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祝官

秦汉时期的祝官属于奉常官系统,在整个官僚体系中处于中下层,是具有一定神秘色彩的宗教性官员。《二年律令·史律》提供了祝官培养和选拔的宝贵材料,是知在秦汉时期,祝官通常由太祝令、丞以及员吏、冗祝、祝五更、祝学童等人员构成。从文献记载来看,秦汉时期祝官的职事以祭祀鬼神为主,在祭祀礼仪中具体负责迎送鬼神、念诵祝词、献祭等,另外还包括为国君本人祭祀以求福免灾,或者帮助国君抵御来自臣下和民间的祝诅等。     

秦《发征律》蠡测——兼论秦汉“律篇二级分类说”

秦有《发征律》,《发征律》的核心内容是关于人员及物资的调动管理。狭义上,《发征律》的内容包含徭、戍及物资调拨等与调发征行相关的事务;广义上,还涉及"徙属""宿直"过程中人员调动问题的处理。秦代《发征律》与《徭律》《戍律》的内容各有主旨,互为补充,三者为并列关系。汉初《兴律》的生成是围绕"兴"的内涵,在原有若干单行行政法和民法的基础上整合而成。秦汉时期"集类为篇,结事为章"的法律编纂手段,从技术层面构建了律令篇章的"二级分类"。"二级分类"是秦汉律令编纂者在立法过程中力求法律的完备与细密,由技术导致的结果,且在现今出土的律令文献中得到证实,有着充分的历史依据。     

汉代聚落分布的变化——以墓葬与县城距离的分析为线索

<正>目次一问题所在二分析方法三墓葬与县城的距离及有关解释四结论一问题所在由秦律和汉律可知,秦汉时期已经实行彻底的齐民统治,如云梦睡虎地秦简和张家山《二年律令》。秦汉律令规定了人民的劳动、消费、资源分配等几乎所有事情,进而控制人民的一般生活。对此,有人怀疑其当时是否能够实施。但是这些规定以法令的形式得以颁布,并从地方行政单位下级官吏的墓葬中被发掘出来~([1]),这意味着当时地方官员实际使用了这些律令。因     

张家山汉墓竹简研究述评

198 3年湖北江陵张家山五座汉墓出土竹简 2 787枚 ,内容包括《二年律令》、《奏谳书》、《盖庐》、《脉书》、《引书》、《算数书》、《日书》、历谱、遣册等 ,内涵十分丰富 ,涉及西汉早期的律令、司法诉讼、医学、导引、数学、军事理论等方面内容 ,对于研究西汉社会状况和科学技术的水平具有重要的价值。其中《二年律令》的发现 ,不仅使秦汉法律的对比研究成为可能 ,而且对系统研究汉、唐法律的关系及其对中国古代法律的影响也有重大的参考意义 ;而《奏谳书》则是秦汉司法制度的直接记录 ,从中可以了解秦汉律的实施情况 ;《算数书》是我国…     

《史律》新证

学界普遍认为《史律》之"试史学童十五篇"之"十五篇"是指《汉书.艺文志》所述识字课本《史籀》十五篇,"卜学童讽书史书"之"史书"是指隶书。但是,认真考证后可以看出,这里"史书"不是指书体,更不是指隶书,而是基层官吏——史所要掌握的"簿书"——各种公文文本,包括司法文书。"十五篇"也不是识字课本《史籀》十五篇,而是"簿书"的一部分,和"史书"属于同一个系统。学童考试系按年举行,三年举行大考以满足不同层次的史官选拔。辨别清楚这些,都有助于人们深化对汉代政治特点的认识。     

《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中诸律的制作年代试探

对《二年律令》中《户律》、《赐律》、《秩律》、《置后律》及《收律》等的制作年代进行考证,证明《二年律令》中的诸律并非制作于同一时期,从而为正确运用《二年律令》提供了可供参考之处。     

近四十年秦汉时期休闲生活研究述评

<正>近四十年来国内秦汉史研究一个引人瞩目的学术表现是社会生活史研究水平的提升,其中,对休闲生活的考察逐步走向深入,从而为了解秦汉社会状况提供了帮助。一、游戏集中论述秦汉时期游戏的专著有彭卫、杨振红《中国风俗通史·秦汉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周耀明等《汉族风俗史·秦汉魏晋南北朝汉族风俗》(学林出版社,2004年),郭必恒等《中国民俗史·汉魏卷》(人民出版社,2008年)、王永平《游戏、竞技与娱乐——中古社会生活透视》(中华书局,2010年)等。其中     

张家山汉墓竹简反映的乞鞫制度

乞鞫是秦汉时期的一种再审诉讼制度。《张家山汉墓竹简》中的《二年律令》对这一制度作了较为系统的规定,《奏谳书》第17例“黥城旦讲乞鞫案”则展示了一例较为完整的乞鞫案的审判情况。因此,这些简文的出土为了解当时的法律制度提供了非常珍贵的文献资料。     

《辽史》二“秃里”

《辽史》中有两个秃里。《辽史》卷二五《道宗纪五》、《辽会要》卷二0《边域二·阻卜》：大安八年冬十月，“辛酉，阻卜磨古斯杀金吾哈古斯以叛，遣奚六部秃里耶律郭三发诸蕃部兵讨之。”《辽史》卷六一《刑法志上》：“穆宗应历十二年，国舅帐郎君萧延之奴海里强陵拽刺秃里年未及之女，以法无文，     

张家山汉简《盗律》集释

本文是笔者“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集释”的第二篇。文章在保存整理小组原注的基础上,广泛吸收了先秦两汉文献及唐宋明清律令的相关资料、秦汉简牍资料以及当代学者有关张家山汉简的研究成果,希望能对张假山汉简的进一步研究贡献微薄力量。     

张家山汉简《具律》的流变及“斩右趾”罪的弃市问题——读江陵张家山《二年律令·具律》札记

江陵张家山247号墓出土《二年律令》竹简中《具律》的发现对厘清失传已久的《具律》流变极有帮助。尤其是《具律》的筒明确记载了汉初肉刑的刑等及科罚,解决了帝时期废“斩右趾”肉刑为死刑的问题。     

秦汉简牍“居县”考

正秦汉简牍中的"居县",通常被认为指当事人当时所在的县。通过对有关记载、特别是新出土资料的辨析可见,"居县"其实是指当事人家乡之县。这个问题的厘清,有助于相关律令、文书文本的解读,并对秦汉名籍管理及相关制度取得更多的了解。兹不揣浅陋,试作论述。在秦汉简牍中,"居县"一词始见于云梦睡虎地秦简,凡三条: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赐律》简序新探——以胡家草场汉简为线索

<正>张家山M247汉简《二年律令》自公布以来[1],学界在文字考订及竹简缀合、编联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2]。但因"受到淤泥及其他文物的挤压,竹简已有损坏,卷束已散开,并有不同程度的移动"[3],《二年律令》简序仍有较大调整空间。如《二年律令·赐律》现存23枚简,包含1枚律名标题简(简304)及22枚律文简,出土时散布在F、C两区[4]。整理者释文按赐衣、棺及官衣     

从《二年律令》的性质看汉代法典的编纂修订与律令关系

《二年律令》中许多律条是惠、吕时期以诏书令形式颁布的,它们在《二年律令》中呈现出来的正式的成文法形态,表明它们经历了将诏书令加工为律条、然后归属在相关律篇下的编辑加工程序。这不仅证明《二年律令》是吕后二年修订的当代行用法典,而且揭示了汉代追加、修订律与令一样,均来源于皇帝的诏书令。以往对杜周、文颖说存在误读。杜周、文颖说从法典编纂修订的不同角度诠释了汉代律令的区别与联系。至少从吕后时期起汉王朝在法典的编纂修订上已经形成这样的惯例:皇帝即位后通常要将前主颁布的令进行编辑,将其中属于九章律范畴的、具有长期法律效力和普遍意义的令编辑进律典,而将那些虽然仍然适用于当代但无法归入九章律的有关制度方面的令按内容、官署、州郡、干支进行分类编辑,形成令典。汉武帝以前是汉代法律体系的形成时期,形成正律(九章律)、旁章(傍章十八篇、《越宫律》二十七篇、《朝律》六篇)及令甲以下三百余篇。汉武帝以后,汉代律令的篇目基本没有大的变化,法律的修改主要表现在具体条文的增删、修订上。     

论汉律

九章律在汉代法律史乃至整个中国法律史中具有重要地位,其主要内容为魏律和晋律所继承。《二年律令》并非吕后二年颁行的当代法典。不宜以"正律"、"旁章"、"单行律"、"追加法"、"律经"等概念认识汉律结构,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汉律不同律章在形式或法律地位上存在区别。至少在《二年律令》时代之后,九章律只是汉律的一部分,不是汉律的总名或泛称,萧何"作律九章"与汉律不止九章之间没有矛盾。     

“秦汉魏晋时期江淮地域背景中的合肥史研究”研讨会综述

2013年9月15日至16日,“秦汉魏晋时期江淮地域背景中的合肥史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合肥召开,此次会议的目的是推动秦汉魏晋时期江淮地区尤其是合肥地区历史文化的研究,为《合肥通史》的编纂提供学术支撑。会议共收到论文30篇,专家学者们围绕主题,分别从三个方面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一是关于合肥县设立及秦汉合肥之都会地位或输会地位的形成问题;二是江淮地域历史背景中早期合肥地区历史兴衰问题;三是关于周瑜历史、思想等问题的研究,可以说是一次规模小、讨论集中的地方史或区域史研究的高层论坛。     

成长与希望 奋斗与辉煌

正《与时同辉——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凤凰出版社,2018年12月。本书是《中国史研究动态》编辑部策划的"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年"专刊和专题文章的结集。约请名家撰文,分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辽宋夏金、元、明清六个时期,     

秦汉犯罪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正>犯罪现象长伴人类社会,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和影响了人类历史。秦汉时期得益于《史记》《汉书》等文献的记录,相关犯罪问题受到较多关注,寓于史论、史考之中。并且,秦汉律令的历史地位举足轻重,在还原汉律的过程中,秦汉犯罪的整体面貌也得到展现。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史学的转型与发展,以及社会转型时期犯罪加剧,在学术与现实需求的双重驱动下,古代犯罪研究逐渐兴起。秦汉犯罪研究在承接和完善固有研究的同时,发展出新的形式,     

汉代女性研究综述

<正>关于汉代女性的研究涉及生活的各个方面,取得了许多有意义的研究成果。岳岭、张爱华《近20年秦汉妇女史研究综述》(《南都学坛》2005第1期)提到,"将社会性别视角引入历史研究,是当今妇女史的一个探索方法,社会性别史与传统女性史的最大不同就是超越男性视角,明确地将女性看做一个社会角色"。社会性别理论正是在西方女性主义思潮中孕育产生的女性学的代表理论。纵观汉代女性历史研究逐步扩展与深入的过程,不可否认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女性学学科发展的影响。胡黄卿在《女性学基础》(化学工业出版社,2010年)中阐释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新编（二则）

胡家草场M12汉简律典的年代晚于张家山M247汉简《二年律令》,内容上相似,但在竹简容字等方面存在差别。本文借助胡家草场汉律,对《二年律令·盗律》《传食律》有关律文的编联进行调整,对于正确认识和理解《二年律令》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