爨宝子碑和爨龙颜碑

由于在民族史和书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而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有两块碑刻,即爨(音篡)宝子碑和爨龙颜碑。过去的金石学家和书法家习惯把前者称为"小爨",把后者称为"大爨",合称"二爨"。所谓大、小,根据的是碑身的高和宽,如果按立碑的年代来说,则小爨早于大爨五十多年。     

边陲奇象

南朝行晋禁碑之制,于是,碑刻寂响,可是,在天高皇帝远的边陲——云南省曲靖县,却出土了极奇朴的二石：《爨宝子碑》和《爨龙颜碑》。如同早于此的云南昭通《孟孝琚碑》一样,墓主都是少数民族,而碑文所述,也都是中土汉文化播传边疆的事。因此,这些碑石的文献价值极大。而仅就书法艺术讲,“二爨”可谓奇朴无伦!     

爨氏溯源

爨是中国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姓氏。《康熙字典》和《辞源》均说：“《华阳国志》昌宁(当是建宁)大姓有爨习。《蜀志》建宁大姓蜀录有交州刺史爨深。”爨习为东汉末人,仕蜀。爨深为西晋人,仕李成(又说仕晋)。然而,爨氏最先见于战国时期记录。《滇南古金石录》早说：“《战国策》有爨襄。”《养素堂集》说：“《战国策》魏有爨襄。”     

《爨龙颜碑》由隐而显的历史过程考略

比照相关历史文献,发现爨龙颜于正史无考,原因是爨氏家族趁中原内乱独步南境、恃远擅命,中原王朝对其心存忌惮又不无鄙夷故不予承认。最终,不受承认的爨龙颜以存之久远的金石实现了传之久远的目的。"汉晋正传"的书法艺术和"向义中州"的精神内涵令《爨龙颜碑》由隐而显,阮元对其大行天下有推举之功。该碑体现了边疆民众对中原文化的主动迎迓和自觉认同,典型地呈现了云南边疆文化与中原汉文化的内在关联性。     

爨是怎样从一姓氏演变为民族的？

方国瑜先生说：“爨之称,初本一姓,为南中望族,统率诸部,雄视一隅,史籍乃以为部名和种族名,自后爨部置郡县,爨族改称罗罗,亦改为寸,爨之名乃少见。”(见《新纂云南通志》卷84)这就提出了“爨是怎样从一姓氏演变为民族的”的论题,今不惴固陋试论之,以求正于方家。     

夏县“爨村”与云南“爨人”

由上可以看出,云南的“爨人”其实不是一个民族。作为统治者,从河东安邑迁往云南的爨氏是汉族,作为被统治者的土著是少数民族。汉代以前,西南夷部族君长甚多,时有吞灭兴继。     

《爨龙颜碑》新读四题

《爨龙颜碑》,立于南朝刘宋大明二年(458年),记述了爨氏统治南中(滇)时期(约公元339年-748年)的一段不二史实,是研究西南民族史的重要碑版。清末以来,考释者几二十余家,各有灼见,却也留下一些歧意。余于1999年初参编《曲靖石刻》一书,作《爨龙颜碑》释读。     

关于宫中“对食”

《故宫博物院院刊》一九八一年第三期裁《魏忠贤乱政和客氏》一文,其中谈到“对食”问题,有一段较详的说明: 按宫中惯例,宦官们都要轮流在乾清宫值班,但不许太监在宫中做饭,所以值班者只好带冷饭。宫中女婢,皆有“爨室自炊”,因此太监们都托她们代温饭食,故称为“对食者”,或称“菜户”。客氏原与魏朝为“对食”。其后魏忠贤与客氏相私。“一     

元济宁路景教世家考论——以按檀不花家族碑刻材料为中心

济宁路在元代是景教重镇,这里长期存在着景教寺院和教徒群体。作为蒙古贵族弘吉剌氏的家臣,按檀不花家族至少三代先后在济宁路各地为官,留了不少碑刻材料。这些碑刻提供了元代景教的许多新知识,可以弥补景教研究在汉文史料上的不足。按檀不花家族在济宁路当政期间,曾经兴修景教寺宇,复建阙里孔廷,甚至参与道教庙宇的建设,展现了元代景教徒与中国本土文化与宗教的交融与互动。     

陕西古代碑刻概述

陕西地区,尤其是汉唐旧都及京畿所在的关中地区,古代碑刻遗存十分丰富,有"古碑渊薮"之誉。在前贤以全国碑刻为著录对象的《金石录》《金石萃编》等金石著作中,陕西碑刻的条目几乎占去半壁江山。据初步统计,陕西境内现存碑刻类文物达万余种。以其分布状况计,关中约占70%,陕南约占20%,陕北约占10%。陕西是中国碑刻文化的发祥地,唐代发现于凤翔、被称为"碑刻之祖"的《石鼓文》,属战国时代秦国刻石,是我国境内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碑石刻铭。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5次出巡。     

丰润曹氏家族的三件碑刻

丰润曹氏家族的三件碑刻隆立新近几年,丰润县在进行曹雪芹祖籍在丰润史料调查中,先后在丰润尚古庄、小陈庄、尖山峪、大坡庄、迁西莲花院、遵化马家峪等地发现有关丰润曹氏家族明、清碑刻３０余件,这些碑刻对研究明、清两朝历史,深入曹雪芹祖籍的研究等有着重要的参考...     

碑刻中的社会——从陵川碑刻看民间社会活动

本文以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晋城市陵川县发现的几处有代表性的碑刻为例,揭示碑刻内容所反映的乡村商业及民俗祭祀活动等,从而揭示地区性风俗差异,来看晋东南的地方风俗特色。民间碑刻作为一种重要的记载历史的乡村文献,对于理解和研究晋东南乡村生活及乡村社会变迁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河南内黄县发现一块清代刑戒碑刻

河南内黄县发现一块清代刑戒碑刻张粉兰１９９２年夏天,内黄县城关南街农民在拆修房屋时发现一块清代刑戒碑刻（附拓片）,现存县文管所。石碑为青石质,呈长方形,长６３厘米,宽３８厘米,厚３．５厘米。碑面打磨平滑镌刻楷书字体,其它几面没经过细加工。碑面阴刻文字...     

爨文化又一重要实物——陆良县雨师庙乌蛮女神像

雨师庙在陆良县芳华镇雨补村西北乳峰山巅,是陆良县唯一的别具特色的女神庙,是爨化除爨碑外又一重要实物。也是滇东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古迹。     

山西介休发现的几块重要碑刻

上世纪80年代初,在山西介休后土庙古建筑群维修工程中,在后土庙大殿的地下,发现了两块叠压在一起的碑刻——《创建献楼之记》和《重建后土庙碑》。这两块碑刻的发现,确定了献楼和后土庙大殿的始建年代,对于了解后土庙古建筑群逐步形成的过程和解放前后土庙古建筑群惨遭破坏的历史有重要参考价值。     

文化遗产丰厚的裴氏碑刻

河东裴氏家族是中国历史上声名显赫的名门巨族,裴氏碑刻将碑身、碑文、书法三者完善结合,是雕刻、文学、书法艺术的综合体现,具有一定的艺术欣赏价值,对研究历史文化艺术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四川渠县礼义城遗址调查简报

2015年11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对位于四川渠县土溪镇洪溪村9组的礼义城遗址展开了全面调查,发现了城门、城墙、水井、池塘、碑刻等遗存,基本理清了礼义城的范围与布局,尤其是在城内发现的多通宋代至明清时期碑刻,为研究宋元战争史以及礼义城的变迁历史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成都龙泉区北周文王碑再调查

北周文王碑刻于成都市龙泉驿区山泉镇大佛村八组大佛寺后的天落石上。近三十年来,学者们对于碑的性质、年代,碑旁34号龛与碑的关系等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有不同的观点。笔者经过仔细观察,从考古学叠压打破关系入手,结合龛像特征,认为现存第34号龛为文献上所记录的北周强独乐等为北周文王所造像佛道二尊像,但龛内像在北周武帝灭佛时可能就遭到了破坏,经过后代改刻、增补形成了现状。同意部分学者认为的现存碑刻是根据《周文王庙碑》和《后周宇文泰纪功碑》残碑拓本经续补之后的重刻。     

清代《关圣帝君觉世真经》碑刻

今年春节假日．我去上海老城隍古玩市场游览,遇见一位收藏家老朋友金君,他热情邀请我去其寓所鉴赏一块碑刻——关圣帝君觉世真经。据金君介绍：该碑刻系他在90年代初,去浙江旅游时在一老乡家发现的,因感到它楷书清秀,内容为劝世人乐做     

河南博爱县发现元代建筑——汤帝殿

1978年,我们在博爱县界沟公社东王贺大队发现一座元代建筑汤帝殿。发现后,笔者同博爱县文化馆张英抬同志一起进行了调查。关于殿的历史,文献资料无载,碑刻也大多散失,只能从现存的一块碑刻中了解一点线索。清代康熙三十六年《重修碑记》载:"怀之东二十里有村名曰东王贺,北半里许有庙在焉,即汤圣帝神也,庙……不知创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