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汉南匈奴单于庭驻地的四次迁徙

东汉时期,南匈奴单于庭四度迁徙其驻地。汉朝先将南匈奴单于庭安置于距五原郡西部塞的八十里处,即今内蒙古乌拉特中旗川井镇至新忽热苏木一带。同年,迁入云中郡西部,大致相当今内蒙古土默特右旗、土默特左旗境。之后,再迁至西河郡美稷县城(今准格尔旗榆树壕古城)。至熹平元年至五年间,单于庭第三次由美稷迁至离石县域左国城(今山西吕梁市方山县南村古城)。中平六年,南匈奴单于庭由左国城四迁至河东郡平阳县(今山西临汾市)。     

辽朝军事区划体系研究——兼论辽代“道”“路”诸问题

《辽史·地理志》所言“兵事隶/属”指州、军、城在军事上隶属相应军事机构;仅言“隶/属”者,指民政、军事皆由军事机构管理。《辽史·地理志》其他未载明“兵事”隶属关系的州、军、城隶属于五京留守或留守兼任之军事机构长官。《辽史·地理志》提及的军事机构,可分为高级与中级两个层级。二者辖区加上节镇,共同构成辽朝三级军事区划。高级军事区划“军事路”共九处,包括“五京路”和西北路、西南面、东北路、辽西路,覆盖辽朝全境;中级军事区划位于高级军事区划内,往往为高级军事机构分支机构或因事而置,且时常调整;低级军事区划即节镇辖区。辽朝军事路与五京道、财赋路划分并不完全一致,军事路的设置受到五京道影响,物资则依靠财赋路提供。     

杨吴时期的扬州城

敦煌文书《诸山圣迹志》和《南唐书》中与杨吴时期扬州城形制布局、杨吴宫署积庆宫相关的记载弥足珍贵。本文结合扬州蜀岗古代城址、唐罗城考古发掘结果和文献资料,梳理了扬州城遗址中杨吴时期相关城建遗迹、“白沙窑”“迎銮”“官”等戳印文字砖瓦建筑构件等的特征,认为杨行密时期开始将扬州城作为都城营建而大规模修缮,相关营建工程一直延续到杨吴后主时期;杨吴时期的扬州城是杨吴和南唐等割据政权的都城或东都,沿袭了唐扬州城由子城和罗城“联蜀岗上下以为城”的双城格局,罗城内有“十字江水穿过”,承继了唐扬州城因河而市、因市而城、城河一体、城门较多、河道纵横、桥梁甚多等特征;推测位于蜀岗古城南城门(杨吴天兴门)至子城东南角之间以南地带(即桑树脚)的晚唐五代时期大型建筑基址群,或与杨吴时期宫署积庆宫(南唐崇道宫)相关。     

商汤伐桀路线新探

郑州商城就是商汤所都的亳邑,成乃成皋,戎山就是文献所称的陑山,也即后世的雷首山和中条山。今陕西省合阳县东南一带,是夏桀逃亡的“莘之墟”。鸣条位于今夏县西北和安邑镇以北地带。今河南省陕州市是夏王桀所逃的“南巢氏”,又称“焦门”。今山西夏县为中心的晋南地区古称“夏虚”,是夏王朝统治集团的最后归宿。     

张謇与南通旅游开发

清末状元张謇在南通以纺织实业为基础,完成了我国第一个博物馆建设,开设了十多项全国“第一”,进行了“一城三镇”的城市规划,营造了田园式城市栖居氛围。其业绩、声誉及历史遗迹是南通旅游开发的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发展以张謇为中心的南通旅游,实质上就是实业文化的旅游,是开展“四个一”即“一山一水一人一城”为主题的旅游开发。     

金元明三代斡母城站考

对于金代斡母城、元代斡母站、明代斡木城站究竟在今何地问题，《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认为其地“无考”，有人认为在今吉林省松原市境内，有人则认为在今松原市隆科城。也有人认为在今长春市，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根据金、元、明、清以及现代的各种图籍记载，考订斡母河在今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县治附近松花江左岸，斡母城即因位于斡母河畔而得名，今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吉拉吐乡扎罕拉布勒格屯东南的古城，即为斡母城遗址。     

宿迁城墙兴废始末辨

宿迁筑城,始于春秋战国之际。据《春秋》载：鲁庄公十年（前684）“王正月,公败齐师干长勺。三月,宋人迁宿。”迁后建城,即后之秦下相城。后亦称古城,其址位于今市区古城街道。……秦时古城,虽遭水患,汉、晋因之。其后修损数度。唐时损,宋时修,元末又坏,明正德初年（1506）再筑土石城。万历四年（1576）城被黄河冲决,     

汉口中山大道古今谈

我国古代的汉口镇与河南的朱仙镇、江西的景德镇、广东的佛山镇合称为古代“四大镇”。汉口自古便作为发展商业城镇是有其缘由的,因其地处长江汉水交汇处, １９０５年以后又相继修建了平汉。粤汉两铁路,相聚于汉,水陆交通较为便利,故其从古至今均为贸易集散之地和武汉三镇的商业中心。 据史料记载,历尽沧桑的中山大道,其路基原为汉口的城垣旧址, １９０７年被拆除,修筑了后城马路（即今中山大道）。旋即在京汉铁路以南、前进路以东,将后城马路两边进行了大规模的填土筑基工程,土淌湖和单洞门铁路以内的黄孝河故道逐渐填平,扩为…     

唐代于阗的羁縻州与地理区划研究

唐代于阗毗沙都督府属下十个州,通过汉语、藏语和于阗语材料的比勘,其中六城、西河州、东河州、河中州等四个州的地望和辖区可以考定。六城由Cira(质逻;Tib.Jila)、Birgamdara(拔伽;Tib.Bergadra)、Pa、skūra(Tib.Osku)、Phama(潘野;Tib.Phanya)和Gaysāta(杰谢)组成,分布在达玛沟河(Domokoriver)沿岸南北走向的狭长灌溉区中,地域与今和田地区策勒(Cira)县辖境大致相同。西河州(Tib.Shel chab gongma)位于喀拉喀什河(Kara kash)以西,辖区大致在今和田地区墨玉(Kara kash)县一带。东河州(Shel chab’og ma)位于玉龙喀什河(Yurung kash)以东,辖区大致在今洛浦(Lop)县一带。河中州(Tib.She lchab dbus)位于喀拉喀什河和玉龙喀什河的中间地带,即今和田县辖区。另有猪拔州见于新出土和田汉文文书,但地望尚不得而知。其余五个州,一在东部坎城(Kh.Kamdva;Tib.Kham sheng)和蔺城(Kh.Nīa)地区,地在今克里雅河(Keriya)至民丰一带;西部吉良镇(Tib.Gyil yang,今克里阳/Kilian)和固城(Kh.Gūma;Tib.Kosheng)镇所在的地区有一或两个州;西南以皮山城/镇为中心有一个州;北部以神山(Kh.Gara;Tib.Shing shan,今麻扎塔格/Mazar Tagh)为中心有一个州;另外一个州在南部或东南部。     

千河上游的“弦蒲薮”

弦蒲薮为古代著名“九薮”之一,其记载最早见于《周礼·职方氏》。结合历史文献记载、考古资料与自然地理研究成果分析,认为弦蒲薮中心可能位于今陇县县城西约19.2公里处,即千河干流上游曹家湾镇坡底下村东部的河谷地带,沿千河河谷向西部与东南部延伸。弦蒲薮可能于西周末年幽王时因地震山崖崩坍堰塞而成,后逐渐淤平。     

唐玉门关地望新探——基于历史文献与考古遗存互证

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根据传世典籍和出土文献的记载,结合年代测定、考古发现和遥感影像资料,通过空间分析,作者认为唐玉门关和墨离军驻地应在河西走廊西段的常乐故城,即今瓜州县“六工古城”遗址。这里是丝绸之路的交通枢纽,是西域出入口的重要关卡,亦即北魏时期新开伊吾道的起首。唐代玉门关地处疏勒河和榆林河下游洪积冲积扇缘的古绿洲,地貌和水资源等地理环境因素是制约关城选址的基础条件,而政治、军事等人文地理因素则是决定玉门关时空变迁的关键。     

《汉将王陵变》之“绥州茶城村”

《汉将王陵变》四次提到王陵家在“绥州茶城村”。学者初疑绥州为今之陕北绥德县,继依《史记·陈丞相世家》云“王陵者,故沛人。”以为王陵家当在今江苏省;又疑“变文作者或为西北人,故牵西北以代东南”。笔者按：汉之沛县即唐之徐州。唐代敦煌方音“徐”“绥”二字音同。敦煌抄手就音书字,讹写“徐州”为“绥州”。据音韵学原理言,绥、徐二字同属合口,三等,平声;而“徐”属“遇撮”,“绥”属“止摄”,唐宋敦煌方音“止”、“遇”二摄往往混同,读sui。绥、徐二字遂同音致误。校勘家宜勘正“绥州”为“徐州”。又,《魏书》载徐州有“姹城”,《元和郡县图志》及《太平寰宇记》皆载徐州附郭彭城县有“故姹城”,《太平寰宇记》特注“垲,直加切”,音“茶”。敦煌抄手又就音书字将“姹城”讹写为“茶城”。至明代,“姹城”迳改称“茶城”。就史志遗事言,刘向撰《王陵母传》以表彰陵母凛然大义;东汉赵苞母效王陵母以激励赵苞;陆机颂陵母为汉高祖功臣;唐天宝七裁诏于彭城郡置王陵母祠宇,祭陵母。知陵母之影响于后世者大矣!就史志遗迹言,北宋李昭圮记陵母葬于徐州,冢在徐州城南;《明一统志》、《清一统志》、清《江南通志〉亦相继载之。可为《王陵变》“绥州茶城”即徐州茶城作进一步补证。     

南涿水试考

《水经注》记载了两条涿水 ,一条是卷 12《圣水注》所记流经涿县的涿水 ,在今河北涿州市境 ,我们称之为南涿水 ;一条是卷 13《漯水》所记注入漯水的涿水 ,在今河北涿鹿县境 ,我们称之为北涿水。历为涿县、涿郡、范阳郡、范阳国、涿州治所的涿城是因哪条涿水而得名 ,南涿水的源流、流向怎样 ?长期以来聚讼纷纭 ,莫衷一是。本文经过考证 ,认为今涿鹿县南部的东、西灵山古称涿鹿山 ,南北涿水因分别发源于涿鹿山南北麓而得名 ;南涿水包括小西河 (紫石溪水、矾山水 )、紫石口以下至铁锁崖的拒马河 (巨马河、涞水 )干流和北拒马河(桃水 )三段 ;汉代至南北朝时期这条河流已经主称桃水 ,但仍保留有涿水之名 ,应劭“涿水出上谷涿鹿县”和《水经注》中桃水涿水互称即其实例 ;北宋时期的涿水涿河仅指今北拒马河主河道 ,这一名称仍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涿水之名与古涿鹿山 (今东西灵山一线 )某种联系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关于南涿水“源出保安州之涿鹿山”的记载虽然晚出却是富于启发意义并暗合历史事实的观点 ;历为涿县、涿郡、范阳郡、范阳国、涿州治所的涿城是因南涿水而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