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海一号”出水瓷器看古代海外贸易瓷器的生产变迁

“南海一号”古沉船是宋代古沉船中保存最完整的远洋贸易商船,其船载文物数量之大、质量之高、信息量之丰富,使得相关研究在国内外水下考古界备受关注。仅从船载瓷器来看,囊括了宋代海外贸易瓷器的主要窑系品种。这些瓷器做工精美,体现了宋代海外贸易瓷器生产的最高水平,其中蕴涵的大量历史信息,也是了解占代海外贸易瓷器生产历史变迁的重要实物资料。     

新安沉船打捞出水卵白釉瓷初步探讨

通过对元代中期新安沉船出水卵白釉瓷资料的初步整理和分析,可知其釉色呈现出不稳定状态,装饰工艺及纹饰来源趋于多元化,这些信息充分显示出元代中期景德镇窑的卵白釉瓷正处于试产阶段。对比景德镇地区窑址调查和考古发掘资料可知,新安沉船出水部分卵白釉瓷为昌江河渡峰坑段至历尧村小学段窑场和景德镇老城区窑场烧造。此外,综合分析新安沉船出水瓷器品类、数量及各类瓷器面貌特征,再对比景德镇地区元代晚期陶瓷考古资料,可以进一步发现元代中期景德镇地区制瓷手工业正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期。     

南澳Ⅰ号明代沉船2010年出水陶瓷器

2010年4～7月,在南澳Ⅰ号明代沉船水下考古发掘出水的器物中有大量的瓷器和陶器。瓷器在已发现的舱位内均有分布,器类有盘、碗、罐、杯、碟、盒、钵、瓶等,主要是福建漳州窑系和江西景德镇窑系的产品。瓷器以青花瓷器     

明清华南瓷业的生产及外销

明代中期以后,随着官方势力在海洋的退缩,民间私商活动开始活跃起来。泉州周边的外港安海港和附近的漳州月港逐渐成为民间海外贸易活动的中心,并由此导致明清福建制瓷业向闽南的集中和转移。西方人到来并积极参与到传统的亚洲贸易网络中,进一步促进了东南沿海地区明清外销瓷业的兴盛。入清以后,厦门港逐渐崛起,以德化为中心的制瓷业格局形成。明清时期,漳州窑瓷器、德化白瓷和以德化窑为中心清代华南瓷器产品从东南海港输往世界各地,揭示了早期全球贸易的兴起及清代南海贸易的繁盛,是我国古代海洋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     

因瓷而兴-古代景德镇的瓷业城市历史和特点

景德镇经历了宋元明清瓷业持续发展和繁荣,同时景德镇经历了由村市向集镇、由集镇再向城市发展进程。景德镇以瓷器而著名,围绕着这些精美绝伦瓷器的生产技术、作坊、行业分工、风土民俗、商贸流通和对外贸易.构成了庞大复杂、相辅相成的瓷业生产及流通体系,庞大复杂、分工细致的瓷业体系,成就了景德镇瓷业的辉煌,同时它渗透于景德镇城市的方方面面,时时处处造就和伴随着城市发展。从沿河建窑、沿窑成市到陶舍重重与窑砖里弄,瓷业不断发展最终成就了瓷业型城市的特有形态和建筑。     

南澳Ⅰ号明代沉船2007年调查与试掘

南澳Ⅰ号沉船位于广东省汕头市南澳县云澳镇三点金海域,2007年6～7月,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广州打捞局的协助下对其进行了调查与试掘。出水器物有瓷器、陶器、铁器、铜器等,其中瓷器的数量最多。根据对出水瓷器的形制、胎质、釉色、纹饰、制作工艺等的研究,并结合沉船考古的特点判断,南澳Ⅰ号沉船的年代为明万历时期。南澳Ⅰ号沉船的发现对于明代中晚期海上贸易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为研究外销瓷器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明末清初漳州窑瓷器的外销研究

明代中后期,随着漳州月港逐渐发展为我国东南沿海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漳州窑瓷器远销世界各地,成为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中重要的对外输出产品。文章通过搜集和梳理漳州窑瓷器在海外遗存的情况,结合漳州窑外销瓷的风格特点,探析漳州窑瓷器作为外销瓷在明末清初时期能够远销海外的原因以及其对国内外制瓷业的影响。     

肯尼亚蒙巴萨塔纳号沉船出水的中国瓷器

"蒙巴萨沉船"是一艘有40门大炮的葡萄牙快速帆船,名为圣·安托尼奥·塔纳号。于1697年在阿曼阿拉伯人与葡萄牙人的作战中沉没于肯尼亚蒙巴萨市老港口耶稣堡前的水域。20世纪70年代开始发掘,是世界上最早的水下考古工作之一。中国瓷器是发掘中最重要的出水物品。作为一批重要的纪年资料,完整性和保存状况良好,其功能不同于一般的贸易品,是一艘军舰上官兵使用的日常用器,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文全面报告了蒙巴萨沉船出水的238件(片)中国瓷器,对不同窑口和器类进行了统计,探讨了顺治、康熙时期的"一叶盘"和广东产粗胎罐两类器物。研究表明,这些中国瓷器主要是景德镇窑、福建南部和广东的产品,分为精细和粗率两类产品,可能分属于船上不同等级的军人。但整体上比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沉船中出水的瓷器质量要低。可见,葡萄牙人在丢失了印度洋航线的贸易主导权后,依然在进行着小规模的瓷器贸易。他们应该是从景德镇不同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作坊中订货,而且是水平较低的景德镇民窑瓷器和更加粗陋的福建地区民窑瓷器,因此产品的质量和风格都有一些差别。     

景德镇市兰田村柏树下窑址调查与试掘

2012年12月,为了了解景德镇制瓷业创始时间的产品面貌的资料及早期制瓷业的生产面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景德镇市浮梁县兰田村柏树下窑址进行了调查试掘,发掘面积40平方米,局部清理窑炉一座。柏树下窑址的时代自晚唐到五代,是一处大量生产碗、盘、罐等日用瓷的民间窑场,产品种类主要是青绿釉、青灰釉和白釉瓷器,三类器物生产的时间不分早晚,再次证明了这三类器物是同时生产的,表明了景德镇早期窑业生产所受影响来源的多样性。     

印尼“黑石号”沉船及其文物综合研究

"黑石号"沉船出水了大量中国唐代中晚期的瓷器和一些金属器等,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物证。通过对长沙窑瓷器、越窑青瓷、白瓷、绿彩瓷器、金银器、铜镜的造型、装饰及图案等的解读,阐述了中国唐中晚期外销瓷器的总体情况和所包含的文化交流内涵,分析了外销对中国部分窑口瓷业生产的影响。对采集到的两件白瓷标本进行了X射线荧光光谱元素组成分析,探讨了外销白瓷可能的产地。论文也就沉船可能的出发港和目的港进行了讨论。     

16-17世纪的瓷器贸易全球化：以沉船资料为中心

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欧洲航海者发现新大陆,开辟了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新航线,给世界政治和经济版图带来翻天覆地且深远的影响。以中国为中心的瓷器贸易体系也在此时迎来了从区域走向全球的重要转折。贸易规模的扩大、海洋上商船的增加,国家和地区间交流的频繁,导致世界各大海域中遗留的沉船数量也有较大增长。20世纪70年代以来,水下考古的兴起和商业打捞的繁荣,揭露出大量运载贸易瓷器的沉船,为研究瓷器贸易的全球化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本文以16至17世纪世界范围内的沉船及出水贸易瓷器为研究对象,透过沉船编年和阶段性特征分析,观察经济全球化早中期阶段,瓷器这一具有世界意义的商品在品类构成、贸易模式及时空格局方面的特征演变。     

地域文化视野下“南澳一号”的历史印记

正无论是作为文化遗产,还是当作实物遗存,"南澳一号"都让世人弥足珍贵。在沉船的出水文物中,瓷器纹款、博戏用具、果品遗骸、铜钱铜器等,无不留下鲜明的历史印记。这些新的实物证据,为撩开明代东南沿海社会经济神秘面纱的一角提供了有力证据。从中,可以一窥晚明时期民窑瓷器的生产技术、贸易活动乃至东南沿海地区的风土人情种种。一、瓷器纹款留下民窑时代文化印记一件瓷器就是一个年代的历史、风物、文化的     

葡萄牙的漳州窑贸易

<正>在西方,"汕头器"的名称来自对其出口地为中国广东省北部汕头港的误解,如今它的产地已经确认为相邻的福建省漳州地区的一些民窑。漳州窑主要生产外销瓷,活跃于明末清初。从16世纪后半叶到17世纪前半叶,这里生产的风格独特的瓷器从漳州月港大量出口到日本及东南亚国家,如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文莱,并有少量出口到欧洲和新大陆。虽然漳州窑瓷器受到景德镇(邻省江西省最大和最重要的窑场)很大影响,但它们的材质和生产方式存在很大     

山东菏泽元代沉船发掘简报

2010年10月至2011年1月,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菏泽市文物事业管理处联合在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中华东路与和平路交叉口西南约250米处发掘了一只沉船。沉船为木质内河船。沉船内及周围区域出土的器物有100余件,包括瓷器、陶器、漆器、玉器、石器、铁器、铜器、金器等。从出土器物及沉船的制作技术看,此船沉没的年代为元代或元代晚期。沉船的发现为研究元代木船形制及菏泽地区河运交通史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景德镇宋元时期米黄釉瓷器的科技分析

正米黄釉瓷器的存世量相对较少,但一直受到学者的关注。长期以来,学术界认为米黄釉瓷器是江西吉州窑和福建漳州窑的产品。随着景德镇考古工作的开展,现已证实景德镇在宋元时期也生产米黄釉瓷器[1]。2015年和2018年在浙江湖州凡石桥遗址出土了一批宋元时期米黄釉瓷器[2],部分标本见图一～六[3],与景德镇窑址出土的资料能够相互印证。考古发掘出土及博物馆所藏的宋元时期米黄釉瓷器以作为礼器、祭器的瓶和炉为多,     

德清出土的宋元时期瓷器

在浙江德清各地,曾发现过2处宋代墓葬、1处元代遗存,共出土了3批瓷器,包括龙泉窑、景德镇窑、定窑等窑系的产品,丰富了宋元时期瓷器及墓葬研究的实物资料,也对研究德清当时的人文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证据。     

宋代景德镇窑婴戏纹浅析

正"南海一号"是一艘南宋时期的木质古沉船,沉没地点位于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上——广东阳江下川岛海域。2007年我国对这艘古沉船进行了整体打捞,2016年船内发掘工作基本结束。该沉船出水的文物中瓷器居多,内有一批婴戏纹瓷碗十分抢眼,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展示了其中一件(图1)。这件器物与1990年江西临川市金家山宋墓出土以及故宫博物院藏景德镇窑青白釉刻花婴戏纹碗的纹样基本一致(图2、图3)。碗内刻划出2个裸体婴孩攀戏     

明代前期海禁政策下的瓷器输出

明代前期厉行海禁政策时,中国瓷器的海洋输出主要是在朝贡贸易体系下,以琉球人船只为中介的中国、琉球及东南亚多边贸易关系格局中进行。国外沉船及遗址出土资料显示,瓷器输出品种以龙泉青瓷为主,景德镇、福建及广东等地的民窑产品也通过走私途径参与。但总体来说,中国瓷器在当时的东南亚市场仍然匮乏。     

清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官窑瓷器的仿古与创新

正清朝前期,景德镇瓷器代表了国内乃至世界制瓷的最高水平。随着国内外及宫廷对景德镇瓷器需求量的激增,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景德镇瓷业进入了制瓷历史高峰。仿古和创新品种层出不穷。康熙的创新品种有郎窑红、豇豆红、珐琅彩、粉彩、"青花五彩"等釉彩装饰品种,风格别开生面;雍正时期的官窑则以各种仿古高低温颜色釉见长,特别是仿宋代五大名窑釉色古朴典雅,朴素清逸;乾隆的制     

荷兰东印度公司与明清时期景德镇瓷器外销欧洲——贸易全球化视野下的景德镇瓷器文化研究之一

明清时期,随着珠山御器厂的设立,全国各地制瓷高手流向景德镇,景德镇周围的民窑也向市区集中,出现“工匠来八方,器成天下走”的盛况,景德镇瓷器几乎独占全国市场,中国瓷业生产也由宋代的“百花争艳”演变成景德镇“一枝独秀”的局面。明代瓷器生产以青花为主,同时还创新了青花釉里红、五彩、斗彩及红釉、兰釉、金釉、黄釉等各种颜色釉瓷。景德镇清代瓷业生产无论在造型、胎骨、釉色,还是纹样装饰上都得到了全面发展,产品质量有了明显提高,臻于极盛,发展成为“二十里长街半窑户”的制瓷中心。清代瓷器除青翠明快的青花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