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之定罪标准研究——以刑法修正案(九)第十五条为视角

一直以来,学界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之定罪标准都争论很大,而且前后的立法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因而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对不同种相关行为的定罪成为难题。笔者拟对本罪之定罪标准予以界定,以期解决司法实务中不同种相关行为的定罪难题。     

试析“南京网游代练牟利案”的定罪问题

"南京网游代练牟利案"是一起网络环境下的新型犯罪,学者们在对其如何定罪上存在争议,主要有应定为侵犯著作权罪,应定为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应定为非法经营罪和应属于民事侵权行为、不构成犯罪四种观点。四种观点都有其合理性,但也都遭到其他学者的反驳。其中,认为应定为非法经营罪的观点更具有说服力,以非法经营罪处罚董、陈夫妇二人的行为既具有必要性,也具有可能性。     

辽代官吏赃罪考

辽代重视用法律的手段惩治贪赃受贿的官吏,对官吏赃罪的规定和以赃罪治罪处罚的案例散见于传世文献中。辽代官吏赃罪可以归纳为以受贿罪论之"枉法受赇"、以盗窃罪论之"私取官物"和以索贿论之"利人误入、因之取材"三种类型,定罪也从贬官、免官到杖刑、黥刑、流刑、死刑不等,处刑严苛,廉察体系具有监、刑合一的特色,体现了北方民族的习惯法与中原唐律的逐渐融合。     

审判王立军

从2月6日至9月17日的两百多天里,由王立军引起的一系列破治波动成为最大的“悬疑片”。随着8月9日薄谷开来受审定罪,王立军一案也在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但因起诉指控王所犯叛逃罪和滥用职权罪涉及国家秘密,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9月17日依法不公开开庭审理了上述两罪。     

中世纪早期西欧的慈善与补赎文化——基于悔罪规则书文本的案例考察

悔罪规则书是流行于中世纪早期,教会用以定罪与惩罚的指导手册,其中对各种罪以及对应的惩罚方式做了详细的规定。慈善作为贪婪之罪的一种补赎方式,以及其他罪的代赎方式,相比于其他补赎方式更具有社会性。这种社会性体现在对社会带来的双重影响上,其对社会产生的积极影响在于鼓励慈善行为和社会救济,其负面影响在于为教会的腐败提供了机会。     

从《孟子尽心上》第三十五章解读“亲亲相隐不为罪”

亲亲相隐不为罪是我国封建社会刑法中关于定罪量刑的一项重要的基本法律原则。这一刑罚原则自我国春秋时期确立以来,在我国历朝历代的刑律中均有所体现。亲亲相隐不为罪有利于维系整个社会道德体系正常发展,并在协调人际关系、梳理人伦道德,缓和社会矛盾等方面均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     

一百只羊，有九十九

人性的意义是使人知罪,而不是罪得赦免。相信人性本身可以拯救一个罪人的灵魂,意味着完美人性在现实中存在,意味着拯救就是一种人拯救另一种人。就会变成先知先觉拯救后知后觉,特殊材料拯救普通材料,或君子拯救小人,领袖拯救众生。"赎"的意思是罪得赦免一定要付出代价,犯罪的人不能自我拯救,因为罪不能一笔勾销,只能被赎回     

“大逆不道”还是“逆不道”——从王杖简册说起

传统观点认为汉代王杖简册中记载的"逆不道"即"大逆不道"罪省称,但是汉代"逆不道"罪应是独立存在的罪名,并不同于"大逆不道"罪。从刑罚适用角度看,汉代"大逆不道"主犯受腰斩刑,同时亲族因连坐被判处死刑,不因身份不同而存在减刑的可能。而王杖简册中的侵犯王杖老人的罪犯以"逆不道"罪论处,主犯被处弃市刑,不连坐亲族。     

简牍所见秦律“家罪”考论

秦代"家罪"作为家庭内部犯罪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连坐"为前提,以"同居"为条件。犯罪类型仅限于"父子""主奴"间的杀伤罪和盗窃罪,"父杀伤人及奴妾"中的"人"是指"子女","父"杀伤父母和妻子的犯罪行为不属于"家罪"。"家罪"的立法思想不是源于儒家的"容隐"制度,而是来源于法家以"法"治国的思想,立法原则遵循着"国法至上"、对死者及家属不追究刑事责任以及确保在籍"户数"等原则。"家罪"的实质,是国家在建构社会秩序过程中,在有限资源的配置下,以层级递进的方式把法律渗透到个体小家庭,进而对社会进行全方位的控制,体现了帝制早期法律专制的特征。     

是张艺谋的宿命还是时代的宿命

作家周晓枫写的张艺谋传记《宿命:孤独张艺谋》刚刚出版,这本书讲述了张艺谋的人生故事,也披露了张艺谋和张伟平的恩恩怨怨。媒体把这些恩怨概括为"十宗罪"。编剧史航这样评价这本书:"让你知道,什么是人心,什么是阴险,人心可以多阴,世道可以多险。"那"十宗罪"的确触目惊心,但对一个普通观众来说,真正的罪     

《太上洞玄灵宝智慧罪根上品大戒经》考——兼论陆修静目录“未出一卷”和“卷目”问题

伯2861+伯2256号"灵宝经目录"中的"卷目"是指陆修静所见经书的题目,并非某种目录的简称。"灵宝经目录"中的"未出一卷",当从大渊忍尔等学者从上读,是指两卷的《太上洞玄灵宝智慧罪根上品》有一卷未出。"灵宝经目录"中所说的"智慧上品三(大)戒三卷,二卷已出",二卷是指《罪根经》和《太上洞玄灵宝智慧上品大戒》。在陆修静及其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罪根经》仅有一卷。《正统道藏》中《罪根经》卷下的主要内容是后人根据"灵宝经目录"或类似文献中《罪根经》两卷的传说造作的,其造作的依据包括《法轮经》《明真科》《黄录简文》等。另外,有学者认为《太上洞玄灵宝智慧上品大戒》的成书晚于《罪根经》一类的"元始旧经",这也是靠不住的。     

古墓葬防盗琐谈

中国古代封建帝王崇尚厚葬 ,墓葬中多陪葬有珍宝异器 ,为后世之人所窥视 ,因此中国历史上盗墓之风很盛。针对狂飚叠起的盗掘古墓之风 ,历代封建帝王采取了各种措施严加防范 ,以免墓葬被盗。颁布严刑峻法来禁止盗墓 ,是各封建王朝首选的防范措施。例如 ,唐王朝规定 ,凡有大赦令 ,其中十恶忤逆和开挖坟墓等均不得包括在大赦内。《唐律疏议》中 ,对盗掘和开发陵墓的罪专门定有刑名条令 ,按照发掘破坏程度来量定罪行之轻重 ,轻者处以徒刑 ,重者处以绞刑 ,甚至“毁人碑碣及石兽者” ,也要判处１年徒刑。明代对陵寝的保卫 ,采取了更为严密的制度和…     

1930年代中央苏区反革命罪的审判——以《红色中华》的案件为中心

20世纪30年代苏区反革命罪的立法及司法,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权"层面处理反革命问题的首次实践。反革命罪的审判具有四个明显特征:(1)司法审判中的反革命罪构成要件前期以"政治判断"为主,后期以"法律规定"为主,具有相对确定性;(2)在量刑方面,实行革命重刑主义与特定情形减轻处罚相结合原则;(3)在审判方面,实行一级审判制与二级审判制相结合、依法裁判与重视群众意见相结合以及裁判委员会指导、主审制与陪审员制结合原则;(4)在诉讼权利方面,嫌疑人有一定限度的辩护权和上诉权。苏区反革命罪的司法原则对共产党主导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刑事司法政策产生了深刻影响。     

董正青案逻辑

可以对比的是与董正青一案几乎同时发生的香港行政会议成员李国宝涉嫌内幕交易案,两案处理逻辑有所不同历时半年的"券商第一内幕交易案"1月9日一审宣判,广州市天河区法院判决:被告人广发证券原总裁董正青犯泄露内幕信息罪,但是内幕交易罪不成立;董正青的弟弟被告人董德伟和董正青的同学赵书亚犯内幕交易罪。     

藤森 总统身份不是保护伞

作为首位因在任期间绑架、屠杀无辜民众而获"侵犯人权罪"的民选总统,他的入罪,也给全球当权者提供了一个鲜活的教训4月7日,秘鲁高等法院在15个月的审判后,以"侵犯人权罪"判处现年70岁的秘鲁前总统藤森25年徒刑。2000年下野,在流亡日本、智利7年后被引渡回国的他,终于无法逃脱法律的惩处。由于藤森仍有一定数量的支持者,这一判决     

良奸有别——清代侵害妇女罪量刑中的“贞节”尺度

清代法律在对侵害妇女罪行的拟罪中将"犯奸妇女"与"良家妇女"区别开来,侵犯"犯奸妇女"罪量刑低于侵犯"良家妇女"。这一原则可追溯到明末王肯堂之《王仪部先生笺释》,顺治初年修律时采用,乾隆年间已应用于实际的案件审拟中,嘉庆时经刑部确认奏准皇帝后列入条例。其后十数年间,又形成强奸及因奸致死和抢夺犯奸妇女罪量刑的系列相关条例。分析现存的清代强奸、抢夺、买卖妇女案例可知,妇女在被侵犯前是否失贞是清代司法实践中渐趋郑重的量刑尺度之一。     

正义的东京审判

战后,日本右翼势力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审判犯有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的28名甲级战犯,一直耿耿于怀,妄图翻案.他们抛出的一个论调,就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非法论".     

陈仪、汤恩伯反蒋案

1950年6月18日,台湾"国民政府国防部高等军法合议庭"以"煽惑军人逃叛罪",叛处"陆军二级上将"、"前浙江省主席"陈仪死刑。此案的另一涉嫌人汤恩伯因举报在先,免于追究。但从此后,汤恩伯完全失去了蒋氏父子的信任,备受排挤打击,61岁在日本忧郁而终。陈仪为何要"煽惑军人逃叛"反蒋?汤恩伯为什么会参与其中?事情是怎样败露的?     

史鉴军职罪的立法完善

<正>一、研究军职罪立法完善的目的从狭义上来说,军职罪的立法是我国的军事刑法。有关专家在军法理论界使用"军事刑法"的概念对军职罪进行研究。1997年,我国在修订刑法时,将原有的关于惩治军人违法的条例进行整合,并作为独立的章节加入新刑法之中,并比旧条例增加了11条罪名、6条条文。但在立法过程中,并没有对军职     

贾宇 政法大学校长“维权”

公文造假,按照国外的刑法是要判刑的,叫伪造公文罪,很严重。一些学校用假材料,政府还要去包庇它、支持它,我们完全不能理解3月31日,天涯论坛出现一篇帖子:《西北政法大学教授抗议陕西申博评审"暗箱操作"》,称"此次评审的程序完全不透明,事先对各竞争大学的实力情况没有任何公示。而21名专家的遴选标准、遴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