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的琥珀工艺

琥珀的研究在欧美颇有规模 ,而在国内 ,一直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关注。辽代墓葬和遗址出土的丰富的琥珀制品 ,为研究中国古代的琥珀工艺提供了契机。本文试图以科学发掘出土的辽代琥珀制品为依据 ,对其类型、使用、题材、工艺、原料来源、琥珀饰品大行于辽等原因进行初步的探讨。围绕辽地琥珀来源而将引发的中西方文化交流 ,以及辽代琥珀工艺所揭示的契丹族独特而多元的文化艺术的研究 ,都将是饶有兴味的课题     

考古发现所见两汉琥珀印探述

琥珀制品在两汉时期风靡一时,琥珀印在琥珀制品中颇具特色。本文在对中国境内考古发现所见两汉琥珀印资料收集与整理的基础上,对其出土地域、自身特征、出土位置及伴出物品等问题进行了探讨。研究表明出土琥珀印的墓葬等级较高,且出土位置特殊,并伴随有水晶、玛瑙、海蓝宝等贵重宝石。这些宝石的产地可能源自南亚或东南亚地区,而这类随葬品在两汉墓葬中的流行亦体现了当时物质交流的成果。     

考古发现所见两汉琥珀印探述

琥珀制品在两汉时期风靡一时,琥珀印在琥珀制品中颇具特色。本文在对中国境内考古发现所见两汉琥珀印资料收集与整理的基础上,对其出土地域、自身特征、出土位置及伴出物品等问题进行了探讨。研究表明出土琥珀印的墓葬等级较高,且出土位置特殊,并伴随有水晶、玛瑙、海蓝宝等贵重宝石。这些宝石的产地可能源自南亚或东南亚地区,而这类随葬品在两汉墓葬中的流行亦体现了当时物质交流的成果。     

中国古代琥珀艺术——商至元

琥珀作为艺术载体在我国的出现,至少可以追溯到距今三千余年前的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时期,其使用一直延绵不断。本文主要利用考古出土材料,并结合文献,对自商至元(不包括辽代)历代琥珀制品的题材、造型、工艺、使用及其文化内涵作全面的梳理和探讨。文章认为,琥珀在我国古代是作为与水晶、玛瑙、琉璃、犀、玳瑁、玉石、金等相当的贵重物品进入人们视野的。其使用多限于皇室、贵族和高官,是使用者地位、财富和奢华生活的象征。琥珀主要作为小件饰品使用,其次用作印章。至于琥珀用作杯、盅、盏、枕、碟、盒等实用器皿,虽有记载,但非常罕见。琥珀制品的造型,与同时代其他贵重材质器物的造型相同或相似,其制作以圆雕为主,少量片雕、镂雕,加刻简单的阴线表现细部特征。历代琥珀艺术呈现的面貌各不相同。     

唐西州的古代药方研究

本文通过对从日本奈良出土的唐西州古代药方的研究,认为该药方的出土不仅说明唐代中国文化交流的广泛性,同时也说明交流的快速性.该药方的出土有助于更加深入地研究古代高昌地区医疗制度和医疗水平,并为唐朝同日本在医学上的交流提供了新的佐证.作者分别从药方的由来与学术意义、药方产生的背景及东传至日本的缘由、对药方的讨论、结语四个方面进行了论述.     

"劳邑执刲"琥珀印考

本文对广西合浦堂排1号汉墓出土的"劳邑执刲"琥珀印提出了新见解。认为:劳邑的位置在今广西玉林市境内,此印是南越国封赐给境内劳邑部族首领的官爵印。     

清代宫廷琥珀艺术

琥珀是古代树脂埋藏地层中日久逐渐石化而成的。以琥珀作为艺术创作的媒介,在中国至少可以追溯到三星堆文化时期。琥珀艺术虽然在中国古代艺术长河中绝大部分时期并非主流,但一直不绝如缕。清代琥珀的使用范围远较明代以及之前的任何历史时期普遍。乾     

敖汉旗李家营子金银器与唐代营州西域移民

营州地区是古代中西文化交流比较频繁的地区之一,也是丝绸之路在东北地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近年来有关中西文化交流的文物不断在这一地区出土,特别是1975年在敖汉旗李家营子唐代墓葬中出土的一批属于波斯萨珊朝的金银器更为世人所瞩目。夏鼐先生曾著文对这批金银器的来源和时代进行过考证,但是关于这批金银器是通过何种方式流入此地的,     

裙带生风 婀娜多姿——洛阳出土唐代三彩女俑赏析

唐代是我国古代陶俑艺术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的繁荣时代。这一时期出土的三彩俑更是造型精美、色彩艳丽、技艺高超。尤其三彩女俑为人物塑造中最     

从出土“唐三彩”看中原与西域及北非的文化交流

<正> 近四十年来,在我国豫陕两省境内发掘了许多唐代墓葬,出土了数量颇多的重要文物。尤其是在唐代的两京——长安和洛阳附近,公元七世纪至九世纪皇室和贵族的墓内,出土了许多三彩陶器,更是唐代实行厚葬的实物例证。这些色彩斑斓、造型优美的器物,特别是那些三彩陶俑,应是当时豪族社会生活在艺术领域的反映,甚至可以作为探讨中西交通和文化交流的珍贵史料看待。所以应当予以珍视。拙文选择其中典型的唐三彩器作为素材,探讨李唐王朝与西域及北非的文化交流及其影响,不当之处,请方家指正。     

唐宋时期福建与东北亚的交往和移民

唐、五代时期 ,随着沿海地区的大规模开发和人口的大量增多 ,福建的对外贸易和其他往来发展了起来 ,和东北亚各国也开始有了商业、文化等方面的交往 ,并且有人由于政治或宗教原因而移居那里。到了宋代 ,福建的经济、文化空前发展 ,对外贸易达到鼎盛阶段 ,与东北亚的交往和移民也随之进入历史的高潮 ,不仅来往的次数频繁 ,而且人数众多。这些情况说明 ,唐、宋时期的福建不但与东南亚有大量往来 ,而且与东北亚也产生了许多交往 ,其对外开放是全方位、多角度的。     

《倭名类聚抄》所引《兼名苑》考

中日交流在隋唐时期达到鼎盛,其中遣唐使的贡献巨大。他们将中国书籍带回日本,对日本的社会、文化、语言诸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些书籍中有一部分是在中国问世后不久便传入日本,而在中国却渐渐失传。《兼名苑》就是其中之一。本文通过考证《倭名类聚抄》对其的引文部分,对其成书过程、内容及在日本的传播进行了分析。     

FTIR and statistical studies on amber artefacts from three Romanian archaeological sites

In the present study Fourier transform infrared spectroscopy in the reflectance mode (FTIR-reflectance) – was performed on well preserved archaeological amber, originating from three Romanian archaeological sites of Roman and Byzantine cultures, which did not allow sampling material. Resulting spectra were subjected to multivariate data analysis (MDA) using 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 (PCA). In the light of the FTIR-reflectance bands of archaeological samples from the region 1275 to 1155 cm⁻¹ and 900–600 cm⁻¹ we could conclude that the samples from first two locations, Ro?ia Montan? and Nuf?ru, are made from amber of Baltic origin. In the case of the third location, Isaccea, we take into account the possibility of a mixture of raw materials, both Baltic and Romanian amber. These assertions are supported by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the historical context. Besides the FTIR spectra comparison or other analytical data,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correlate any information about the material (colour, conservation status, historical context, connections with other artefacts) and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in order to favour safe conclusions.     

陕西唐十八陵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研究

陕西关中唐十八陵,在中国古代帝王陵墓营建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不仅在历史、文学、美术、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有着很高的研究价值,而且具有极高的旅游文化产业开发价值。目前陕西的个别县域只对部分帝王陵墓进行了开发,割裂了唐陵文化的整体性。本文通过对唐十八陵的分布地域、文化资源特征的论述,分析了其产品知识性强、市场结构不均衡等内容,指出了唐十八陵文化旅游产业在发展中存在着产品结构比较单一,不能满足游客的需求;营销模式滞后,游客回头率低;产业化程度低,没有形成规模效应等系列问题;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唐十八陵旅游文化产业发展的具体途径。     

青海都兰吐蕃唐墓包金银饰的科学分析

青海都兰位于古丝绸之路南道上,都兰吐蕃墓葬群出土了为数不少的隋唐时期金银器及饰物,其中一件"粟特银包金神袛人物连珠牌饰银丝腰带"牌饰上的人物具有典型的粟特特征,这对于研究中西方文化交流,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但很多包金银饰片出土时腐蚀严重需要进行保护处理和相关的科学研究。为此,通过电子扫描电镜、X-射线衍射等分析方法,对工艺类似腰带牌饰的样品进行科学分析。结果表明,样品为包金银器饰物,包金层为金银合金,而银本体腐蚀严重,腐蚀产物主要是氯化银,这与环境的高含盐量有关,分析结果可为吐蕃墓出土文物的研究和保护提供理论依据。     

略论昆明古城的历史沿革、文化特色及其底蕴

区,降及元初,虽“昆明”的族称在史籍中已逐渐被所谓“乌蛮”、“罗罗”取代,但很有可能在民间照常沿用而被官方采纳用作地名。其二是与唐初“昆州”、南诏“昆川”有明显的传承演进关系。对此,《元史·地理志》说:“昆明,中,倚郭。唐置(昆州) ,元宪宗四年,分其地立(昆明)千户二。至元十二年改鄯州,领(昆明)县。二十一年,州革,县名故。”从中不难发现,“昆州”与“昆明县”之间确有内在联系,而夹在其间的过渡性地名“鄯州”,则显然是从先前的“鄯阐府”转化而来。然而尽管这些解释已足够充分,且在边疆民族地区以当地少数民族的传统称谓用作…     

明至清前期海外关系的变化与史学

明至清前期,随着海外关系的变化,史学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明前期,皇朝海外关系是建立在“宣威柔远”政治目的基础之上的。这种关系因郑和一下西洋”的活动达到高潮,史学则因此出现了几部反映这种海外关系特点的著作。晚明,倭患问题与私人违禁进行海外商贸等问题交织在一起,经权衡利弊,皇朝开始改变初期的海禁政策,私人海外贸易迅速发展;与此同时．西方殖民者东来,与中国开始发生直接的接触;随着传教士“精神狩猎”的开始,中西文化交流逐渐展开。这些海外关系的特点,都在史学中得到体现。清前期是海外关系大倒退的时期,中西文化交流逐渐偃息,史学的发展也受到影响。     

The Effect of Accelerated Alteration on the Discrimination between Baltic and Romanian Amber

Ten geological samples (five from each source—Romanian amber and Baltic amber) in duplicate for five different media (air, water, saline, acid and basic) were subjected to thermal alteration at 80 ± 2°C for 12 weeks, in the dark. The samples were analysed before and after the accelerated alteration experiment by Fourier transform infrared spectroscopy, both in transmittance and reflectance mode, and the acquired spectra were statistically processed by multivariate data analysis, mainly using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The results of the experiment are useful in giving a better picture of how to discriminate between archaeological amber artefacts.     

印尼“黑石号”沉船及其文物综合研究

"黑石号"沉船出水了大量中国唐代中晚期的瓷器和一些金属器等,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物证。通过对长沙窑瓷器、越窑青瓷、白瓷、绿彩瓷器、金银器、铜镜的造型、装饰及图案等的解读,阐述了中国唐中晚期外销瓷器的总体情况和所包含的文化交流内涵,分析了外销对中国部分窑口瓷业生产的影响。对采集到的两件白瓷标本进行了X射线荧光光谱元素组成分析,探讨了外销白瓷可能的产地。论文也就沉船可能的出发港和目的港进行了讨论。     

苏巴什佛寺遗址出土两枚金属制品功能探讨

苏巴什佛寺曾是古代丝绸之路上连接中外的重要节点,对其出土遗物的研究为分析丝绸之路上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贸易的流通与繁荣提供重要借鉴。本工作采用X光照相、X射线荧光、超景深三维视频显微观察、X射线衍射、扫描电镜等科技分析手段,并结合相关文献,对苏巴什佛寺发现的两枚金属制品的功能进行了深入探讨,初步确定一枚样品为西突厥打戳铜币,一枚样品为仿银金属制品,表面使用了自然铝。文章的分析结果对于研究隋唐时期丝绸之路上西域诸国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以及中原与西方诸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