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梁国管窥

公元前 2 0 2年 ,封建专制的西汉王朝建立 ,其政治机构与政治体制基本上承袭秦朝。西汉初期 ,一方面推行郡县制 ,一方面分封异姓王、同姓王 ,形成郡县制与藩国制并存的格局。汉高祖刘邦为稳定西汉王朝 ,在消灭异姓王后 ,又不遗余力地大建同姓王国 ,以作为朝廷的屏藩。高祖晚年     

“舆论”溯源

我国古代,从西周开始,实行“封诸侯,建同姓”制度。周武王伐纣,灭了商王朝,不久周公东征,讨平企图复辟的商纣残余势力,周人及其同盟者在中原和东方建立了许多侯国。“封诸侯”就是把被征服的广大地域,一块块地瓜分给他们的兄弟子侄与异姓同盟者;“建同姓”就是以姬姓为主体。周王和异姓侯结为姻亲,互为甥舅,建立起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政治统治网络。从此周人在被占领的土地上建起“国”对“野”的统治。由于征服者只是少数,为了防止当地人民的反抗,修建了许多城堡,进行武装保卫,这就是所谓的建国。“国”字最初写成“或”,它…     

试论先秦乱伦禁忌的两种形式

作为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乱伦禁忌在先秦时期有两种主要表现形式:即"同姓不婚"与"族内异姓婚姻禁忌"."同姓不婚"要求人们在缔结婚姻关系时首先考虑"取妻避其同姓",而"族内异姓婚姻禁忌"则旨在排除家庭内部男性与其庶母、兄弟之妻、子妇等女性成员发生婚姻或两性关系的可能.这两种乱伦禁忌的区别仅仅在于形式方面,在功能方面它们都具有防止家庭分裂、维护家庭稳定的重要作用.     

明清徽州宗族的异姓承继

婺源腴川程氏宗谱和休宁二十七都五图黄册底籍所载资料证实,明清徽州宗族的异姓承继相当普遍,绝非个别现象。同宗继子乏人是异姓承继的原因之一,保全家产为异姓承继的重要经济因素。异姓承继亦有感情问题。血缘关系是宗族组织建立的基础,宗祧承继为宗法制度的一个核心内容。明清异姓承继的普遍及有关法规的调整,表明封建宗法关系的松弛。宋代以后的宗族既有发展的趋势,也有从内部开始瓦解的倾向。     

从德育角度探讨大学生在虚拟社会的亲社会行为

亲社会行为是由对行为者无明显利益,但对接受者有益的反应组成。对大学生而言,亲社会行为更多地发生在虚拟社会中。影响大学生在虚拟社会的亲社会行为的因素,从个人角度看有认知、情绪和价值观,从环境角度看主要包括虚拟社群、大众传媒和网络规范。提高大学生在虚拟社会的亲社会行为水平,需要学校、家庭、社会共同努力,针对影响亲社会行为的因素制定德育对策。     

异姓史官与周代文化

西周王朝建立前后,一些曾在商王朝长期典掌文化事业的异姓家族相继进入姬周政权,并凭依其特有的文化优势世代担任大史、内史等官职。大批异姓史官的存在改变了周邦的文化结构,推动了商文化吸收融汇夏商文化的历史进程,为周代文化的繁荣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考察周王朝中异姓史官的文化活动与世官状况,追踪异姓史官家族迁徙演变的历史轨迹,揭示异姓史官在周代文化建设中所发挥的特殊作用,将有助于我们对周代文化的形成、发展与演变作更全面的理解和更准确的把握。     

从政治联姻看西周王朝统治——以《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所见诸国为中心

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十四国西周时期婚姻材料可见,姬姓国分封后,基本上保持了与周王室较为一致的联姻传统。这既表明姬姓国联姻传统的延续,也体现出姬姓诸国对周王室的尊重与遵从,是周王朝政治统治策略的地域扩展。异姓诸侯多与姬姓国联姻,既与周王朝的笼络政策有关,也反映了异姓诸侯的生存之道,以婚姻图存。此外,材料中亦多见诸国与王朝卿士和世族联姻。除了双方利益所需,这实与周王朝统治策略有关:或为实现其笼络意图,或为达成其政治军事上的目的。与周边异姓国族联姻也是西周时期诸国政治联姻的一个重要特点。这种联姻一方面是各国忠实履行蕃卫王室之责,稳固自身统治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周王朝怀柔政策的扩展和延伸,即周王朝通过诸侯来实现对地方的控制。在这些诸侯中,秦和楚联姻材料较少,似游离于中原之外,虽与材料不均衡有关,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周王朝的统治策略与重心所在。     

“异姓为嗣”问题中的礼、法、俗——以明清浙南族规修订为例

浙南地区收养异姓子,并以异姓子主祭的现象,被南宋理学家关注。随着明清宗族组织的发展和族产的扩大,乡间抱养异姓、异姓为嗣,从放任不受管制的状态,变成宗族管理、限制的重点事项,并在族谱编纂中发展出一套针对立嗣异姓的规则和安排异姓子孙的方法。在这个过程中,"民不祀非族"的理念和"异姓不得乱宗"的律条,被各方所引用和诠释;诉讼成为人们修改规则的手段。礼、法关系的历史,赋役制度变革带来国家与家庭关系的改变,宗族组织的发展趋势,以及每个宗族内部的资源分配和权力斗争,都给"异姓为嗣"习俗的产生、确认和改变带来影响。     

清初移民四川与啯噜的产生和蔓延

清初,清政府鼓励在川境垦荒以及大规模地向四川移民。然而,在四川这个新的移垦区域中,社会整合与人口快速增长不相适应,社会控制机制未能很好地建立起来,对大量的移民缺乏有效的管理和制约。移民中的棍徒、游手无赖之徒与本地流氓恶少相互勾串融合,产生了一种异姓结拜的松散组织——啯噜。啯噜的产生和蔓延,与清初不加限制地向四川移民,与四川这个未趋整合的移垦社会的社会背景、地理环境等因素密切相关。     

北魏异姓贵族婚姻论略

北魏时期,异姓贵族主要指拓跋同宗九姓和勋臣八姓。在通婚关系上,拓跋和同宗九姓因有血缘关系,"百世不通婚";同宗九姓的通婚对象主要是少数族权贵和汉族大族。勋臣八姓成为宗室的主要通婚对象,但勋臣诸姓与宗室通婚也有亲疏之别。总的来看,与宗室通婚较频繁的勋姓,如穆氏、陆氏、于氏、尉氏等。而贺氏和刘氏等,由于其所出的贺兰部和独孤部曾有过与拓跋部争权的历史,故北魏建国后宗室与他们的联姻并不多见。除宗室外,异姓贵族通婚的对象以少数族居多,但汉族也不少。这说明,随着北魏政权汉化程度的加深,民族间的通婚范围更加广泛。     

论中国古代社会的虚拟血缘关系

Virtual kinship in ancient Chinese society mainly includes two types: brothers without kinship and father and son without kinship. From the Wei and Jin to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when the clan society and the imperial regimes were declining or on the edge of disintegration, virtual kinship became an important choice for marginalized families and lower strata of society in forming new social groups. After the Song Dynasty, virtual brothers without kinship was severely suppressed and even forbidden by authorities because of its tremendous threat to the stability of the dynasty. Due to its low social cost and high efficiency in forming a new social group, it became the main organization pattern of the secret folk society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祀典抑或淫祀:正统标签的边陲解读--以明清闽台保生大帝信仰为例

王朝的正统标签历来为各种社会阶层所追求,但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与不同的地域环境下,不同阶层的人们对其解读方式却颇有不同。保生大帝信仰盛行于东南沿海边陲,南宋时获得王朝的三次敕封,明清时期则一直未能得到王朝的正式承认。保生大帝信仰的这种特殊性,使得明清时期地方官府在解读该信仰的正统性时,没有在祀典与淫祀之间划出一条界域分明的鸿沟,而是从当地保生大帝信仰的实际情况与边陲社会的实际需求出发,来理解该信仰在当地存在的合理性。保生大帝信仰的个案,凸显了传统社会中国家权力在边陲控制上的多维变通以及民间社会对此作出的积极应对。     

"虚拟"先人与十九世纪新加坡华人社会--兼论海外华人的"亲属"概念

在东南亚殖民地时代,"虚拟血缘"的组织原则对于华人移民社会的重组重建及其运作,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以19世纪的新加坡为个案,考察华人移民如何透过埋葬先人的坟山组织建构"社群共祖"以整合华人社会,讨论东南亚华人虚拟的"先人"或"祖先"概念,进而思考海外华人的亲属研究问题.本文也讨论与比较了"虚拟血缘"组织原则在明代华南宗族"联宗"形态、台湾汉人社会发展早期的"合约式"宗族和东南亚华人坟山组织的不同运用.     

礼俗化:新乡贤的组织方式及其文化逻辑

进入新时期以来,发源于我国东南沿海乡村地区的新乡贤现象日渐活跃,关注、梳理地方社会的乡贤文化传统也开始成为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与古乡贤相比,当代新乡贤群体在组织方式与文化逻辑层面皆呈现出明显的礼俗化特征。从具体运行机制看,新乡贤的礼俗化主要表现为文化主体的双重认定、日常组织活动的人情"在场"及道德伦理的价值约束等方面。礼俗化现象的背后,还隐含着新乡贤介入乡村生活的两种文化逻辑,即礼俗一体与礼俗分立,而这也可能是新乡贤未来充分融入现代乡村社会的内在核心意涵。     

简论中国历代宰相官职的特征

封建专制时代辅佐国君总理国家政务的官员宰相,是没有独立大权的。历朝国君都要控制宰相的权力,致使宰相制度多变与不稳,历朝宰相职务及权限,也各有不同,变化不定。变化频、无定职是中国宰相制度的一个极醒目的特征。     

明中期湟水流域汉族社会与文化之中兴

从明初洪武至嘉靖万历年间,经过卫、所制度建立,军、民屯田及移民,湟水流域汉族人口增加,经济发展,屯田繁盛,居住区域扩大,区域性汉族社会成型;同时由于儒学设立、教育发展,汉族群体中人才辈出、著述颇丰,使得汉文化在湟水流域复兴,为青海传统社会、文化、经济结构增添了新的成分,建构了青海传统社会、经济、文化多元性特征。本文通过对明中期湟水流域汉族社会的军事、政治、经济发展状况的梳理,阐述了明中期湟水流域汉文化中兴及对后世的影响。     

“明代遗民”:韩国华人历史探微

论文运用历史研究方法,从倭乱时期的移民和明清交替时期的移民两个方面考察了明代遗民的迁移以及定居过程;分析了明代遗民同时具有对明朝、对韩国、对明代遗民社团的多重认同和形成这种认同的客观条件,并将明代遗民的地位变化过程与韩中关系的变化过程相结合进行探讨。相对于向来以单一民族自居的韩国,朝鲜时期的明代遗民,是对韩国民族的一种学术性挑战,同时明代遗民研究对韩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也是一种新的开拓。     

“国家与社会”的中国研究面相

“国家与社会”理论作为研究社会运行机制的一种宏观分析框架,于20世纪90年代初传入中国。由于研究者对“国家与社会”理论框架中“社会”一端的不同理解,使得“国家与社会”理论的中国研究呈现不同的特征。本文依据社会转型期前后中国“国家”与“社会”的职能及其关系变革,梳理了在当代中国研究中“国家与社会”理论所呈现的不同面相。     

汉代的民间宴饮与乡里社会

在中国古代,宴饮活动承载着一定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功能,对国家权力的建构和社会秩序的维系,起到某种微妙的作用。汉代民间的宴饮活动可以分为政治性、宗教性和生活性三种类型,对建构乡里社会的秩序结构、满足百姓的精神需求和人情需要、促进基层社会关系和家族内部关系的协调,具有重要的作用。民间宴饮成为透视乡里社会形态和特征的一个特别视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