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监修国史制度考

唐代监修国史初设于贞观三年 ( 62 9) ,之后遂形成定制 ,直至唐亡。唐代监修国史的职责大体包括以下内容 :奉诏引进史馆修撰人员负责史书编修工作 ;裁断疑难 ,审正史稿。唐代监修国史制度在漫长的岁月中曾经历过一些变化。太宗贞观时期实行的是一相监修制 ,终太宗之世 ,担任监修国史的只有房玄龄一人。高宗、武则天、中宗、睿宗及玄宗开元前期 ,实行的基本上是多相监修制。自玄宗开元后期起以迄唐亡 ,实行的又是一相监修制。唐代监修国史者绝大多数都是宰相 ,但偶尔也有其他人员充任。玄宗以前 ,监修国史之称号恰如其名 ,玄宗至德宗时 ,改称“修国史” ,德宗之后又恢复旧称。     

东魏北齐史官制度与官修史书——再论史馆修史始于北齐

东魏迁都邺城,学术文化中心转移,北魏太和以来积累的文明成果萃集邺下,为东魏北齐史官制度的发展与《魏书》编纂提供了良好条件,并由此形成了史馆修史与大臣监修制度。大臣监修与史馆修史二者一体,史馆是一专门修史机构,似在宫禁集书省与起居省内,已不同于北魏秘书省之史阁。大臣监修改变了北魏以来秘书监、丞典领国史的传统,入馆修史加兼著作,脱离了秘书著作系统。著作从秘书省游离出来,与集注起居形成更加密切的关系。东魏北齐沿承北魏,置集书省和起居省,北魏以守尚书典注起居,东魏北齐以散骑常侍等侍官监领或撰修起居注。史馆修史与起居集注,造就了《魏书》、《齐书》、《齐纪》等史书。东魏北齐史官制度变化的依据为礼制的修订,唐代礼多因循北齐,故其史馆修史制度亦上承北齐。     

辽朝的历史学家及其史学思想

辽朝建立以后,承袭中原历代传统制度,设置史官,建立史馆,负责修史。其史官有两种:一为修注官,专门负责记录君主的言行,其官有起居舍人、修起居注、知起居注、起居郎;一为修史官,根据《起居注》以纂修《实录》等国史,其官有监修国史、同修国史、史馆修撰、修国史等。实际情况见拙作《辽朝史官考》一文兹不重复。     

辽朝史官考

契丹族虽然起自朔漠,以游牧为生,但一向倾慕中原文化,摹仿学习,不遗余力。建立辽朝以后,也承袭历代的传统制度,设置史官,建立修史机构,以纂修本国国史。辽代史官的设置,大约始于太祖初年。据《辽史·耶律鲁不古传》记载,鲁不古是太祖阿保机的“从侄”。太祖初创契丹国字,鲁不古就以赞成功“授林牙、监修国史”。这是辽代有史官的最早记录。契丹国字有大、小两种,大字相传为阿保机创制,时间在神册五年(920年,五代梁贞明六年)。小字相传为太祖弟迭剌因回鹘语创制,时间稍晚,当在天赞年间(922—925年)。鲁不古所赞成者为契丹大字,则其授监修国史当在颁行契丹大字之     

略论金代官方史书的编撰

金代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的政权,统治者重视文治,设立国史院修史、记注院修起居注。国史院有监修国史、修国史、同修国史等职务分工,但国史院和记注院无专官,大都兼有别职。因涉及到国家机密,金朝起居注不甚完备,然而,终金一世,金朝修了多部实录,并两次编撰《辽史》,此外,还有译经所和益正院翻译或编撰一些史书。官方频繁修史,与统治者以史为鉴的目的及丰富的国家藏书密切相关。     

抉幽阐微 填补空白──《宋代修史制度研究》评介

抉幽阐微填补空白──《宋代修史制度研究》评介张其凡自唐代设馆修史,宰相监修,修史制度大备,官修正史,达八部之多,修撰《实录》,成为定制。迨至宋代,修史制度更加严密完整,机构更加齐备,官修史书种类甚多,配套齐全,＂史料之丰富冠绝古今＂。然而,对宋代修史...     

五代史馆与史书纂修

五代沿唐制,继续设置史馆,征集、整理、保留本朝及前朝史料,撰修本朝实录及前朝史。史馆隶属门下省,通常由门下省长官监修国史,选史馆修撰才学较优者一人判馆事。史馆修撰有专职、兼职之分。修撰之下又有直史馆,辅助修撰。监修国史、史馆修撰与直史馆构成史馆三级史官。史馆修史大多先修本朝实录。本朝实录牵涉前朝,于是继修唐史,至后晋,终于完成《旧唐书》之编纂。五代各朝实录成为《旧五代史》本纪、列传之主要材料。     

点校本《旧五代史》校误

1 《旧五代史》卷四七《末帝纪中》清泰二年夏四月癸未条 :以宰相卢文纪兼太微宫使 ,弘文馆大学士姚加门下侍郎 ,监修国史张延朗兼集贤殿大学士 (第 6 47页 )。按 :《宋史》卷一六一《职官一》“宰相之职”条 :“以同平章事为真相之任 ,无常员 ;有二人 ,则分日知印。以丞、郎以上至三师为之。其上相为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 ,其次为集贤殿大学士。或置三相 ,则昭文、集贤二学士并监修国史 ,各除。唐以来 ,三大馆皆宰臣兼 ,故仍其制。国初 ,范质昭文学士 ,王溥监修国史 ,魏仁浦集贤学士 ,此为三相例也。”① 唐代宰臣所兼三馆职 ,至晚在唐…     

乾隆朝“五朝国史”纂修考

清代承袭历代修史制度,开设各类史馆颇多,纂修史著亦丰,为后世留下了一份极其珍贵的史学遗产。国史纂修,是清代官方史学编纂中极为重要的内容。乾隆朝纂修的"五朝国史"较康熙朝"三朝国史"、雍正朝"四朝国史",体例更加完备、内容更加丰富,开创了国史纂修的新局面,促进了清代国史纂修制度的完善,成为清代官方史学日趋成熟的重要标志。     

略论东汉史学之转向

史家载笔,贵乎心裁,东汉时期的国史修纂却由一人撰作转为苇体修史。这种修撰方式的转变对此後封建王朝的修史模式、修史立场产生了巨大影响,史书风貌也因之丕变。本文试图通过对《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一条附益文献的相关背景进行考察,探究汉明帝召训史臣及任命数人同时修史的政治考量。并藉此推寻束汉修史制度转变的历史动因,指出这种转变的史学史意义。     

《西汉诏令》的编纂及其得失

作为一部断代诏令文献总集,《西汉诏令》不是直接利用原始诏令文书汇编而成,而是通过辑录《汉书》中所载诏令文字编纂而成。《西汉诏令》为后世从正史中辑录档案文献,提供了很多有益的方法,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和缺陷。相关的研究和总结,对现代档案文献编纂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中国的通史传统与世界史编纂

中国的通史传统是指在长期、丰富的通史编纂实践中,中国历史学家逐渐形成的以通古今之变为核心的历史认识理论和通史编纂思想。通史传统是中国历史编纂学重要的理论资产之一。在世界史研究和编纂过程中,应当通过对通史传统的深入挖掘和不断发扬,赋予当代中国世界史研究理论体系鲜明的民族特色,并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史学优秀传统和当代中国世界史研究的融会贯通。     

唐五代《日历》杂识

《日历》是唐中期出现的一种官修史书,也是撰修《实录》的重要依据。受政局动荡和朝代更替的影响,唐五代《日历》的编纂时断时续,未有贯通,但在编修方式和修撰制度上有很大完善和发展,这为宋代《日历》全面、系统的纂修奠定了基础。     

宋代富弼家族墓志史料价值刍议

2008年,宋代名臣富弼家族墓葬发掘出土了14方墓志,其中有12方墓志为传世文献所无,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墓主人惟一的传记资料;有7方墓志铭文又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墓志铭作者的惟一作品。富弼家族墓志不仅有数量多、价值大、保存完好的特点,而且有正史、补史的文献价值。     

论清代史馆修史、幕府修史及私家修史的互动

在清代,史馆、幕府和私家这三类修史形式一直是并存发展的。在治史范围和思想倾向上,三者有明显差异,史馆基本上垄断了国史和当代史的纂修,幕府修史的范围则随着政治环境和幕主个人兴趣的变化而变化,私家修史对社会变迁特别敏感,其研究范围往往最能体现时代特点。同时,这三类修史形式又因为幕主的政治身份和学人们的流动而发生联系,从而使不同的史学思想、修史理念在之间传播、交流。在具体的修史活动中,三者一直处在互动状态,史馆修史或刺激、或打压幕府、私家的修史活动,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决定着幕府、私家修史的盛衰消长,而幕府、私家修史在某种程度上也迫使官方不断调整修史政策,以适应社会的变化。     

葛洪在文献整理方面的贡献

两晋之交著名的道教学者葛洪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不仅在道教及相关的化学、医学等领域有卓越的贡献,而且在历史、医药、宗教文献的整理编集方面成就显著。还编著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道经目录,对古书的流传散佚情况也提出了非常合理的看法。葛洪在文献整理方面取得的成就和贡献,应该得到学界的重视。     

中华本诸史《选举志》商斠

<新唐书>、<旧五代史>、<宋史>、<金史>、<元史>、<明史>、<清史稿>七部史书,皆有<选举志>,对于研究我国从隋朝以后确立的科举制度以及相应的学校教育、选官制度等,参考价值颇高.笔者做<七史选举志校注>,均以中华书局整理本为底本,并参考今人诸多成果,受益匪浅,但也发现中华整理本存在标点与校勘方面的一些问题,特列出商斠,以就正于专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