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埃及王室墓葬与王权的形成、发展

王权是古埃及早期国家甚至是埃及学研究中的重要理论问题。以往学界主要依赖图示和铭文史料考察古埃及王权的形成与演变及王权的特点。本文主要从王室墓葬的形式、结构、规模、陪葬品和壁画、铭文等考古实物的演变过程透视这一问题。从而,本文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在方法论上有所突破,更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通过对前王朝、早王朝和古王国王室墓葬的考察,本文认为古埃及王室墓葬的形成与发展体现了王权的形成以及早期王权向专制王权的演化,更体现了早期王权和专制王权的特点。     

墓葬习俗中的性别研究——以贾湖遗址为例

贾湖遗址是中国新石器早期重要的考古发现,被评为20世纪中国百项重大考古发现。该遗址发现了大量墓葬及保存相对完好的人骨,本文尝试从性别考古学的角度对该遗址中墓葬习俗与性别之间的关系及所反映的社会生活作一初步探讨。     

文物中的东夷文化符号——济南市考古研究所藏鸟形纹饰欣赏

《礼记·王制》记载:"东方曰‘夷’。"山东地区即是古代东夷族的聚集地。根据文献记载,东夷族是一个崇拜鸟的民族。所以,历史上又称这一带的古代居民为鸟夷。正如《大戴礼记·五帝德》曰:"东方鸟夷民。"而在现实的考古发现中也印证了上述观点,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遗址中都发现了以鸟为题材的文物标本,鸟的形象在陶器、骨器、玉器、青铜器和金银器中的出现频率极高,这些鸟的形象丰富多变,生动鲜活:既有立体圆雕的鸟,也有雕刻在器物上的鸟形纹饰,还有外形为鸟的盛器或容器。不仅有现实存在的鸟,还有神话传说中虚幻出来的神鸟,充分体现了这一时期先民对鸟的高度崇拜。济南市考古研究所在20余年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一些带有鸟形纹饰或鸟形器物的文物标本,为研究东夷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信息。这些标本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和历史价值。     

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近年来新出土的《容成氏》等战国竹书,在增加和扩充史料的同时,我们也应意识到它们依然是有其局限性的,重建上古史还得靠以考古学为基础的多学科的结合。而考古学本身也有自己的局限性,它也需要借鉴人类学的理论以及技术的、经济的、环境的、人口学的等等知识。将酋邦理论、社会分层理论与聚落形态学理论相结合是研究的趋势和方向,但理论贵在创新。因而,结合中国考古新发现,从中国的材料出发,创建出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理论,才是最上乘的文明和国家起源研究。依据近年来对山西襄汾陶寺和河南新密古城寨的考古发现,将早期文明与初始国家出现的时间,划定在龙山文化时代,应该说是有着充分事实依据的。与此相关,将中国古代的国家形态划分为邦国—王国—帝国,要比称之为古国—方国—帝国,更约定俗成更合理一些。     

西汉安定郡彭阳、安定、抚夷三县治所考

本文依据文献及考古资料,重新探讨了西汉安定郡彭阳、安定、抚夷县治的具体位置,认为彭阳县治在今甘肃省镇原县太平镇茹河北岸的阳湾遗址,抚夷县治在今三岔镇蒲河北岸的梁台遗址。笔者认同《中国历史地图集》关于彭阳、抚夷两县治所方位的标注,并为之提供了新的考古资料进行佐证,且进一步确认其位置。本文对标注在今泾川县的安定县重新进行了考证,认为县治在今镇原县东南10千米处城关镇茹河北岸的后河遗址。     

史料学的入门指南——评介《中国古代史史料学》

史料是研究历史的资料与基础。无论是从事史学研究,或者是从事其他专业工作,都需要了解与查阅历史上的有关文献史料和考古史料。但是,中国的古代文献浩如烟海,考古发现与日俱增,如何查找、阅读与运用自己需要的各种史料呢?我认为《中国古代     

广州南越王墓中的南越王国

1983年南越王墓的发现,是岭南考古的重大成果,墓葬出土各类随葬品千余件。史书中关于南越国的记载较为简略,南越王墓为研究南越国史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证据。本文试从南越王墓的考古发现出发,探讨墓中所反映的南越王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内涵。     

历史上的台湾三次回归

台湾是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也是举世公认的历史结论。重温历史上台湾三次回归祖国的过程,无疑会使我们对上述历史结论有更为全面和深刻的理解。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 台湾是我国的一个省份,由台湾本岛、澎湖列岛、钓鱼岛及其他附属岛屿等组成,面积约3.6万平方公里。 大量考古出土文物表明,自新石器时代起,台湾便与祖国大陆有着密切的联系。台湾新石器时代文化与大陆同时代的文化完全相同,是大陆文化的延伸。 战国时期成书的《尚书·禹贡》,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地理学著作。其中写道:“惟海惟扬州,……岛夷卉服,厥篚织贝。”“岛夷”指的就是台湾。这是我国史料中关于台湾的最早记载。     

秦汉西南“汉夷”格局——以《华阳国志》豪族士女记载和考古室崖墓分布为中心

通过对《华阳国志》与考古发现墓葬分布的对比分析,初步得出汉末西南地区的"汉夷"格局大体上是:蜀郡、犍为郡、广汉郡、巴西郡、梓潼郡、汉中郡,并巴郡、巴东郡的长江沿线,汉嘉郡东北部至东汉时已有大量汉族分布;魏兴郡、上庸郡、新城郡虽无大姓、士女记载,然为秦汉汉族移民重要区域,当以汉族为主;宕渠郡、巴郡和巴东郡的长江以北,并朱提郡、平夷郡、平乐郡、建宁郡、晋宁郡、夜郎郡地区,有较少数量的大姓、士女,这些区域不仅有大量"夷"的分布且体现为汉族聚居地区"汉夷共处"的格局;《华阳国志》余下区域,多只有局部且数量不多的大姓、士女、室墓、崖墓的分布,当是以"夷"为主的区域。     

云南盐津夷都山及周边区域文物考古调查报告

<正>2012年12月至2013年5月,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昭通市文物管理所及盐津县文体广电旅游局联合组成考古队对位于盐津县普洱渡镇夷都山怀疑为乌蒙王府的石马埂建筑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在发掘的同时,为了全面了解夷都山区域的文物分布情况,建立起各文物点时间和空间二维框架,我们对夷都山以及附近区域进行了全面踏查。通过这次工作,并结合前人的成果,发现夷都山及周边区域分布了众多宋以后的文物遗迹,其中以大量的石室墓(不包括有碑刻纪年的清墓)为主,另有一建筑基址和垒石遗迹(彩版一)。夷都山区域的石室墓以分布较为稀疏的墓群形式出     

临沂洗砚池晋墓出土漆器考议

临沂洗砚池晋墓是近年山东地区汉晋考古的一次重要发现.在大量的珍贵文物中,漆器显得尤为受人关注.本文结合考古资料,对这批漆器的器形种类、制作工艺、铭文以及产地等相关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试论唐代对乾陵的管理和保护（上）

乾陵是唐高宗李治与女皇武则天的陵墓,建于公元684年。不但是唐代一座重要的陵寝,也是中国古代帝王陵寝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往对它的研究多注重陵园结构、石刻制度以及相关礼仪等方面,而于陵寝管理和保护等方面的研究相对薄弱。本文依据大量史料并结合考古、调查资料从诸多方面初步探讨了唐代对乾陵所采取的管理制度和保护措施。     

考古信息集锦

《中国考古大发现(增订本)》刘尊志主编齐鲁书社2019年10月本书是一线考古学家写给普通读者的公众考古学读本,取释疑、解谜、改写、补写、印证历史的角度,记述中国考古领域的32次重大考古发现——从窥探高原王国的秘密到发掘神秘的地下宫殿,从寻觅田野岩画到解读石窟雕塑……涵盖长城内外、大江南北,通过一个个迷人的考古故事,展示了中华文明曾经的辉煌。     

情系夏商周——邹衡先生访谈录

安阳殷墟的发现将我国的信史提前到三千多年以前,这不仅提高了我国古代献的史料价值．更重要的是为夏商周考古找到了一个真正的已知点半个多世纪以来,许多学以此为基点,在探索中国古老明的漫漫征途上艰难跋涉,将青春献给了祖国的考古事业,北京大学考古博学院教授邹衡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我们有幸采访了这位杰出的考古学家。     

试论南疆地区发现的贵霜钱币

贵霜钱币是中亚地区贵霜王朝(kushan king)统治时期所铸造发行使用的钱币,这是古代丝绸之路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一种钱币。由于现存的关于贵霜王朝时期的历史文献十分缺乏,致使这古老的王国一直带有异常神秘的色彩。过去各国的学者大都依据中国汉文史料作为贵霜帝国历史研究的基础,而在十八世纪初,欧洲的学者甚至对贵霜帝国的存在一无所知,直到后来通过俄国学者比丘林翻译的有关中亚的汉文史料汇编,才逐渐得以了解。近年,随着世界各国科学考古工作的迅速发展,有关贵霜王朝的钱币不断被出土发现,钱币上镌刻着的不少铭文,内容尽管杂乱,而且大部分因当时使用磨损,年代久长而模糊不清。     

从金沙遗址考古发现看古蜀文化交流

古蜀王国的兴衰更替以及和周边区域明的关系,在古代献记载中一直给人以扑朔迷离之感。随着二十世纪中叶以来考古发现的增多,使我们透过神话传说的迷雾,对古蜀王国的神秘面貌终于有了越来越清晰的了解。1986年三星堆一号坑与二号坑震惊天下的考古发现,使我们真实地看到了数千年前古蜀明的灿烂辉煌。2001年以来金沙遗址的考古发掘则进一步揭示了商周时期古蜀族繁荣昌盛的历史化,展现了成都地区早期城市明演进发展的根脉。在此之前,成都羊子山遗址、十二桥商周遗址、宝墩化六座早期古城遗址的考古发现,都为传说中的古蜀历史提供了重要印证。     

宋元时期中国与朝鲜半岛的瓷器交流

本文根据近年的考古发现及相关的文献记载讨论了宋元时期中国瓷器对朝鲜半岛瓷器的影响,并主要探讨了中国出土的高丽瓷器、它们输入中国的途径及由此而体现的中国与朝鲜半岛的经济文化交流.     

试析汝窑的性质及相关问题

汝窑自1986年在宝丰清凉寺发现以来,经过八次考古发掘终于取得了中国陶瓷史上的重大突破,找到并确定了汝官窑瓷器的烧造区.本文根据考古发掘资料和文献史料记载,结合宝丰的历史沿革,认为汝窑的性质是官窑,其烧制宫廷用瓷时间约在宋哲宗元祐元年至徽宗宣和末年.张公巷窑址应为金元时期的仿汝窑址.     

北京地区道教考古中石刻的发现与初步研究

北京地区考古发现的道教石刻文字材料从唐代一直延续至元明,是了解、研究道教在北京传播、发展的重要史料,也是判定相关遗迹的重要依据。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石刻资料尚未能引起学者们的足够重视,在研究的深度、广度上,远不及流传下来的碑刻材料。本文对北京地区考古中发现的道教石刻材料进行了梳理,并略作考述。     

王宗载及其《四夷馆考》

明朝王宗载曾于万历六年任提督四夷馆少卿。在此期间,他搜集了不少四夷馆资料并于万历八年完成(四夷馆考》。本文在向达先生研究《四夷馆考》(巴黎本)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该书的资料来源和史料价值,指出该书实际上是四夷馆译字生的学习参考书,它主要以抄本的形式在四夷馆(清四译馆)内部流传,清乾隆时禁毁书目中未见其名或许与此有关。此书主要以李贤等《大明一统志》、郑晓《皇明四夷考》和《皇明北虏考》为基础写成的,同时涉及到严从简《殊域周咨录》的部分内容。其最有价值的部分是作者记载的隆庆、万历年间鞑靼、逞罗等历史,以及有关四夷馆活动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