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青花梅瓶研究浅析

梅瓶种类繁多,器型多变,纹饰精美,题材多样,文化内涵丰富,可谓是明代制瓷业的一个缩影。我们对梅瓶形制、色彩、器型、文化内涵等方面的研究,不但可以见证明代制瓷业的发展,见证历史的兴衰,梅瓶本身蕴含的丰富的时代文化更是我们研究的重点。     

从大溪彩陶筒形器看史前长江中游先民的审美意识

自1959年中国考古队在重庆市巫山县大溪乡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并命名为“大溪文化”以来,当地陆续出土了大量纹饰繁丽、富有特色的彩陶。其中有一类被称为“彩陶筒形器”或“彩陶瓶”的器物,造型别致,与后世花觚相似,为大溪文化的典型器。这些彩陶筒形器大小、造型趋于一致,且纹饰多样,多为红底黑彩。它们的功能一直被广大学者所猜测,文章认为其具有实用功能,是一种酒器,也具有文化功能,为祭祀的礼器,是长江中游地区“觚”的前身。此类器物更是大溪文化时期长江中游先民生活美学的集中体现。     

“南海Ⅰ号”全面保护发掘工作介绍

1987年8月,广州救捞局与英国的海上探险救榜公司(Maritime Exploration&Recoveries PLC)在台山上下川岛海域寻找东印度公司莱茵堡号(RIJNSBURG)沉船时,意外发现一艘古代沉船。198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与日本国水中考古学研究所合作,正式开始对古沉船展开水下考古调查。中方队员张威下水采集回一些青白釉瓷片。通过这些瓷片,考古专家判断这是一艘宋元时期沉船,命名“南海Ⅰ号”沉船。     

天津国家海洋博物馆馆藏两件朝鲜王朝文物赏析

朝鲜王朝与中国、日本在贸易及文化方面交往频繁,关系密切,共同创造出灿烂的东亚文明。天津国家海洋博物馆馆藏的李氏朝鲜时期炒茶青铜铲反映了朝鲜王朝时期炒青散茶技术的情况,常平通宝形制的形成与中国古代的通宝形制有着密切联系,币制的稳定与对日铜矿贸易有关。两件文物是朝鲜王朝与中国、日本在文化及贸易领域交流的重要见证。     

从沉船考古看海洋全球化在环中国海的兴起

东亚和东南亚之间的"环中国海",是一个以中国古代船家为主体的、由"四洋"航路连接起来的相对独立的海洋贸易圈。16世纪欧洲洋船东渐,环中国海船家接驳环球航路,建立起东、西方经济与文化融合的海洋全球化体系。迄今为止环中国海内外先后调查、发掘的三百多处古代沉船,分属于9-15世纪的中国及相邻各国的商船沉址,及16-19世纪的环球航路体系中的东、西方各国沉船。古代沉船的时空分布与内涵变化,再现了环中国海"四洋"本土海洋贸易体系的繁盛与变迁,以及全球化背景下环球航路的发展轨迹、东西方海洋经济与文化的融合进程。     

中国东南沿海及东南亚地区沉船所见宋元贸易陶瓷

本文收集中国东南沿海及东南亚地区31处宋元时期沉船资料,依据器物组合面貌异同,将所出贸易陶瓷分为7期(约1060-1360年)。通过编年结果可以看出宋元时期参与贸易活动的广东、福建、江西、浙江诸省窑场在空间分布上存在着明显的阶段性变动。而同时期各窑场受生产技术及地理位置等条件制约,在外贸活动中也存在着较大的角色差异。     

日本镰仓幕府时代的主从关系——御家人制度

镰仓幕府通过御家人制度使武家统治井然有序。经源氏武家政权的继承与发扬光大,使主从关系上升为国家制度,构成控制武家政权、社会的工具,升格为统治阶级的行为准则与道德规范,成为日本社会伦理道德的支柱及全社会价值评判和奖惩机制的标准。     

日本出土的唐三彩

本文从日本奈良县、京都府等48个遗址中出土的唐三彩中,有选择地介绍了三彩碗、三彩陶枕、三彩瓶等12种器形的唐三彩,并分析了在日本出土的唐三彩的性质。文章以日本出土的唐三彩残片的数量及出土唐三彩遗址的性质为根据,指出日本出土的唐三彩,并不是作为贸易品而传入日本的,而是作为寺院的祭北用器由遣唐僧带回日本的。由遣唐使带回日本供达官贵人作为奢侈品消费的唐三彩,仅占其中的极少一部分。     

浅议旅顺博物馆藏日本陶瓷器

地处东亚地区的中、朝、日三国,在几千年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相互交往,促进了各自的文明发展。三个国家的陶瓷艺术在着釉、装饰、造型、烧制技法等诸多方面,相互影响、不断融通,从而形成了这一地域内陶瓷艺术有别于世界其他地域的特有风貌。日本陶瓷工艺起源于具有神秘审美意识的绳纹土器,它是日本最早的土著文化。到弥生时代,由于中国文化的冲击,日本社会进入文明时期,弥生土器间接地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造型纹饰趋向于精练简洁,表明日本民族审美意识的变化。进入古坟时代,在朝鲜半岛新技术影响下产生的须惠器使日本告别了露天烧陶的历史,其烧…     

浅谈吉州窑与黑釉瓷器展览的成功策划与实践

吉州窑是宋元时代南方地区最具代表性和最富创造力的窑场,其工艺之独特、技法之多变、题材之丰富、格调之清新质朴,堪称空前绝后。黑釉瓷器作为中国古代瓷器中的一个重要品种,其生产历史悠久,产地遍布南北,装饰多样,工艺精湛,蕴含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具有很高的科技与艺术成就,在中国陶瓷史和社会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长期以来,     

福建与东亚贸易的三个关键时期

1250年至1350年的100年是中国的宋末元初时代,也是东亚贸易的第一个繁荣时期。这一时期的东亚以中国、日本、朝鲜三国之间的贸易体系建立为其特点。此前,东亚贸易主要是中国与高丽之间的贸易,日本并未深入这一体系。但在宋末元初．日本船只访问中国的次数大大增加,以黄金采购中国的丝绸、瓷器、铜钱。其时,日本正进入商品经济时代,     

17世纪东亚海权争夺及对东亚历史发展的影响

17世纪以来,为了主导高额利润的冻亚贸易,荷兰人与英国人与先期掌握东亚贸易先机的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及东亚本土的中国、日本、东南亚海商展开激烈争夺,揭开了东亚海权争夺的序幕。到17世纪后期,荷兰凭借其雄厚的海上武力,在东亚海权争夺中最后胜出。东亚海权和主要贸易利润落入欧洲人之手,决定性地改写了东亚历史发展的趋势,导致此后200多年东亚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化。     

南海沉船与宋代瓷器外销

在已经过去的人类历史中,航海船舶的建造是最能反映不同历史阶段科技水平的标尺之一。宋元时期,中国大陆与海外诸国的往来日趋频繁,大量的华人移居海外带去了各种先进的产品、文化;来自异域的奇珍异宝,经济作物等也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发展。随着水下考古事业的发展,在我国辽阔的海疆不断发现了历代沉船遗存,揭示出曾经蓬勃兴盛的海上商贸活动。其中近年比较引人注目的就有位于广东台山海域的“南海Ⅰ号”沉船和西沙群岛华光礁沉船的水下考古发掘。[编者按]     

明代梅瓶赏析

正梅瓶也称"经瓶",最早出现于唐代,宋元时期较为流行,且一直流传至明清。近代许之衡在《饮流斋说瓷》一书中详细地描述了梅瓶的形制、特征及名称由来:"梅瓶口细而颈短,肩极宽博,至颈稍狭,抵于足微丰,口径之小仅与梅之瘦骨相称,故名梅瓶。"关于梅瓶的用途,磁州窑白地黑花梅瓶器腹有"清沽美酒"与"醉乡酒海"的诗句。因此它既是酒器,又是不可多得的精美陈设品。所以,这类器物多制作精美,不但考虑到贮酒容量,还要注重造型优美。各个时期的梅瓶,都有着自己的不同风格和特征。唐代的梅瓶很少见。宋代时民间生产大量梅瓶,器体一般高且偏瘦,口部小,颈部细短,处理手法多样,常有棱角分明的转折,肩部向下斜,足部长而接近于直线,底部较小。各地瓷窑都有     

唐宋时期明州港对外陶瓷贸易发展及贸易模式新观察——爪哇海域沉船资料的新启示

本文通过对爪哇海域黑石号、印坦号、井里汶号三艘唐至北宋时期的沉船资料的分析,结合宁波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以及明州港与东南亚、东亚诸国的贸易材料,我们得以对唐宋明州港对外陶瓷贸易的发展及贸易模式有所了解:8世纪晚期开始,明州作为越窑的启运港,是扬州港对外贸易的附属港口;9世纪晚期,明州作为越窑产品的主要外销港口,直接面向日本、朝鲜半岛和东南亚诸国。明州港和东南亚的贸易模式是与室利佛逝巨港间的转口贸易,其主要商品即越窑瓷器。这种贸易方式保持着一种连续和稳定的状态。而发现于西亚、中东的越窑产品,主要是从巨港运出而非明州港。而在跨越印度洋贸易的过程中,伊斯兰商人作为一股重要力量,不但参与海上贸易过程,还可能通过订货的方式影响到包括长沙窑、越窑等瓷窑产品生产的面貌。     

从“南海一号”出水瓷器看古代海外贸易瓷器的生产变迁

“南海一号”古沉船是宋代古沉船中保存最完整的远洋贸易商船,其船载文物数量之大、质量之高、信息量之丰富,使得相关研究在国内外水下考古界备受关注。仅从船载瓷器来看,囊括了宋代海外贸易瓷器的主要窑系品种。这些瓷器做工精美,体现了宋代海外贸易瓷器生产的最高水平,其中蕴涵的大量历史信息,也是了解占代海外贸易瓷器生产历史变迁的重要实物资料。     

明朝时日本使节在宁波上演“争贡”事件

正浙江宁波是明代时被朝廷指定的中日进行勘合贸易的唯一港口,1523年(嘉靖二年)日本大内、细川两家使团向明政府"争贡"的事件,就发生在这里。这是中日在政治、经济、文化史上一次重大事件,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复杂的社会背景,而其直接后果,则导致明朝政府再次宣布海禁,中日朝贡贸易走到了历史尽头。一、明朝时中日之间奇特的"勘合贸易"1368年,中国建立大明王朝后,出于海防需要,在对外贸易上,一改宋元时期积     

重庆涂山窑的分期

涂山窑是重庆宋元时期规模最大的一处地方民间窑址,分布范围广,窑场数量多,窑炉形制多样,文化遗存丰富。涂山窑可分为三期,反映了其创烧、兴盛、衰落的全过程。     

试论新罗译语在东亚通交中的作用

在唐、日本、新罗三国间的交往中,长期活跃着谙熟三国语言文化、熟悉航海、并建立有良好的关系网络的新罗译语。他们充分发挥自身的语言、地缘和人缘优势,往来于东亚海上,勾通语言、传递信息、海上领航、联络贸易,在东亚通交中,起着不可替代的媒介作用。     

中国境内古代沉船的考古发现

我国古代舟船起源甚早,《易经·系辞下》已载有:"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从早期的独木舟,到汉唐时代木板船,再到宋元、明清时期的各式帆船,其发展绵延悠久,脉络明晰。新中国成立以来,通过考古工作在全国各地均发现了不同时期的沉船实物,逐渐揭开了我国古代舟船发展的历史面貌。谈及沉船,我们总是容易想到水下考古,想到沉没于茫茫大海的古船,比如颇受各界关注的广东南海Ⅰ号宋代沉船即为此类。殊不知,我国古代内河航运也十分发达,而古代沉船遗迹的发现与探索更是缘起于陆地考古,包括因河道或海港历史变迁而形成的淤陆沉船。由于这两类沉船遗迹所处埋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