迁员外郎,曾任为广东惠州知府、扬州太守等官。嘉庆三年,伊秉绶以出色的业绩入选府道备员,后外放为广东惠州知府。在惠州知府任上时,有循吏的美名。所谓“循吏”,是指那些通晓法律,在贯彻实施时遵从原则,兼原则性与灵活性于一身的中庸、中正的为官者。     

洪武三十年中越领土交涉的原始文件

明洪武年间 ,中国与安南曾发生边界领土纠纷 ,是为明代中越关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安南 ,古称交趾 ,蒙元曾数次派兵征服 ,立万户府 ,遣兵戍守。至明王朝建立 ,安南国王陈日火奎奉表称臣 ,专使朝贺 ,明太祖朱元璋遣使赍印 ,仍封陈日火奎为安南国王。其后 ,安南屡次内乱 ,但始终奉使朝贡不绝。然而 ,元末动乱之际 ,安南侵夺边境领土的问题并没有解决 ,成为当时两国关系中的一大纠纷。洪武二十九年 ( 1 396 )十二月 ,广西思明府土官知府黄广成上书明政府 :“本府自故元设置思明州 ,后改思明路军民万户府 ,所辖左江一路州县洞寨 ,东至上思州 ,南…     

黑水城出土《元一统志》刻本残叶考

新公布的《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收录有M1·1242号残叶,整理者未予定名。根据《永乐大典》卷五二〇一原字韵“太原府”条,M1·1242号实应定名作“《元一统志·太原路》刻本残叶”。该残叶为元代杭州官刻本,虽然仅存片纸,但由于现存元刻本残卷并无此叶,因此显得弥足珍贵,具有较高的方志学研究价值,可供校勘《元一统志》辑本等使用。《元一统志》卷帙浩繁,多达1300卷,能够在西北边陲的黑水城发现其残叶,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意义。     

上海市金山县出土元代银锭

1988年5月,上海市金山县干巷乡寒圩村社员干顺馀,在胜利大桥北岸兴修水利挖土时,掘得元代至元十四年铸元宝一只。他即主动上交国家,现由金山县博物馆保存。这一元宝呈束腰形,长15.4,厚3厘米,重1834克。银锭正面刻有三行阴文,中间一行“行中书省”;右旁一行“扬州库官孟珪销银官王琪 騐银库子吴武”;左旁一行“至元十四年重伍拾两银匠侯君用”。银锭背面,刻有阴文“元宝”两个大字(见图)。元代至元十四年铸元宝,据现已发表的资料,尚有二实例,其一,1956年江苏省句容县赤山湖畔出土元至元十四年元宝两只。银锭正面刻有阴文三行,中间一行“平准至元十四年银伍拾两”;右旁一行“铸银官提领大使副使库子杨良珪”;左旁一行“提举司银匠彭兴祖刘庆秤子韩益”。其二,据陈鸿彬编著《树荫堂收藏元宝千种图录》收录一件元至元十四年铸扬州元宝,正面有刻文三行,中间一行“行中书省至元十四年”;右旁一行“扬州销银官王珪秤騐银库子侯武”;左旁一行“重伍拾两库官王仲方铸银侯君用”。背面刻有阴文“元宝”两个大字。     

中国农民银行及其发行的钞票

中国农民银行是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改组后成立的,在1934年11月14日开业。“资本总额定为一千万元,实收五百万元”(见“民国二十五年全国银行年鉴》F第11页)。 1935年11月4日国民政府币制改革,发布《施行法币布告》,规定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为发行法币的国家银行。是年12月又公布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钞票亦称法币,限定该行最高发行额为壹亿元。     

天赐年款铜印与乣军政权

一“天赐”年款铜印的发现最早见于金毓黻先生的《东北古印钩沉》,该书辑有“都统府弹压印”一方,背有“天赐二年”款。60年代以来,在河北、内蒙、辽宁等地又相继发现几方天赐年款铜印,见于报导的有: “宝坻监判官印”,1965年5月发现于河北省丰南县柏各庄农场;“都统府印”1966年发现于河北省满城县中南韩村;“万户之印”,1974年发现于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克力代公社教来河边;“都统府弹压印”,1976年发现于辽宁省朝阳县大平房公社大平房大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