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亚洲安全保障的立场发生重大变化

最先提出“亚洲集体安全保障”主张的国家是原苏联。1970年代,苏联势力处于向外扩张时期,急于增加在亚洲的影响力,而日美同盟及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力量被认为是主要阻力。苏联企图通过建立亚洲集体安保障体制,打破美国在亚太     

中日关系正常化前后

15年前中日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经过20年的长期准备才完成的,此事被列为1972年的世界大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事情发生在美国的基辛格和尼克松相继访华、世界形势发生巨大变化之后。因为有美国“越顶”外交在前,才有日本“超前”建交于后。中日邦交正常化对亚洲、太平洋地区影响很大,对世     

关于日本的“环太平洋联合设想”问题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竞选自由民主党总裁时,把在太平洋地区实现“环太平洋联合设想”做为政见提了出来。竞选胜利之后,将竞选中提出的政见整理编成‘政策纲要’,在这‘政策纲要’中又大力提倡这个“设想”。并在他任首相之后,把实现这个“设想”定为基本国策和外交的基本方针。这样,“环太平洋联合设想”问题,就成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太平洋地区国家都注意的问题了。     

毛泽东的铁托梦——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之六)

许多人大概都知道,毛泽东曾经被称为“亚洲的铁托”。最早把毛视为“亚洲的铁托”的,大概是俄国人。1948年6月,以苏联为首的九国共产党情报局,宣布南斯拉夫共产党及其领导人铁托已经走上反苏的道路。在此之后到莫斯科或东欧去参加会议的中     

抗战时国民政府与前苏联关系中的三件大事

新中国成立以前,中苏关系经历了长期的曲折和反复的过程。在抗战时期,前苏联和旧中国的关系又经历了一次大起大落。苏联出于其对外战略的需要,从1937年到1945年,对当时的中国政府采取了“大转弯”的政策。三件大事反映了两国关系的变化。第一个事件,抗战初期苏联积极军事援助中国抗日。经过多年的反复与曲折以后,冷而未断的中苏两国关系,到抗战前夕,出现了转机。在面临日本侵略日益严重的形势下,南京政府为了寻求外援,决定调整对苏政策,准备实行“联苏御日”方针。苏联也意识到日本在亚洲的扩张野心,担心日本在侵华后北攻苏联,或者中国一旦…     

论英国在冷战中对亚洲的政策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维系反法西斯同盟的纽带消失,两种社会制度的矛盾上升到首要地位,美英和苏联的同盟关系逐渐被冷战局面取而代之。 冷战起源于欧洲,后又扩及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英国作为战时“三大国”之一,且与美国有“特殊关系”,在冷战的形成和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在欧洲,英国积极促进美国实行冷战政策;但在亚洲,英国对美国的冷战政策则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抑制作用。人们对英国在欧洲的作用研究得较多,对它在亚洲的作用谈得较少,本文以战后十年若干重大国际事件为例,试就英国在亚洲冷战中的作用进行分析。     

沙俄对泰国的争夺与渗透

沙俄帝国主义在泰国(暹罗)进行争夺与扩张的历史,证明这个“亚洲的宪兵”、“东方民族的恶魔”,同样是泰国人民的凶恶敌人。可是,苏联某些东方学家却玩弄那种将侵略写成友谊的手法,又是公布沙俄关于泰国问题的外交文件,又是发表关于泰国历史的专著、论文,甚至通过驻曼谷使馆散发《苏泰友谊史》小册子,编造沙俄和泰国结成了“完全符合     

再不要将Turkestan译作“土耳其斯坦”了

汉文中的“东土耳其斯坦”实实在在是一种误译,现在到了非纠正不可的时候了。苏联解体以后,中亚各国都独立了:哈萨克斯坦、乌孜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等,推论下去“土耳其斯坦”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亚洲最西部的土耳其共和国。事实上土耳其和“土耳其斯坦”在地理上是完全不相连的两地方,如果说“东土耳其斯坦”是在土耳其以东,那么“西土耳其斯坦”不同样在土耳其以东吗?Turkestan不应该译成“土耳其斯坦”,应该译成“突厥斯坦”。 突厥斯坦是中亚古老的地名,公元7世纪就已经出现于文献之中。它所指的地方就是今天哈萨克斯坦共     

试析志贺重昂的《今日之日本》

《今日之日本》是日本明治二十年代国粹主义代表人物志贺重昂在明治19(1886)年的南洋巡航中用英文所写下的一篇向西方世界展示明治维新后日本文明开化状况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志贺重昂期望通过展现明治维新后日本文明开化之状况,向西方世界表明明治维新后日本通过“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已经发展为一个同西方国家一样的近代文明国家、国民国家,以取得西方国家对日本近代文明国家身份之认同,进而谋求在西方列强势力不断向亚洲、太平洋地区扩张的情况下,维护与追求日本的独立和发展。     

日本法西斯侵华铁证──勋山要塞印象记

１９９９年８月,在抗日战争胜利５４周年纪念日前夕,我们有机会参观了当年侵华日军在亚洲修筑的最大的军事工程──东宁勋山要塞,这次参观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这个要塞是日军在亚洲的最大军事要塞,位于现在的黑龙江省东宁县三岔口镇东１７公里处,靠绥芬河边上一望无际的山峦之中。单就其规模来说,有人将它称为“东方马其诺防线”,不是夸大之辞。当时该要塞与绥芬河对岸的苏联形成最近距离的对峙秘密阵地。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后,我国东北地区相继被日本侵略者侵占。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三省强行拼凑伪满洲国,妄图长期霸…     

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提出的由来

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不仅改变了战后两极体系的观念,突破了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做法,同时战略地指明了中国外交将以反霸权为主线,团结第二世界,坚定地站在第三世界国家一边。也为中美关系的恢复、中国外交空间的拓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苏联战后初期安全保障性经济发展战略是否成功？

苏联战后初期安全保障性经济发展战略的具体实践——“四五”和“五五”两个五年计划,获得好评。一位西方一流苏联史专家赞其保持了“(苏联)头三个五年计划所特有的很高的工业生产年增长率。”苏联学术界既肯定“在重工业加速发展的基础上,自1940年至1652年,“工业生产增长倍”,又指出“农业总产值(可比价格)仍停留在原有水平上”。这些看法固然不错,不过,笔者认为,判断战后初期苏联安全保障性     

1956，毛泽东与苏联

从亲密的同志加兄弟到剑拔弩张的敌人,再到战略合作的伙伴,毛泽东对苏联的认识在不断地变化。 “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全面学习苏联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与苏联充满了恩怨,可谓剪不断,理还乱。总体而言,中共党人对斯大林领导下的苏共和苏联是完全信任和敬畏的,把他们当作亲密的朋友、兄弟。正如毛泽东所说：“谁是我们的朋友呢”？     

普京对苏联历史及苏联解体的评价

俄罗斯总统普京执政以来,领导俄罗斯“由乱到治”,走上“复兴”之路。普京政绩突出,威信很高,不仅得到多数民众的拥护,而且被国内最大的政党“统一俄罗斯”视为“精神领袖”。在苏联问题上,普京始终坚持“一分为二”,既肯定其客观存在的成绩,也指出其所犯的严重错误。但普京的评价也有一个发展过程,起先他对苏联的消极一面说得很重,后来则对苏联的积极一面说得较多,最后又总结教训,确认苏联解体是一场“悲剧”。通过对普京对苏联历史及苏联解体的评价的了解,可以从中了解俄罗斯社会思想的动向和发展。     

关于苏联联邦制的几点思考

在对苏联解体原因的研究中,学术界有“联邦制变形”之说,并把这种“变形”看成是苏联民族问题日趋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本文认为,对“联邦制变形”问题的讨论不应局限在“变形”的表现和后果上,更重要的是要研究苏联联邦制创立的历史条件与初衷、自身的特点与缺陷,以及联邦制变形的原因。     

记“东方文化与现代化”国际学术会议

当前,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展望21世纪,亚洲——太平洋地区已成为世界最有活力和最令人注目的地区.而且许多国家也相继成立了东亚研究机构.一些学者认为,东亚地区的现代化同东方文化之间有着密切关系.亚洲各国传统的文化是这个地区社会发展的重要源泉.因此,探讨东方文化与现代化关系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为此,由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会、人民日报社、中国亚非发展交流协会联合于1991年3月4日至7日在北京隆重举行“东方文化与现代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与会的130多位代表来自日本、美国、新加坡、南朝鲜、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及国内各地.     

“芬兰化”—苏联对日政策的战略目标

七十年代以来,日本的书刊中出现了不少关于评论苏联对日政策的文章,有些文章指出,使日本“芬兰化”是苏联追求的战略目标。这种看法的出现绝非偶然,一方面,日本各界的有识之士通过长期观察苏联对日本的所作所为,洞悉其意图的结果;另一方面,77年日本特使园田直为渔业谈判访问莫斯科时,柯西金对他直言:“日本应仿效芬兰,采取与苏联睦邻友好的政策”,并说这种“良好友谊”是邻国关系的“榜样”。这次谈话在日本舆论界引起了广泛地反应。“芬兰化”是苏美争霸中苏联对其邻国推行的一种策略。美国前国防部长施莱辛格     

苏联援华抗日政策评析

中国的抗日战争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至1945年“八一五”结束,长达14年之久,在中国人民旷日持久的抗战中,北方的近邻苏联是中国抗战的有力盟友,苏联出于自身利益和安全的实际需要,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谴责日本的侵略行为,在道义、人力、物力上给予中国大力援助。纵观苏联援华抗日政策的始终,苏联的援华是以服从于苏联本国利益作为基点的,无不蒙上一层“民族利己主义”的阴影,在援华的同时,又损害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给中国革命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苏联“大清洗”问题争辩的症结及意义

搞清苏联“大清洗”问题必须依据俄罗斯权威部门档案材料。从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到叶利钦出于清算“斯大林集权体制罪行”的目的,各自单独统计的大清洗和苏联时期判刑政治犯人数,是在当时条件下的最大值;根据最新材料,其中既有被枉杀的无辜,也有该镇压的罪犯。研究大清洗问题,既要看到“破坏法制、伤及无辜”对苏联社会稳定造成的深层次影响,也要看到在苏联解体中竭力夸大大清洗数据、全盘否定苏联历史的重要因素。     

徐悲鸿莫斯科办“中国近代画展”

徐悲鸿1934年徐悲鸿夫妇应苏联邀请在莫斯科举办“中国近代画展”,时间定在5月。这时正是苏联“五一”国际劳动节大典后,也是莫斯科最美的季节,名流要人云集。为此徐悲鸿婉谢了罗马和英国的邀请,从意大利乘船至苏联敖德萨,于4月24日抵莫斯科。国民政府驻苏大使颜惠庆指派先父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