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分子"如此"学毛著"

"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林彪的鼓吹下,学习毛主席著作大搞形式主义,背语录、做语录操风行一时.我在解放军报社工作期间,有机会随同一位闻名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出了一趟差.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可以为当时盛行的那种形式主义,提供一个实例.     

"鹭舞"与"鹭鼓"

上个世纪40年代,闻一多先生《说鱼》1一文在考释"鱼"字的隐义时附带谈及"鹭",将鱼、鹭两者释为男女关系的两方,这应该是"鹭"与其他象征之错综复杂关系的一个方面.本文认为"鹭"的杂多象征关系中还有一个被以往学者已注意到但尚未展开的方面,即鹭与舞、鹭与鼓的关系.     

"群团"还是"社团"

在首届新方志和续修方志中,有许多设了群众团体志(编、篇),还有的将党派群团或党政群团写在一起,称党派群团志(编、篇)或党政群团志(编、篇)。少数则设社会团体志(编、篇),或合设党派社团志(编、篇)。究竟应叫“群团”,还是称作“社团”呢？对此,我们首先要弄清群团和社团的概念。     

关于领导干部"知"、"言"、"行"的思考

“知”、“言”、“行”既是认识论中认识与实践关系的具体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对认识与实践关系的经典表述。领导干部作为在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群体,要努力培养读书学习的习惯,认真提高讲话文稿的质量,正确对待本职工作的实绩,在更高的层面实现“知”、“言”、“行”的有机统一,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的重大责任。     

"嵎夷"与"朝鲜"

"嵎夷"之名最早见于<尚书>,自新石器时代就居于山东半岛,应是东夷少昊族团的一支,但由于中原华夏民族的东渐及在这一过程中的频繁战争,迫使相当一部分嵎夷人越海迁往辽东半岛、朝鲜半岛乃至日本列岛,<山海经>将"少昊之国"、"羲和之国"称为"海外"之国,就反映了这种历史真实,而自新罗开始,古代韩国人自称是"轩辕之裔、少昊之胤"、"嵎夷细民",不是没有道理,它反映了中、韩两国人民在历史上的血肉联系.     

"葬"和"埋"

本文主要对"葬"释源,并兼谈与"葬"有密切关系的"埋"字,同时附带介绍一些与丧葬有关的历史文化知识."葬"是起源很早的字,很有可能在商周时代产生,"埋"是"薶"的俗字,"埋"的出现理应晚于"薶"字."埋(薶)"起先都是指埋物、埋牲,后来才有埋人之义.本文粗略地说明了"葬""埋"的起源、意义,同时附带介绍一些与丧葬有关的历史文化知识.     

"八旗子弟"解读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将"八旗子弟"一词解释为"提笼架鸟"、"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之人.这完全是一种偏见,是对"八旗子弟"内涵的歪曲,以偏概全.清代八旗制度是军政合一、兵民一体的组织,是清王朝立国、维护国家政权之本,清代八旗包括满洲八旗、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在旗者统称为"八旗子弟".在清代历史中,在八旗子弟中涌现出了许多人才,为国家的强盛和繁荣做出了诸多贡献.     

敦煌文献所见"凌迟"、"陵迟"考——兼及"凌迟"酷刑的起源

本文以敦煌文献中出现的"凌迟"、"陵迟"一词为讨论对象,考察分析它们在不同文本中使用的情况、含义,并进而探讨了作为一种酷刑的凌迟的定名与起源问题,认为作为"剐刑"、"脔割"的代称的"凌迟",至迟在唐代中晚期已出现.而非通常所说的五代或辽.     

"绿"与"绿"

中日两国文化源远流长,在文化融合交汇的过程中,产生许多同形词.在这些同形词中必然存在异义词.本文所讨论的"绿"字,在中日两国语言中同时存在,其基本义相近,引申又有所不同.本文将从"绿"的基本义和引申义的解释和分析出发,试比较"绿"在现代中日两国语言中异同.     

北平"四三事件"

1946年4月3日,北平军警宪特无端搜查、逮捕在北平的共产党新闻人士,制造北平“四三事件”。对此事件,一些专著有所涉及,一些报刊也发表过相关文章,但在被捕人数、人名、地址等方面,都有不准确和值得商榷的地方。我的父亲滕代远参与了北平“四三事件”,是主要当事人之一。在他未发表的《我的回忆》一文中,     

论"清谈"与"清语"

魏晋“清谈”和明清“清语”都是我国古代史上重要的一种文化现象。关注二者的历史传承渊源,内容、表现方式上的明显差异,以及审美范畴上的发展演变,对于我们在今天更好地研究这一文化现象具有积极的意义。     

"文革"中与毛泽东"平起平坐"的小人物

“小人物,大历史”的说法,放在王百得身上再恰当不过。说是小人物,他出身农民,后来成为炼钢工人;说是大历史,他后来在文革中鬼使神差地当选为中共九大、十大中央委员,而且得票与毛泽东一样——全票当选。     

是"编"还是"编纂"

首轮志书和第二轮志书的大多数都在封面(护封)上署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也有署"××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和"×××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编"有编辑之义,指"对资料或现成的作品进行整理、加工".而"编纂"也有编辑之义,但多指资料较多、篇幅较大的著作.从地方志编纂的复杂程序、繁多的劳动和浩大篇幅看,非一"编"字所能涵括,应标明"编纂"二字.再者,标"编"容易把地方志理解成编辑作品,即汇编作品,而地方志是科学资料性著述,为避免误解,也以标"编纂"为好.     

从汉"里"谈长沙走马楼吴简中的"里"和"丘"

吴简"里"只是一个虚拟的户籍单位,而"丘"作为临湘地区的一种居住单位在东汉末年就已存在,到孙吴时演变成带有强烈屯田色彩的居住单位,但还不能视为一种"聚"与"村"之间的自然聚落方式.出现"同丘不同乡"反常现象的原因为某人从某乡迁移到另一乡某丘居住、耕种时,其户籍单位未能及时变更,故在缴纳赋税时只能记在其原来所在乡的籍账上.     

中西封建君主制中的"法治"与"人治"

中西封建政治史上都存在着限制君权的传统。西欧盛行的是由日尔曼法、神法与封建法融合而成的“王在法下“的“法治“传统,在中国则表现为儒学的君主受制于“天“、“礼“的政治传统,但这类传统多流于理论或理想的层面。在中西君主制中,“谏议“虽有规范君权的效应,但最终并不能束缚君权,而君主以加冕誓词或“罪己诏“所作的政治承诺也是如此。从君权的实际运作来看,中西封建君主制都带有基本的“人治“特征。     

"南京路"史话

道路是城市有机体的血脉网络,它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在中国的道路命名中,通常是以人名、地名或历史事件为主,以地名命名方式为多数.以山川大河、省市县乡命名的道路比比皆是,遍布全国城镇乡野.然而有这样一条路,在全国很多大中城市都能找到,甚至在海外也有其名,尽管景致各异、长短不一,都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南京路".     

"革命局"辨析

据苏俄、共产国际的有关档案记载。1920—1921年间在上海和中国其他几个大城市曾出现过“革命局”(ревбюоро)。对于“革命局”究竟是什么组织。目前已有几位党史学者发表了不同的意见,分别视其为:中共上海发起组及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社会主义者同盟的领导机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机构和俄共在华组织。这几种看法均值得商榷。从档案原文和“革命局”的名称、组织系统、自身结构与功能任务等方面来看,1920年夏成立于上海的“革命局”实际上是直属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具体负责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机构,而在其他城市的“革命局”则是设于上海的“中央局”的分支机构。虽然革命局后来的隶属关系、组织机构有所变化,但其作为共产国际的在华一级机关的性质却始终如一,在指导建立共产党、推动各革命团体的活动、实施共产主义宣传等工作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随其主要使命的基本完成和中共的成立,革命局也归于消失。     

详说"黄克功事件"

1937年10月,在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发生了一起震惊陕甘宁边区、影响波及全中国的重大案件.时任红军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第六队队长的黄克功,因逼婚未遂,在延河畔枪杀了陕北公学学员刘茜,由一个革命的功臣堕落为杀人犯.此事发生后,在边区内外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在国统区,国民党的喉舌<中央日报>则将其作为"桃色事件"大肆渲染,攻击和污蔑边区政府"封建割据"、"无法无天"、"蹂躏人权".这些叫嚣,一时混淆了视听,引起了部分不明真相人士的猜疑和不满.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边区政府高度重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召开会议,经过慎重讨论,决定将黄克功处以死刑.这件事被称为"黄克功事件".     

说说"封建迷信"

"迷信"一词的含义,依据《辞海·迷信》辞条的解释,是指相信星占、卜筮、风水、命相和鬼神等;也指盲目地信仰或崇拜.站在科学的立场看迷信,它的确是与科学根本对立的社会意识.但我们在长期的反迷信宣传教育中,通常在"迷信"二字之前加上"封建"一词,不仅令人费解,也使人感到"迷信"一词的义旨非常狭窄.     

从"解放台湾"到"和平统一"方针的演进

毛泽东认为,在朝鲜停战后没有及时提出"解放台湾"的任务是不妥的1949年10月24日晚,解放军第十兵团第二十八军、二十九军中的3个加强团近万人,猛攻金门西北角古宁头阵地,顺利登陆,夺得古宁滩头阵地.在未巩固滩头阵地之前就分两路向蒋军纵深猛插,击溃防守金门的李良荣兵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