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卷本《美国通史》笔谈——现实关怀、中国特色与美国史研究

六卷本《美国通史》经过我国美国史研究者老中青三代人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努力,终于全部出齐并合集出版,与读者见面,这无疑是新时期我国史学界的一大盛事。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在整个外国史研究中成就斐然,影响巨大,无论是著作的数量和质量．研究队伍的规模和水平,还是研究成果的社会影响,在国别史研究中都名列前     

历史情境与现实关怀——我与中国近世卫生史研究

<正>一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在中国生活了40余年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在其有关中国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中国人丝毫不像受压迫的民族,世界上再没有比他们更不受官方干扰的了。你可以在中国的镇子上住上好些天也不会看见警察。每个人     

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

本文分析了美国中国学思潮中的“世界观念”与国内史学的关系、美国中国学研究中的“概念化”倾向、身处“后现代”思潮中的“我们”应该如何重新审视中国历史等问题,认为历史学的资治功能不仅应体现在对现代化运动提供历史的借鉴和说明,同时也应对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复杂的现代性现象进行深刻的反省和批评,从而增强自身的反思能力。     

美国史研究的中国特色刍议——从两部美国现代史新著说起

刘绪贻、杨生茂教授主编的《战后美国史(1945—1986)》,和黄安年副教授著《二十世纪美国史》,是两部引人注目的美国现代史新著。单它们在1989年几乎同时问世这一事实本身,即足以表明新时期我国学者在现代美国史研究领域所获得的长足进步。对这两部鸿篇巨著进行全面评论,非本文所能胜任。笔者仅想在研习上述两书的基础上,就美国史研究的中国特色问题略陈己见。     

美国早期史在中国:现实中的往昔

今年春天,两位来自美国的富布赖特访问学者在天津市发起召开了一次学术讨论会,会议主题有些出人意表:美国早期史.让他们颇为惊诧的是,到会的中国学者竟多达40余名.他们来自四面八方,其中很多人非常年轻,绝大部分人满怀热忱.如果说他们的出席和激情是一种征象,表明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出现了一股新的动力,那么这股新的动力将会采取什么走向,则远非那么清晰;或者说,它为什么会形成,这首先就是一个问题.     

中国疾病、医疗史探索的过去、现实与可能

目前 ,在中国大陆史学界 ,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基本还是一个较少人注目的非主流的领域。不过 ,1 980年代以来 ,海内外同仁不时问世的相关研究成果以及自己近年来的探索与思考 ,均让笔者深信 ,这一课题的研究必定会是未来史学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 ,它不仅拓展了历史研究的领域 ,而且还可能促进史学理念和方法的更新。本文希望通过梳理长期以来、特别是 1 980年代以来史学界对中国疾病、医疗和身体史的研究 ,说明这一研究的兴起过程和对历史学的影响 ,以及存在的限度和困境。一　作为社会史的疾病医疗史探索早在 2 0世纪初 ,陈垣、陈寅恪等史学…     

美国学者戴仁柱教授与中国史研究

美国学者戴仁柱教授与中国史研究刘晓戴仁柱（ＲｉｃｈａｒｄＬ．Ｄａｖｉｓ）教授是当代美国杰出的中国史研究学者之一。他于１９５１年４月１２日出生于纽约州的布法罗市（Ｂｕｆａｌｏ）,早年就读于纽约州立大学（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ＮｅｗＹｏｒｋ）...     

杨生茂教授与中国的美国史研究

中国与美国的交往始于18世纪末,迄今已逾200年。中国人对于美国的了解和认识,随时光推移而不断加深;对美国历史、社会和文化的研究亦已成为中国世界史学科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部份。这一方面得益于中国走向世界、中美交往频繁的时势的推动,另一方面与老一代史学家多年来的艰苦劳动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南开大学世界地区国别史专业博士生导师杨生茂教授即是这些老一代史学家中的一位。其实,杨生茂教授的学术领域是十分宽阔的,他     

中国的美国史研究概况

据目前所知,我国有关美国情况的记述,最早见于十八、十九世纪之交谢清高所著《海录》一书。但在辛亥革命以前,我国对于美国历史大抵只是通过翻译进行介绍,谈不上研究。从1911至1945年,我国史学界翻译和撰写的美国史著作大体各占一半。但即使是自撰著作,除少数关于中美关系史的以外,一般也只是综合介绍美国历史学者著作,     

国际学术思潮与美国的中国史研究

国际学术思潮与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张铠“全球性”已成为当代历史研究的本质特征。出于对此点的深刻认识,美国的中国史学者以开放的态度不断吸取和借鉴国际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并尽力做到为我所用,从而使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本文将着重介绍国际学术...     

中国的美国城市史研究述评

美国城市史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进入新世纪后,呈现井喷式发展局面,并形成了一批从事专门研究的中坚力量。这是美国史研究整体水平提高的结果,更是中国城市化发展日趋迅速所产生的巨大需求所致。这些研究成果对美国城市发展史的很多层面都有了基本的思考,部分研究成果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可圈可点,但也存在选题重复、宽泛的问题。为了使研究进一步升华和深化,并及时避免简单重复的现象,有必要对中国的美国城市史研究进行阶段性总结。     

中国美国史研究的现代化取向

９０年代,中国学术界对现代化的研究出现了一个“美国热”（罗荣渠先生语）,涌现出了一批探讨美国现代化历程的著作。这些著作都力求以现代化的新视角、新方法去重新构架和发现美国史。其中许多成果是富有启示性的,也是很有建树的。本文主要就这些著作所体现出的中国美国史研究的现代化取向进行综合评论①。     

钱德勒与美国企业史研究

钱德勒与美国企业史研究王锦瑭小艾尔弗雷德·Ｄ·钱德勒（ＡｌｆｒｅｄＤ．Ｃｈａｎｄｌｅｒ,Ｊｒ．）是美国新企业史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对历史学、经济学均有深入研究,对企业管理学更是情有独钟,硕果累累,在欧美学术界有较高的声誉。他之所以享誉国内外,不仅因为他...     

网络资源与美国内战史研究

网络的普及与网络学术资源的日渐丰富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许多重要的学术网站和数据库为美国史研究提供了主要史料来源。然而,面对过于丰富的网络资源,有必要对其进行专题性分类和整理。目前已有丰富的美国内战史网络学术资源和数据库,研究者需要在详细了解和尊重版权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充分和恰当的利用,以期为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做出贡献。     

美国企业史研究

美国企业史研究王锦瑭美国的大企业建立较早，实力较为雄厚，因而美国历史学界对企业史的研究也开始得较早。从其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看，大致可分四个阶段：早期的企业史研究、企业史学派的产生、新企业史学派的崛起和企业文化的形成。本文拟对美国企业史研究的演进及其意义...     

《史学月刊》与中国的美国早期史研究

正我曾在《史学月刊》2008年第2期上发过一篇短文,讨论中国的美国早期史研究的现状和前景。其中谈到,早期史在美国史学界是一个相当成熟的领域,成果丰硕,大家辈出;但是,在中国研究美国史的人却不太重视早期史,甚至连早期史这个概念都是较晚才出现的。一晃将近十年过去了,现在,国内的美国早期史也呈现出比较活跃的局面。这种积极的变化的发生,同《史学月刊》的大力倡导和     

深化改革开放史研究 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改革开放史研究的重要地位和意义愈益凸显,成为国史、党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中最主要的部分,是国史、党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等学科发展和创新的最重要内容。加强和深化改革开放史研究,应努力拓宽中国改革开放史的研究视野;准确把握中国改革开放史的历史主流;紧紧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主题;深入总结中国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科学分析改革开放进程中遇到的新问题;不断拓展中国改革开放史的研究领域。国史工作者有责任也有义务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和深化中国改革开放史研究,为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出更加积极的贡献。     

伯纳德·贝林与美国早期移民史研究

在20世纪70年代,受叙述史学、新社会史和计量史学的启发,美国历史学家伯纳德·贝林对历史学研究主题和史学方法进行了反思。一方面,他把研究兴趣从政治思想史转向社会史;另一方面,他先后使用中心-边缘模式和大西洋视角来解释17世纪和18世纪北美移民史。详细考察贝林的移民史研究有助于国内学者加深对贝林史学思想的认识,了解美国移民史的新进展,并采用大西洋视角来研究美国早期史。     

世纪之交的中国美国史研究——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第九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综述

1999年10月28日至30日,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在南京召开了第九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由南京国际关系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和美国研究所、外交学院、商务印书馆、美国赖特大学和宾州印第安那大学等28个单位的六十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收到论五十多篇。会议除讨论通过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新章程并选举新一届理事会及其他领导机构外,就美国史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大会交流和小组研讨。     

全球史与民族叙事:中国特色的全球史何以可能

全球史旨在超越民族国家叙事,但对某些非西方国家,尤其是那些有着悠久史学传统的国家来说,民族叙事依然有其价值。具体到中国的语境中,民族国家依然是历史编纂得以展开的重要框架,全球史的目标因而不是超越或消解民族国家,而是在一个更大的时空范围内重塑对民族国家的理解。全球史与民族叙事的这种辩证关系,为构建中国特色的全球史提供了可能。它要求中国历史学家在立足本国历史的基础上,对中国作出新的理解和认知,认识到中国不仅是内部诸种力量协作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国际性乃至全球性因素合力形塑的产物。这种在民族叙事内部而不是之外发展出来的对于自我和世界的认识,将成为构建中国特色的全球史的一个重要方法论前提,也是中国史学对于全球史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