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朝军事区划体系研究——兼论辽代“道”“路”诸问题

《辽史·地理志》所言“兵事隶/属”指州、军、城在军事上隶属相应军事机构;仅言“隶/属”者,指民政、军事皆由军事机构管理。《辽史·地理志》其他未载明“兵事”隶属关系的州、军、城隶属于五京留守或留守兼任之军事机构长官。《辽史·地理志》提及的军事机构,可分为高级与中级两个层级。二者辖区加上节镇,共同构成辽朝三级军事区划。高级军事区划“军事路”共九处,包括“五京路”和西北路、西南面、东北路、辽西路,覆盖辽朝全境;中级军事区划位于高级军事区划内,往往为高级军事机构分支机构或因事而置,且时常调整;低级军事区划即节镇辖区。辽朝军事路与五京道、财赋路划分并不完全一致,军事路的设置受到五京道影响,物资则依靠财赋路提供。     

“松漠”考——兼论契丹起源地

经考证"松漠"是北魏时期对科尔沁沙地的泛称。从东晋建元二年(344年)起,至北魏太和三年(479年),135年的时间里,契丹在"松漠"中的分布地域,基本没有变化,即今通辽市中部的开鲁县、科尔沁区和科左中旗及周边地区。大黑山是奇首可汗的出生地都菴山。奇首可汗的龙庭,是通辽市的福巨城址。契丹在"松漠"中活动地域的中心,位于通辽市西辽河平原腹地的科尔沁区,这里是契丹真正的起源地。     

辽朝文教政策之影响

辽朝文教政策是辽朝教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之一,虽然陈述[《辽代教育史论证》,参见《辽金史论集》(第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陈述、黄凤岐《辽朝的教育》,《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1989年第1期]、黄凤岐(《论辽朝的教育与科举》,《社会科学辑刊》1997年第4期;《契丹族尊孔崇儒述略》,《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1986年第1期)、范寿琨(《辽代的学校教育与科举》,《北方民族》1991年第1期)、李文泽〔《辽代的官方教育与科举制度研究》,《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顾宏义〔《辽代儒学传播与教育的发展》,《华东师范大学学…     

中元节与辽朝皇帝的“迎节”、“送节”

本文认为,《辽史·礼志》所载的辽朝皇帝的“迎节”和“送节”与当时中原地区中元节祭祀先人之亡灵的习俗是一脉相承的,是一种契丹化的中元节。     

辽钱为何少见

辽朝是公元10世纪至12世纪我国北方古老的民族——契丹族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公元907年。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八部,正式建立契丹国。后曾两度改国号为“大辽”。传9帝210多年。辽朝强盛时期。其疆域“东至子海,西至金山,既于流沙,北至胪晌河,南至白沟”,幅员万里。地域辽阔。曾先后设置5京、6府、56州、209县,其政治、经济、化都有相当程度的发展。然而人们研究辽的历史。却发现辽代铸币极少。这似乎与辽代强盛的国力和繁荣的经济等历史发展情况不太相符。[第一段]     

道教与辽朝政权合法性的构建

本文通过考察道教与辽朝政治的关系,揭示出在辽朝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中,道教如何阐释和构建政权的合法性将契丹开国君后及皇太子神化为道门尊神;采用谶纬与道教融合的方式来诠释契丹开国史;运用道教术语命名政治空间;把皇帝的行帐想象、神化为“洞天福地”;借用道教词汇命名帝王陵寝建筑;堆砌道教辞藻修饰帝后的哀册。一言以蔽之,契丹统治者利用道教塑造君主和国家权力的神圣性,以此构筑其政权的合法性。     

辽代斡鲁朵内的部族组织研究

斡鲁朵内的部族组织由石烈、抹里和瓦里三种基层单位构成,属于“部族”组织,而非“帐族”组织,有相对固定的驻牧地,不追随辽帝捺钵。在辽朝中期以前,辽帝通过建立隶属于斡鲁朵的石烈和抹里组织,削弱契丹部族势力。在辽朝中期以后,受到自然环境恶化和契丹部族势力式微等因素的影响,斡鲁朵内的石烈和抹里组织逐渐被迁离“契丹故地”,转向对奚人的镇戍。瓦里是由契丹贵族罪犯组成的基层组织,是辽帝削弱契丹贵族势力的工具。瓦里的分布地与契丹“分地”的继承制度有关。     

唐代“和亲”的地理范围

唐王朝为了改善民族关系 ,维护国家统一 ,曾多次与周边少数民族进行过“和亲”。据统计 ,有唐一代的正式“和亲”达 2 3次之多。这在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从《册府元龟》、《唐会要》和两《唐书》等文献的记载看 ,唐代的和亲是从唐太宗贞观十四年开始的。这一年 ,唐太宗把弘化公主嫁给了吐谷浑王诺曷钵。贞观十五年 ,唐太宗又把文成公主嫁给了吐蕃王松赞干布。中宗把金城公主嫁给吐蕃王尺带珠丹。玄宗朝和亲最多。先天二年将南和县主嫁给突厥王子杨我支。开元五年嫁交河公主于突骑施可汗苏禄 ,嫁永乐公主于契丹首领李失活 ,嫁固安公主于奚首…     

浅析辽代绘画

辽是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契丹族所建立的王朝。先后建立了上京、中京、东京、南京和西京五个京城。公元936年,辽得燕云十六州,并将开封的方伎、百工、图籍、文物掠入五个京城,汉人画家多为辽朝所用,从而推动了辽代绘画的发展。     

强悍的契丹人去哪儿了

契丹是五代十国和宋朝时期对汉民族有着重要影响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1066年改为“大辽”。辽朝全盛时期疆域东到日本海,西至阿尔泰山,北到额尔古纳河、大兴安岭一带,南到河北省南部地区。 看过《天龙八部》的人都知道,要理解“丐帮帮主”乔峰跌宕起伏的命运,就不得不提及他的出身——不是他自己曾以为的汉人,而是契丹人。     

武文君《辽代部族军研究》评介

<正>辽朝作为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契丹族建立的政权，其下军队征集自宫帐、部族、京州、属国四个系统，史称“体统相承，分数秩然”(《辽史·百官志二》)。部族军系统早在契丹建国前便已经存在，作为辽朝以武立国之根本，不仅是征战四方的主力军，也肩负着镇戍地方与防御外敌的重任。因此，以部族军为重心的军事管理体系是辽朝军制的最重要部分，对辽代国家治理、民族关系处理及王朝兴衰具有独特的作用与影响。20世纪3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对辽代部族军相关问题展开研究，     

辽朝国号考释

辽朝一代的国号变迁 ,远比人们过去所知道的情况要复杂得多。辽朝建国之初建号大契丹 ;太宗时一度实行双重国号 ,在燕云汉地称大辽 ,在草原地区仍称大契丹 ;圣宗和道宗时又两次改变国号。而在契丹文和女真文中 ,始终称辽朝为哈喇契丹或契丹。辽朝国号的复杂性是辽朝二元政治体制的一种表现     

辽承天太后生辰考

辽朝承天皇太后萧绰,在中国历史尤其是契丹民族发展史上,其作用之大,勿庸赘言,所以元朝官修《辽史》和宋人叶隆礼的《契丹国志》皆为其立传。但是绰传简明不足,疏略有余,许多要事不可索而知之。其中萧绰的生辰就一直不为人知。而对她这么一个历史要人来说,弄清其生辰,对研究契丹史及宋辽关系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不无裨益。在《辽史》、《契丹国志》、《宋史》和《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及其它有关史书中,均没有萧绰生辰的直接记载(其生年可间接推知。《辽史》卷十四《圣宗纪五》记载,统和     

辽朝史官考

契丹族虽然起自朔漠,以游牧为生,但一向倾慕中原文化,摹仿学习,不遗余力。建立辽朝以后,也承袭历代的传统制度,设置史官,建立修史机构,以纂修本国国史。辽代史官的设置,大约始于太祖初年。据《辽史·耶律鲁不古传》记载,鲁不古是太祖阿保机的“从侄”。太祖初创契丹国字,鲁不古就以赞成功“授林牙、监修国史”。这是辽代有史官的最早记录。契丹国字有大、小两种,大字相传为阿保机创制,时间在神册五年(920年,五代梁贞明六年)。小字相传为太祖弟迭剌因回鹘语创制,时间稍晚,当在天赞年间(922—925年)。鲁不古所赞成者为契丹大字,则其授监修国史当在颁行契丹大字之     

华风与夷俗:辽朝吉礼初探北大核心CSSCI

辽朝吉礼是在契丹传统文化与中原文化共同作用之下产生的,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是中国古代礼制史中重要一环。辽朝吉礼可分作祭祀自然与祭祀祖先,其中祭祀自然之礼多由契丹传统习俗转变而来,而祭祀祖先之礼则多学自中原礼制。契丹传统习俗在礼仪化过程中大量汲取中原文化因素,如宗庙、御容、服饰、音乐等。辽朝吉礼的产生既与辽朝现实政治需要有关,即由于辽朝幅员广大,地理条件多样,游牧、农耕民族杂居期间而采取因俗而治的包容政策;也与辽朝吸收融合中原文化的态度有关。     

华风与夷俗:辽朝吉礼初探

辽朝吉礼是在契丹传统文化与中原文化共同作用之下产生的,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是中国古代礼制史中重要一环。辽朝吉礼可分作祭祀自然与祭祀祖先,其中祭祀自然之礼多由契丹传统习俗转变而来,而祭祀祖先之礼则多学自中原礼制。契丹传统习俗在礼仪化过程中大量汲取中原文化因素,如宗庙、御容、服饰、音乐等。辽朝吉礼的产生既与辽朝现实政治需要有关,即由于辽朝幅员广大,地理条件多样,游牧、农耕民族杂居期间而采取因俗而治的包容政策;也与辽朝吸收融合中原文化的态度有关。     

羊与辽代契丹人的葬俗

契丹罪人“稿索自缚 ,牵羊望拜”是与死葬有关的礼俗。辽代公主下嫁时皇帝赐与的“送终车”上所载之羊与辽朝皇帝死后灵柩发往墓地的路上所刑之“羊” ,是同一用途之羊 ,是送死者魂灵去辽代契丹人灵魂所归之所———黑山的灵物。辽代契丹人的这种葬俗 ,当是继承或吸收了乌桓人类似的礼俗     

双轨制与辽文化

政治制度与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不同的政治模式对文化的发展会产生不同的作用。辽朝实行“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双轨制,对辽朝境内的中原文化、契丹文化以及其他少数民族文化的并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双轨制下的多元文化并存为文化交流融合提供了可能,各类文化在自由发展的同时自然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辽文化。     

论辽朝五京的城市功能

本文着重从军事、经济、文化三个方面讨论辽朝五京城市功能.五京城市的军事功能主要是由辽朝所处的"四战之区"的环境所决定的,而各京在军事上承担的任务各不相同.经济功能表现在五京既是辽朝境内最大的消费性城市,又是所在地区商业贸易、手工业生产的中心和支持辽朝国家财政运作的基础,而且明显表现出经济自主性差,仍然与农牧经济保持着密切联系的特征.五京城市既是文化得以存在的有效载体,又为文化的进步繁荣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主要通过学校教育、皇室的祖先祭祀和佛、道等宗教的传播等方式表现出来.     

《辽史·地理志》东京辽阳府条记事谬误探源

《辽史·地理志·东京辽阳府》记事错误丛生,最显著的是将箕子朝鲜、汉四郡、慕容氏政权、高句丽、渤海的统治中心都改成辽阳府。本文认为这是契丹在前期为了追求在东北地区的政治利益,以箕子朝鲜的继承者自居,有意为之,由此造成了《辽史·地理志》东京辽阳府记事的种种不实。《辽史》多取自耶律俨《皇朝实录》,从耶律俨称“王氏高丽”为“新罗”可以反映出契丹谋求箕子继承者的政治企图与领土要求。契丹因炮制箕子继承表而任意改写“东京道”诸州县方位,给后世的史学家带来莫大的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