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黄尹”身分考——兼论商代配祀制度

<正>甲骨文宾组卜辞常见名为“黄尹”的祭祀对象。关于黄尹的身分，学界历来争讼不已。有学者认为黄尹即伊尹，仅是称谓不同；也有学者认为伊尹和黄尹是两个人。林宏明已对各家观点作过梳理和归纳，¹此不赘述。现今学界多赞同二者为同一人，但仍有不同意见。²黄尹与伊尹“同人异名”和“分属两人”两种意见及涉及的相关问题，是甲骨学与殷商史研究的热点之一。     

试论王安石的人才思想

北宋中叶的王安石(1021—1086年)是一位有魄力、有作为的封建政治家、教育家。他关于人才问题的独到见解,是他进步政治思想和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时,他的主张虽然不可能真正实现,但作为一种珍贵的思想资料,至今仍在历史文库中熠熠发光,读来意趣盎然,发人深思。一王安石认为,人才是国家的栋梁,人才得失事关国家的盛衰安辱。这是他关于人才问题的基本观点。他说:“夫材之用,国之栋梁也,得之则安以荣,失之则亡以辱”(《材论》)。又说:“国以任贤使能而兴,弃贤专已而衰。此二者必然之势,古今之通     

新整理清华简六种概述

在《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一、二辑出版之后,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又整理出竹简六种八篇,其中两种为西周时期的佚诗,即作于周初的《周公之琴舞》和作于西周晚年的《芮良夫毖》。一种是真正的古文《尚书》——《说命》三篇。一种记汤与伊尹传说,名《赤鹄之集汤之屋》。一种托名武丁和彭祖,题《殷高宗问于三寿》。还有一种记载黄帝至春秋时的贤臣,拟题《良臣》。     

1930年前后顾颉刚学术理念的变与不变

1923年,顾颉刚提出"层累"说,致力于打破旧有上古史系统。1930年,发表《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之文,有的学者据此认为顾颉刚的学术宗旨已经改变,这是不正确的。顾颉刚研讨汉代的政治和历史观念,是他整个古史探研计划的组成部分。顾颉刚一直关注文献中的"古史观念"。他应对考古学及社会史研究的一些进展,而提出学术上各有"分工"之说,在治史活动中做出自我说明和某些调整,但其根本学术理念并未因此改变。我们不应把学术界关注视角的转变,也视为顾颉刚学术理念的转变。     

诸葛亮用人及其启示

汉末三国时代的诸葛亮在我国古代政治家中是一位佼佼者 ;在众多的历史人物中 ,又是家喻户晓的智多星。他的政治、军事才能和鞠躬尽瘁的精神 ,以及高尚的品德风范和近乎完美的人格道德 ,为世世代代所景仰。笔者谈谈诸葛亮用人的得失及其启示 ,望读者不吝赐教。东汉后期 ,天下大乱、群雄争霸。诸葛亮作为追求天下统一大业的刘备的得力助手 ,深知人才的重要。他说 :“亲贤臣 ,远小人 ,此先汉所以兴隆也 ;亲小人 ,远贤臣 ,此后汉所以倾颓也”。所以他坚持“治国之道 ,务在举贤” ,提出了“官以能为次序” ,“爵以功为先后”的主张 ,而且在很大程…     

吉田茂与旧金山体制

吉田茂是日本最有影响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之一。战后他曾五次组阁,时间共达七年又两个月之久。由于他对创建战后日本保守政治,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一直被日本国內外的学者认为是战后日本保守政治的始祖。     

汤佩松院士的境遇与抱负

湖北省浠水县近几十年来名气大了一些,这是因为出了一位闻一多。闻是诗人、艺术家和学者,但他名气的主要来源是毛泽东主席说过他“拍案而起”“要写闻一多颂”那几句话,以及他本人疾恶如仇和大无畏的精神。除非是同行。同事、他的学生,一般人对闻的了解,大约也只限于他最后几年的政治斗争方面。社会上的传颂,纪念活动,各种宣传介绍,也多半集中于此。一个学者,如果不是在政治上有什么特殊表现,单凭他的学术贡献是很难为一般人所了解的,他的“知名度”常偏低。刚巧,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浠水县还有一位学者,巧得很的是：他不仅与闻…     

《山海经》中“番禺”的史学意义及其他——古粤征微之二

弁言 番禺是广州的古称,其由来长期困扰着研究岭南古史的学者们。历来有所谓人名说、族名说、二山说;又有贲隅即番禺说和非番禺说,以上诸说的依据均出自《山海经》。持人名说的学者指出二山说(此说认为是因番山、禺山而得名。)是一种附会;     

高拱《病榻遗言》考论——与赵毅教授商榷

赵毅教授撰文提出,张居正倒台原因中包含高拱权谋"因素",此说值得商榷。本文认为:《病榻遗言》刊刻问世于万历三十年至三十一年之间,不在万历十年至十二年之间,故与张居正身后罹难无涉;该书是高拱对隆庆六年正月至万历元年二月之间发生的诸多政治事件的真实记录,并非不实之词;该书是当事人记述的回忆录,绝不是"为其身后报复政敌"的所谓"政治权谋"、"巧妙政治设计",因而不可能影响到万历十年以后的明代政局。     

辽代政治中心之争的回顾与启示

<正>辽朝的政治中心是在捺钵还是都城,抑或另有所在,这是研究契丹民族和辽朝历史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在国内学界引起了广泛讨论。经过多年研究,学界主要出现了“都城说”“捺钵说”“行宫说”和“行朝说”四种观点,其中又以“都城说”“捺钵说”最具影响力。目前已有学者对此学术探讨进行了回顾,但主要集中于对各种观点的分类、归纳,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横向对比分析,缺少以纵向的、动态的视角来观察这一问题的源流与发展,因而对未来研究的方向和重心的探讨较少。     

商汤伐桀路线新探

郑州商城就是商汤所都的亳邑,成乃成皋,戎山就是文献所称的陑山,也即后世的雷首山和中条山。今陕西省合阳县东南一带,是夏桀逃亡的“莘之墟”。鸣条位于今夏县西北和安邑镇以北地带。今河南省陕州市是夏王桀所逃的“南巢氏”,又称“焦门”。今山西夏县为中心的晋南地区古称“夏虚”,是夏王朝统治集团的最后归宿。     

西汉时期夷夏关系的嬗变与思考

西汉时期夷夏关系的嬗变是从汉初迫于军事劣势所形成的政治上的“夷夏并尊”到汉武帝时期凭借国力主动“纳四夷于华夏”。汉初,在“并尊”格局下,汉廷想要通过“用夏变夷”和使匈奴“渐染华风”来改变当时的政治困境,并未成功。汉武帝即位后,通过对夷夏关系的反思,采取了“纳之华夏”与“夷夏之防”两种政策。进而认为我国古代的政策一直是南北不同,但总的趋势是在夷夏一体的大格局不变之下,南边逐渐华夏化,北边保持华夷秩序。     

蔡谟《汉书音义》考索

本文通过对比裴骃《史记集解》和颜师古《汉书注》,认为裴骃《史记集解》所引《汉书音又》即蔡谟所著。这部著作是南朝至唐代以来《汉书》最为通行的注本,也即《隋书·经籍志》著录的《汉书》一百一十五卷本。在此基础上,又就《汉书音义》的成书、流传、价值等问题略作考索。     

山东商代考古与商史诸问题

商文化进入山东是从二里岗文化后期开始的,商族起源于山东、契都蕃在滕县、汤都亳在曹县诸说都不可取。益都苏埠屯商代大墓的族属是商族,不是东夷族,周代薛国是由商代史族所分化的。夷方位于滕县东邻费县境内。鲁分“殷民六族”是原居住在曲阜鲁国周围的商遗民。     

How to Surpass the Qin

In the famous chapters on the flaws of the Qin (221–207 BCE) dynasty, Jia Yi (200–168 BCE) deals with the reasons for the Qin’s defeat. This article, grounded in previous scholarship, will analyze Jia Yi’s discussion of the fall of the Qin and will show that the negative depiction of Qin policies was part of Jia Yi’s strategy for implementing the political agenda of the Han. Moreover I argue that the Guo Qin lun, or “To Surpass the Qin,” is not simply a historical analysis, but a political treatise that also deals with: (1) heeding the advice of meritorious ministers; (2) persuading the emperor to apply policies to bring tranquility to the people.     

晋南"夏墟"考

夏王朝包括夏代晚期的都城皆在豫西地区,晋南地区不存在像安阳殷墟那种都城废址性质的属于夏王朝的都邑故址;文献所记的“夏墟”应该是泛指广大区域而非专指某一地点,整个晋南地区皆应该属于“夏墟”之范围;晋南地区被称作“夏墟”的原因是由于商王朝灭夏之后夏族聚居晋南所致,“夏墟”即夏族聚居区;晋南地区被称作“夏墟”只能说明商代和西周初年夏族曾聚居于此,其与夏族的起源和夏文化的渊源没有必然的联系。     

商周管邑地望考略

本文结合考古资料、古文字和传世文献,考证西周和春秋时期的管已在郑州西北郊一带,商代晚期的管邑也应在郑州西北郊一带,郑州战国城是战国管邑,而郑州商城是早商时期的管邑。郑州商城是商汤灭夏以后建立的都城,称管亳,可以简称亳。     

商汤都亳研究综述

商汤都亳,是夏商史研究中的最重要内容之一,涉及商代第一都、早商文化、夏商分界、夏文化界定等重大学术课题,因而成为学术界一直以来关注的焦点和热点。本文对这一课题的学术史进行了回顾与总结,归纳与概括主要研究成果,指出在学术讨论中暴露出的一些问题。     

唐三彩用途考辨

本文认为唐三彩最主要的职能是充当冥器,但在现实生活中,唐三彩至少在两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一是用来制作宗教用品,二是用来制作建筑材料。     

夏代礼玉制度探源

5500年前,几乎使太湖地区濒临灭亡的一场大水缔结了吴地与玉化和鱼化的不解情缘,玉化和鱼化又共同造就了具有玉的秉性和鱼的天性的虚心、细腻、活跃,讲究精益求精,崇尚开拓开放的化特征。玉化和鱼化蕴育了明社会的合理内核,为泱泱中华迈入明社会的门槛,在组织结构和意识形态两个方面提供了必要的历史基础,而玉器从实用器进而逐步发展成为国家礼器的整个过程也即是夏代礼玉制度的重要渊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