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的中西史学比较观

中西史学比较研究是钱穆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 ,钱氏往往是以此来阐明史学的本质、方法、功用和中国史学精神。其中西史学比较研究主要包括中西史学关于历史中人与事关系的认识、史学的通变观、史学的体例和体裁、史学编纂方法、史学功用、史学发展形式等方面。钱穆的中西史学比较观是建立在他的民族文化生命史观基础上的 ,意在为他的中国史学优越论和中国历史文化优越论提供理论和历史的依据。它既有积极合理性 ,也表现出文化保守性和民族狭隘性。     

钱穆对"宋学"的现代诠释

在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脉络和历史演进中,钱穆先生最为认同、推重"宋学",并在自己的众多著述与讲演中论涉了宋学问题,对宋代学术文化作了广博而精微的研究.探求和考察钱穆之所以推重、认同宋学的原因及其对宋学的现代诠释,不仅可以进一步深入钱穆的思想世界,且对中国学术文化传统的更新与重建之思考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综合钱穆的论说与诠释,他所念兹在兹的宋学,其意涵可以概括为五大要点,即:融释归儒的宋学血脉,开创近代的宋学地位,明体达用的宋学精神,综汇贯通的宋学气象,天人合一的宋学境界.     

评钱穆的中国社会演变论

中国社会演变论是钱穆先生用以中国史研究的史学理论,其内容和形式有一个发展、变化过程。这一理论的基本内涵是：以政治制度的演变为主体、以“士人政治”的变迁为主线用以考察中国历史上的社会演变过程,它反映了钱穆先生关于春秋以前是“封建社会”,战国以下是“四民社会”而非封建社会的中国史观点。这一理论的意图在于：用中国历史上社会演变的有限性来证成中国文化精神传统的不变性,其理论实质是道统文化史观。     

钱穆古史地理研究述论

钱穆是民国时期研究古史地理成绩卓著的一位学者,在他长期的考地研究实践中,总结出了一整套探检古史地理的理论和方法,他把这一套理论、方法概括为“地名原始”“地名迁徙”“地名沿革”三原则、三通例,并自觉运用到古史地理的研究中,取得了不少开创性的成果,对于推动传统的舆地之学向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转变,尤其是推动中国地名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过渡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由于受当时疑古思潮和中原文化中心说的影响,加之过分重视地名迁徙理论,泛用声训、训诂,缺乏对考古材料的关注,他治古史地理的一些结论不免会有诸多可商榷处。对钱穆治古史地理理论和方法得失的检讨和总结,既可加深对民国历史地理学的认识,也可为当今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提供一些启示和借鉴。     

钱穆:这是我的女儿第一次为我擦背

正钱穆、钱逊父子,因1949年钱穆“离家去国”,音讯隔绝长达30年。钱逊曾说,“有人说起我的家庭,常说家学渊源云云,我深感惭愧”。他还说,听父亲教诲的机会少,是人生的一大遗憾。1980年4月,父子之间终于通了家书,当时钱穆已86岁。他在信中说:“我此两年多来双目已近失明,不能阅报,不能读书,惟尚能握     

钱穆对中国天下观的诠释与解析

天下观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理念。中国天下观如何形成?内在理念是什么?对中国自身有何影响?作为中国文化的辩白者,钱穆先生对此有系统的阐述。钱穆认为中国天下观不是地理、政治、文化等意义上的中国中心观。中国天下观是一种心胸,一种道义,它以人文关怀为本。它追求的是人与人相处的大通之道,而不是消灭差异的大同标准。中国人所说的大同是大处同,而非处处同。由人总是人,人性善这个大同,求人与人能够心灵、情感相通。中国天下观是由中国的地理环境,以及中国历史发展过程所造成。中国天下观对中国疆域、民族、文化的形成都有深远影响。     

试论钱穆与胡适的交谊及其学术论争

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上,钱穆与胡适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学者,一个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西化派的代表人物;一个是传统史学派的大家、文化民族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本文以钱穆眼中的胡适为切入点,分析了不同时期两人的学术关联及其文化观的异同,认为钱穆对胡适的评价经历了一个由尊崇到疏离再到公开批评的转变过程,研究这个转变过程,对于20世纪的中国学术思想史而言,应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钱穆的学术史方法与史识——义理、考据与辞章之辨

钱穆在中国学术文化思想史研究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其中,关于义理、考据和辞章的思想是最核心和基本的。他从民族文化保守主义出发,吸收继承了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相关思想成果,从学(科)术分类和研究方法论两个层面对义理、考据和辞章的内涵和相互关系作了许多新的阐释。他的这些思想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上既有重要价值,也有不少局限。     

政治视角与钱穆的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

钱穆以宋学为坐标和价值尺度,评判和衡论清学。但我们往往从现代西方意义上的纯学术角度来定义宋学和清学,误认为是从学术自身来论。实则在钱穆所谓的“宋学”中,政治居其半,本身已包含了从政治角度衡论清代学术思想的视角。钱穆认为“每转益进”是中国学术演进的正常法则,但清代学术思想却是“每转益退”。新发现的钱穆《论清儒》三个版本的文字异同,为此论断增添了确证。就清代学术思想研究中的政治视角而言,钱穆比章太炎更激进,使其成为从宋学论清学的内在组成部分,完成了学理上的建构,这就是宋学中极为重视的《春秋》夷夏之辨。     

钱穆：最后学历中学的大师

钱穆,生于1895年,逝于1990年。1911年钱穆在南京钟英中学读五年级,由于时局动荡,学校关门,钱穆没有毕业就辍学归家,从此再没有进过学校读书。但他却以自己的学问和教学质量,成为中国第一流的大学教授,先后在燕京、北大、清华、西南联大等中国最好的大学任教,同时著书立说,影响教育了无数学子。再后来,他只身赴香港创办新亚书院。晚年定居台湾继续做学问,是公认的历史学家、国学大师。     

觅路的小镇青年——钱穆与五四运动再探

钱穆与五四运动的关系,受1930年代后钱穆自己关于五四的历史叙述影响较大,以至长久以来他基本是以一个五四运动的反对者的形象出现的。这经常让人忽视一个逻辑即真正的反对者需要"资格准入"。钱穆其实是在深入了解和积极参与了五四运动之后,疏离和反思了五四运动。对于这一过程,前贤多有发见,不过从目前各种新发现的钱穆早年史料出发,他与五四运动互动的一些面相,如新思想潮流怎样影响了江南地方社会?钱穆以何种方式介入了五四运动?从"看《新青年》"到"决心重温旧书"的内在理路为何?外部环境又对这种转折有何影响?这些问题均可以做更为细致的解读。     

论钱穆文化民族主义史学思想的形成

在20世纪的中国史学中,钱穆的史学独树一帜,是文化民族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钱穆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发轫于30年代中期,形成于30年代末,以《国史大纲》的完成为其标志。以考据起家的钱穆最终转向对考据学风的批评,是因为他认识到一味埋首考据,不利于民族精神的张扬,所以他站在民族文化的立场上对新考据派作不遗余力的批评,这是他文化民族主义思想产生的内在动因;基于民族危机的刺激而产生的救亡意识是他文化民族主义思想产生的现实动因。自《国史大纲》完成后,钱穆学问研究的重心发生了转变,由历史研究转向文化研究,为中国文化招魂、续命遂成为他一生的志业所在。     

两种不同的学术史范式——梁启超、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比较

梁启超和钱穆同名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学术史范式,在体例渊源、写作宗旨等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本结合它们成书的时代背景,揭示近代学风的嬗变对两书的影响,深入探讨造成它们差异的原因,并以这两种学术史的写法为视角,附论近代学风的内在转型问题。     

从《刘向歆父子年谱》看钱穆的史学理念

《刘向歆父子年谱》是钱穆先生的成名作,它以坚实的证据解决了经学史上的一个大问题——康有为所力主的刘歆伪造诸经之说不成立。这一学术成就的取得,不是在一般意义上超越了今古文窠臼,而是一本“经学上之问题,同时即为史学上之问题”的原则,彻底破除了经学上的门户之见,并冲破了“六经皆史”说之樊篱,达到了将经学问题转化为史学问题的目的。围绕《刘向歆父子年谱》及其相关问题,钱穆与顾颉刚展开了有意义的讨论,这一讨论虽仍牵涉到今古文经学的一些老问题,但与清末康有为、章太炎之争已大为不同,非为带有浓厚政治意味的经学争论,而是史学层面上的正常学术讨论,“于史学立场,而为经学显真是”。对于中国历史学而言,无论是钱穆的信而有疑,还是顾颉刚的疑而有信,最终可以说是殊途同归,皆有益于近代新史学的成长壮大。     

白岩松 新闻依然是我的信仰

踏进曲折小巷里不起眼的小楼三层,《新闻1＋1》办公室,迎面碰上白岩松弯腰从地上的筐里拿盒饭。宽松球服、方口布鞋,远不是电视上西装领带的模样。“等我5分钟,马上吃完饭!”     

论科学主义史学与民族主义史学的融合——由钱穆对“科学派”的批评展开

钱穆在《国史大纲·引论》中,立足于民族主义的立场,批评以胡适、顾颉刚和傅斯年为代表的“科学派”所为,乃一种追求纯粹客观却不关现实亦无意义的史学研究。钱穆只看到此派科学主义史学的一面而忽视了其民族主义史学的一面,因而其所谓“科学派”是一种以偏概全的说法,不是一个完整的判断。同时,钱穆忽视了科学主义史学的价值与意义,亦未正视他自己在治史早期追随“科学派”时表现出来的科学主义倾向。基于历时性考察,作为现代性观念在历史学中的两种不同表现,科学主义史学与民族主义史学是融合共存于钱穆与“科学派”的著作中的。从这种融合的视角看,钱穆与被其批评的“科学派”在治史理念上同属现代史学的范畴,皆强调史学研究目标之致用与求真的结合,二者在史学思想上“大同而小异”。     

“中国式专制”抑或“中国式民主”——近代学人梁启超、钱穆关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探讨

从学术思想史的角度看,并非如有些学者所论,梁启超主张中国古代专制说,系不加反省地全然接受外来学说;钱穆反对“专制说”,妨碍了对历史的认识。实际上,无论梁、钱,他们在主张或反对中国古代专制说时,均是站在中国立场上,注意结合中国的历史来分析和解决中国的问题,与“西方的依附”没有多少关系。梁启超对中国古代专制特点的概括和分析,对专制理论的运用和解释,具有浓厚的本土色彩,而非被动行为。钱穆从人文的角度反对中国古代专制说,戳中了“专制说”的一些矛盾之处,显示了与社会科学治史不同的理路。而他提出的“中国式民主政治”,首先是为解决现实问题而寻得的答案,而不可简单视作“科学考订”的产物。     

钱穆：山东人最有做中国标准人的资格

国学大师钱穆曾在《中国历史精神》一书中说：“若把代表中国正统文化的,譬之于西方的希腊．则在中国首先要推山东人。自古迄今,山东人比较上最有做中国标准人的资格。”山东为孔孟之乡,两千余年深厚的文化积淀．孕育了独具文化特质的山东人：好客．耿直．     

我的信仰历程

一心要报考清华大学物理系 1945年,日本侵华战争进入第八个年头。那时,我16岁,正在四川成都私立铭贤中学高中二年级读书。暑假的一天,学校基督教团契的唱诗班正在城里参加慰问伤残抗日荣誉军人的演出,忽然听到报童高喊：“号外!号外!美国的原子弹炸得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啦!”顷刻之间,人们都涌到大街上欢呼流泪,互相拥抱;酒店的伙计把酒坛子抬到人群里,任由大家举杯痛饮,共同庆祝渴望已久的胜利!     

钱穆与中国现代学术史体制的创制——以《国学概论》为中心

在现代中国学术发生期.钱穆先生对中国现代学术史体制的创制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在承继梁启超、胡适、柳诒徵等先行体制开拓者所倡导的总的历史写作准则的基础上,通过自身的历史写作实践,在<国学概论>中对胡适、梁启超等的历史哲学与历史写作观念进行了纠正,他的这一历史写作实践标志着现代学术史的写作观念与实践已初步趋向完善,同时也标示着20世纪30年代后学术史研究的另一条独特路径,显现出了他殊异于同时代学者的独有学术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