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湖南出土的商代青铜器

湖南地区的商代青铜器,目前所知数量并不很多,但其中的青铜容器和乐器,有的形制独特,有的器形高大,引人注目。这些器物不全是窖藏出土,缺乏共存器物和地层关系。近年来在江西新干、四川广汉等地发现了大批青铜器,湖南地区的青铜器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本文就几个有关湖南商代青铜器的问题谈点个人的看法。     

我国南方出土商周铜铙的类型学研究

我国南方地区出土的商周铜铙因分布地域广、特色鲜明而颇为引人注目。以往学们曾就这类乐器的型式、年代、源流等问题展开过细致的探讨,研究认识不断深化。但其中的类型学研究多着重于从纹饰角度出发,而忽视了对铜铙形制演进的综合分析。因此,在新发现和新认识的基础上,仍有必要对这些铜铙的型式演变及年代判断等问题进行重新分析。     

商代青铜戈腐蚀机理与保护研究

人类历史上曾经历了一个以青铜器为特征的漫长的青铜时代。青铜时代及其文化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保存下来的种类繁多、造型别致、纹饰精美、结构复杂及铭文内容丰富、文字精练的青铜器．是研究这一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科技、艺术的珍贵实物资料。青铜文化,是我国古老文明的象征之一。     

从殷墟出土铜铙看南方铜铙的年代

铜铙在我国南方地区发现较多,类型也很复杂。关于南方铜铙的年代,最早的一般断为商代,晚的为西周,也有一律断为春秋者。笔者认     

简述商代青铜礼器的造型与纹饰

青铜礼器也称为彝器,彝的意思是常,以钟鼎为代表的宗庙常器,也就是青铜礼器^[1]。     

一件有铭文的商代铜斤

<正>斤是我国古代的一种生产工具。商代青铜斤见于著录的不少,但到目前为止还未见到铸有铭文的,达观斋却收藏有一件商代铭文铜斤。该铜斤全长11．8厘米,弧形刃宽6     

河北赤城出土的元代铜佛器

1989年5月,河北省赤城县青羊沟乡瓦窑沟村农民在村东砖厂附近取土时,发现一批铜佛器,县博物馆得知后,立即派员前往调查处理。现场已被破坏,据在场农民讲,铜器集中埋在一个不大的窖穴内,距地表约1．4米。经过耐心做工作,出土佛器已全部收回,计有獬豸型熏炉1件、狻猊1件、象2件、双耳瓶2件、方形管耳香插1件、蒙古装舞士烛檠2件、卧牛1件。现将其中有代表性的器物介绍于下。     

淄博市博物馆藏商代有铭铜爵

铜爵是古代的一种饮酒器,也有学者认为铜爵属于温酒器。铜爵始见于二里头文化时期,是出现最早的青铜酒器之一,通行至西周时期。铜爵是最具代表性的青铜礼器,尤其是在商代,它是最常见、最典型的酒器,是当时作为身份等级标志的青铜礼器组合中的核心器物。淄博市博物馆收藏有四件带有铭文的铜爵,现介绍如下。爵1件。1984年淄博市张店区湖田镇居民捐赠,具体出土地点不详。     

湖南商代青铜容器的动物纹饰与祭祀文化

湖南是南方地区出土商代青铜器最多的省份之一,且不乏举世闻名的重器,如人面纹铜方鼎、四羊铜方尊、象形铜尊、猪形铜尊、牛形铜觥、凤乌纹铜“戈”卣、“癸举”铜卣、鹗形铜卣、牺首兽面鱼纹铜罍、兽面纹铜瓿、“皿天全”铜方彝、虎食人形铜卣等青铜容器,显示了湖南青铜器的地方特色与神秘意味。这些青铜容器以尊、卣等酒器发现最多,以动物纹饰为最突出;     

国博近年征集入藏的商代青铜器

我国古代的青铜冶炼技术在殷商时期达到了顶峰,商代的青铜器,正如甲骨文一样,成为商代文化的标志与象征之一,减如李济所说,殷商时代实乃中国青铜文化鼎盛时期的一座巅峰。青铜器上的铭文,也为研究商代历史提供了以文字为媒介的第一手史料,其在考古学与历史学中的价值,自不待言。     

耀窑素胎黑彩瓷的装饰艺术

耀州窑素胎黑彩瓷七十年代大量出土于铜川市黄堡镇耀州窑遗址，并在此之后，其他窑址也偶有发现。器物类型有：盆、灯、釜、盂、碗、盘、钵、骆驼、鸡、马、猴等。素胎黑彩瓷是在胎体制成后，用毛笔或毛刷等软质工具，蘸以釉药绘画于胎骨之上，习惯上谓之“软法”。纹饰多以动植物纹为主，几何纹次之，纹样构图严谨，色彩对比强烈。写实规整中力求夸张变化，古朴意态中竟显雅拙神韵，作品充满了纯真、自然的艺术感染力。     

殷墟玉石人俑与三星堆青铜人像服饰的比较研究

以安阳殷墟为代表的中原地区商代化,与以四川广汉三星堆为代表的巴蜀地区商代化,二既有相同之处,又有明显的区别。这两种化的异同关系在两地人们所穿这的服饰上就表现得尤为明显。殷墟玉石人俑所反映的中原商代服饰的总特征是,交领右衽(平民为直领对襟),簪发戴笄,有佩有饰,冠履齐全。式样繁多,贵贱有别。一幅上国衣冠形象,此可以称为后世华夏服饰制度的滥觞。从三星堆青铜人像可知,三星堆先民服饰大致接受了中原化的影响呈现出冕服、礼服的特点,有冕冠、有深衣,还有章纹与芾等;但又显示出与中原化判然有别的个性,即左衽、窄袖,有衣尾(燕尾),凫冠,这当是巴蜀地区古代土化的典型服饰风格。     

再赏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的青铜兵器与农具

<正>1989年9月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晚期遗存的发现可谓石破天惊,在商代考古领域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被评为20世纪中国百大考古发现之一。它是继三星堆之后,在我国南方的商代单个埋藏单位出土器物最多的一例,也是出土青铜器最多的一例,多达475件。这一考古发现改写了商代的江南历史,一方面说明商文化的辐射范围突破了长江这一传统认识中的商文化"边界",另一方面说明赣江流域在商代已形成独具特色、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为研究中华文明的演进历程与发展模式提供了珍贵的新资料。     

介绍几件具有北方民族特色的青铜兵器

具有北方民族特色的古兵器,是北方民族青铜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起源于中国北方长城沿线少数民族地区,覆盖地域辽阔,化内涵丰富,纹饰造型独特。我收藏的几件带有北方民族特色的青铜兵器,约属于商后期到战国时期这个范围,现简要介绍如下：     

对金沙遗址出土部分玉器的几点认识

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玉器,数量众多,说明玉料来源丰富,其种类与三星堆玉器相似,但也显示出一些差别,与其他地区出土玉器相比也各有特点。中对此作了分析探讨。     

试析滇青铜扣饰的装饰风格与工艺语言

一般来说,我们对于一件艺术作品的形式特征的认识与把握是在与其他作品的比较过程中产生的。平常看惯了在中原汉文化地区产生的青铜艺术,似乎世界上只有这一种青铜艺术的形式是伟大的。当我带着这种观念偶然翻阅《中国青铜器全集·滇·昆明》卷时,一股强烈的地域文化特色吸引了我,那是一种完全不同于黄河流域创造的青铜文明的另一种形式,特别是青铜扣饰所张扬的那种生命的激情更使我惊叹不已。     

自产与输入——从纹饰风格看三星堆铜器群的不同产地

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发现以来,学术界就其年代、性质等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热烈讨论,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看法。对于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器,目前大家多认为其年代在殷墟化一、二期左右①,青铜器应当是在本地铸造②。     

一件精美的晚商铜爵

这件色泽淡雅、品相俱佳的青铜爵,尾、流总长14.1厘米,宽8.5厘米,通高16.7厘米.侈口近圆,流长而窄,尾短而宽,流、尾上翘.流与口相接处置两扁方柱,柱帽呈蘑菇状,上无纹饰.深圆腹、卵形底,腹出三条掏状扉棱,一侧为简体兽首鋬,三棱足外撇,棱侧各有两凹槽.     

商代青铜器考古与研究的新收获——评赵丛苍主编《城洋青铜器》

商代青铜文化发达,分布的区域十分广阔,而且风格多样,反映了当时中华民族各个区域文明的不同特色和相互之间的交流融合。陕南地区出土的青铜器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一群,据传早在清代这里就出土过青铜器,自20     

城固宝山遗址出土铜器的科学分析及其相关问题

20世纪50年代以来,陕西南部的汉中盆地曾多次发现商代青铜器,出土器物总数已逾700余件。有学者认为,这些铜器虽然分属多次偶然发现,但彼此之间关系紧密,已经构成一个具有考古学文化意义的铜器集合体,因其出土地点多位于汉中盆地东部的城固、洋县两县境内,故称之为"城洋铜器群"[1]。现有研究表明,城洋铜器群代表着汉水上游地区的一种区域青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