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图书馆藏郑氏注韩居抄本《慈湖春秋传》考说

重庆图书馆藏郑氏注韩居抄本《慈湖春秋传》十二卷,实为《永乐大典》辑佚本。其证有三:其一,《注韩居书目》卷一著录此书系"四库馆抄出",《永乐大典书目(残本)》著录"杨简《春秋传》";其二,郑氏注韩居抄本《慈湖春秋传》中僖公、襄公合三十五年经传皆阙,而这是《永乐大典》辑佚本《春秋》经解著述内容上的共同特点;其三,更重要的是,《永乐大典》残卷今存《慈湖春秋传》原文十一条,而此十一条皆在郑氏注韩居抄本中,文辞几乎全同,仅有数字讹脱之异。特别是郑氏注韩居抄本所载双行小注,尤为其从《永乐大典》辑抄的确证。同样是《注韩居书目》卷一著录"四库馆抄出"的敬铉《春秋备忘》,亦当为《永乐大典》辑佚本。     

《春秋谷梁传注疏》例法研究

范宁集解《谷梁传》时商定了三种例法:传例、注例、略例。"传例"是范宁归纳《谷梁传》传释《春秋》的原文,绝大多数保存在注文中;"注例"是范宁归纳《春秋》经文,以作为注解《谷梁传》的指导,处于经文之后;"略例"是范宁根据《春秋》同类纪事经文而总结的例法,被杨士勋散入义疏中。因此,《四库全书总目》认为"传例"被杨士勋"散入注疏中"有二不妥:一是仅指出"传例"一种,而忽视"注例、略例";二是"散入疏中"者不是"传例"而是"略例"。另外,杨士勋在义疏范宁集解时也提出了一系列解释例法的名词和术语。可见,范宁、杨士勋对《春秋谷梁传注疏》的例法总结和研究作了开创性贡献。     

胡安国《春秋传》的理学特征

胡安国《春秋传》有其鲜明的理学特色。他以二程理学作为解经的指导思想,以六经注我之精神,天理人欲二分之笔法,兼取三传,对《春秋》作了全新的诠释。胡安国将在《春秋》中明上下尊卑的礼用别义利之辨的理代替,理被诠释为人与事乃至君臣共同遵循的封建道德法则,以至天理。而理的社会道德表达就是义,并通过正名别类来达到。因此,义理不但是胡安国诠释《春秋》的准则,而且是其发《春秋》微言大义之所在。胡安国《春秋传》的这一特色,使其在《春秋》学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顾炎武与清初《春秋》经学

清初《春秋》经学力求杜绝宋元以来《春秋》经解之中的空虚、穿凿,顾炎武提倡、鼓励广辑传注解经,《左传》因产生年代最古,以及详实的叙事,在众多传注中确立了它的学术优先地位。顾炎武将《左传》杜注带入研究视野,其方法影响及乾嘉汉学,但又明显带有清初经学的特点,而顾炎武对《左传》义理的质疑则承袭了历来学者对《左传》义理的不信任,带有普遍共通性。     

《宋本十一家注孙子》孟氏注为唐注考辨

孙星衍校刻《孙子十家注》时误判孟氏注是《隋书·经籍志》所载的亡佚书目梁“孟氏解诂”。事实上,中唐时期已经没有梁孟氏注《孙子》的流传。《宋本十一家注孙子》的孟氏注,自集注本出现以来,凡见诸著录并明确言及注者时,均言其为唐注,十一家注的辑者亦认定孟氏注为唐注。孟氏注的校语中出现了“人不疑”“人不危”的避讳表述,证明孟氏至少参校过唐代避讳改字后的《孙子兵法》文本。就孟氏注而言,孟氏注16处袭用杜佑《通典·兵典》的内容。十一家注中的唐注普遍存在对曹注的义疏,孟氏注也有两处;同时,孟氏注中还有两处对杜牧注的义疏,显然孟氏注晚于杜牧注。多种证据均指向孟氏注为唐注。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引书勘误及考证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是当代《左传》研究的扛鼎之作,是学者研读《左传》的重要参考。然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其引文亦存在不少疏误,而其中尤以引书之误为多。文章通过对“杨注”引文的仔细研读,发现其引书之误有76例,并将其归纳为六大类:书名误;作者误;引书简称误;混淆同作者著作误;因简称相同而混淆作者之误;其他等。对“杨注”疏误之处进行勘误及考证,有助于更好地发挥“杨注”的价值。     

宋代著名私人藏书目

由于雕版印刷的发展,大量图书得以刊刻流行,故宋代不仅私人藏书大盛,而且还涌现了不少私人藏书目,其中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有三种,即: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尤袤《遂初堂书目》、陈振孙《直斋节录解题》。 (一)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晁公武字子止,《宋史》无传,但《宋史·艺文志》著录了他十一部著作,其中除《读书志》两种外,其它九种是:《易诂训传》十八卷、《尚书诂训传》四十三卷、《毛诗诂训传》二十卷、《中庸大传》一卷、《春秋故训传》三十卷、《稽古后录》三十五卷、《昭德堂稿》六十卷、《嵩高樵唱》四卷、《老子通述》二卷。足见晁公武是个很有学问的人。他在《读书志》自序中说,他是文元公晁迴的后代。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六,绍     

宋高宗与《春秋》学

对于“宋高宗与《春秋》学”这个话题,人们在研究胡安国的《春秋传》时有所涉及,但其只是宋高宗与《春秋》学关系的一个典型事例的讨论,不全面也不系统。高纪春先生也曾指出宋高宗重视《春秋》学是对王安石批判的一种手段,并简单列举了其经筵重《春秋》的情况(高纪春《宋高宗初年的王安石批判与洛学之兴》,载《中州学刊》1996年第1期),扩大了讨论的范围,但由于文章主旨不在此,亦不深入。鉴于此,本文拟分宋高宗重视《春秋》学的表现、宋高宗重视《春秋》学的原因与宋高宗重视《春秋》学的影响三个方面对这一问题作更为全面深入的探讨。一宋高…     

北宋对古代文献注释的变革

(一)刘敞《七经小传》及其出现的意义宋代学者王应麟说:“自汉儒至于庆历间,谈经者守训故而不凿。”(《困学纪闻》卷八《经说》)这期间,尤其是唐人“疏不破注”的作法,更是束缚了人们的头脑,难以在注释古代文献方面有所创新,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仁宗庆历之前,直到刘敞的《七经小传》问世,才打破了这种“多守章句注疏之学”的沉闷局面。(引文见晁公武《郡斋读书志》) 《七经小传》共分上、中、下三卷,上卷包括《尚书》和《毛诗》;中卷包括《周礼》、《仪礼》、《礼记》和《春秋公羊传》;下卷则是《论语》。从形式上看,《七经小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献疑

杨伯峻先生在广泛征引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对《左传》进行了全面的研究与解读,这使《春秋左传注》在《左传》的注释上达到了较高水平,为后人研究、阅读《左传》提供了便利。但全文仍偶有可商、可补之处。学者对于《春秋左传注》的商榷多关注于疑难字词,却忽略了《春秋左传注》在某些常见词的释义上存在的问题。借助于语法知识、古书行文、古人注释等,我们对其中的部分词进行了重新解读。希望有助于《左传》的研究。     

《吴越春秋》版本考

现存《吴越春秋》的所有版本都出自徐天祜（一作祜）于一三○六年所编订的本子。徐氏在书的序言中说:他曾使用过一旧刊本,并对这个旧本“刊正疑讹””,然仍有许多疑难字句,“不敢尽用臆见更定,不得不“姑从其旧”。 徐本共十卷。《吴越春秋》原有十二卷,皇甫遵编订的十卷本,出现在七世纪中叶前,因为它著录在七世纪中叶修成的《隋书·经籍志》里。从那时起至少到十二世纪中叶,后二种版本并行于世。大约在十二世纪中期至十四世纪初,十二卷本就失传了。 很明显,从一世纪末赵晔《吴越春秋》原本的成书,到一三○六年现存本祖本的编订这一时期内,《吴越春秋》的版本肯定发生了很大变化。那么这些变化又在何计呢? 这个书名最早出现在《隋书·经籍志》（成于七世纪中叶）中。《隋书》著录了它的三个版本:一是赵晔撰写的十二卷本,二是皇甫遵编订的十卷本,（这二种版本前已提及）,三是杨方编写的名为《吴越春秋削繁》的五卷本（成于四世初。《崇文总目》成书时（公元1038年）,此三种版本尚存。《总目》以为:皇甫遵合并了原本和杨方的节本,“考定而注之”,逐成为十卷本,其书名为《吴越春秋传》。然而一直依据署名作者赵晔的十卷本从事研究的徐天祜,却认为皇甫本“今人罕见”。（见徐序） 我们应该把早期类     

赵汸《春秋》“策书之例”与“笔削之义”说论析

在《春秋》学史上,元末《春秋》学家赵汸研治《春秋》的最大特点是以义例说经。他考论鲁史与《春秋》之别,明辨史"例"与经"义"之分,提出了系统的以"策书之例"与"笔削之义"为核心的《春秋》书法义例说。其《春秋》义例学说,是在依据《左传》及杜预注、融通三传史法经义说、批判继承诸家义例书法说基础上的发明,不仅体系颇为严密完整,而且在方法论层面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春秋》诠释学系统。赵汸的《春秋》义例学所体现出的会通经史、据传求经,由《左传》到《春秋》、由考证史法而辨析经义的治经理路,以及力纠唐宋以来舍传求经、虚辞说经、附会穿凿之弊端的经学理念,是其《春秋》义例学说的主要价值和贡献。     

《春秋》与西汉政治生活

西汉一代,由于董仲舒大力推演《春秋》之义,与皇权神授说相结合,因而使《春秋经》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最高权威,俨然是一部“圣经”。清人唐晏所著《两汉三国学案》有中肯的概括:“凡朝廷决大疑,大臣有献替,必引《春秋》为断。”(卷八)兹举两个典型例子,说明《春秋》在当时所起的指导政治生活的重大作用。其一,武帝建元六年,高帝陵园和辽东高祖庙先后发生火灾。董仲舒上奏,认为这是上天向朝廷示意要对悖逆不法的诸侯王施加打击。其理论根据是:“《春秋》之道举往以明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对二重证据法的几处误用

自"二重证据法"提出以来,将考古发现运用于《左传》研究已经成为当今学界的趋势所在。杨伯峻的《春秋左传注》是《左传》研究中的重要著作。大量采用运用二重证据法来疏证《左传》是该书的一个特点,但其中间有不当或谬误之处。本文仍从新近考古发现入手,对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5处误用二重证据法的地方进行补正。     

《十六国春秋》考略

《十六国春秋》100卷,附录2卷,北魏崔鸿撰。书创于魏宣武帝至孝明帝年间,为我国首部记载多民族政权的大型私修史著。作者崔鸿晚年在其子子元协助下完成全书,死后子元将书奏上,受到朝野关注,“颇相传阅”,从此流传于世。 书为纪传体,各国为录,凡16录,载人物传记544篇。由于卷帙浩繁,又未经刊刻,历代皆以写本流行。经年既久,传写本与原书在卷数、文字上都有了差异。 《隋书·经籍志》著录为“十六国春秋,一百卷”,原书所附《序例》、《年表》各1卷已不见著录;《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则记载此书为“一百二十卷”,与《魏书》《隋书》记载皆大异。 《晋书》修成,其《载记》部分越来越多地被世人视为十六国史研究的基本资料,崔鸿《十六国春秋》遂渐被冷落,至南宋,完整著录已稀见,卷帙、版本情况益加不明。 明万历三十七年,一种首尾完整的百卷本《十六国春秋》刊行问世,成为明、清二代乃至今日流行最广的版本,书首仍题“北魏崔鸿撰”,实际为浙江嘉兴文人屠乔孙、项琳之等据旧本残卷修补而成。这     

《春秋》三传立主制度发微

关于春秋时期丧祭设立庙主的制度,《春秋》三传各有所论,汉唐以来诸儒多以三传所言为一种统一的制度。但实际上《春秋》三传关于先秦立主制度的论述,各有其义,并不能混为一事。郑玄、孔颖达合三传所论为一,不能代表汉代《春秋》今文学家的本意,亦与春秋礼制的实际不尽相合。而《公羊传》《穀梁传》的立主之说则很可能是战国礼学家构建的整齐之制,一定程度上掺杂了后儒理想化、规范化的认知,其所论述的制度并不一定为先秦礼制的实际。     

关于《春秋左传注》的几个问题

杨伯峻先生的《春秋左传注》（下称杨注）解决了许多争论不休的问题,多所创见,可称为一部博大精深的集大成之作。但金无足赤,个别地方似可再商。现就杨注中关于“柔”、“报”婚的问题略加分疏,向杨先生并海内同好请教。 《左传·桓公十六年》:“初,卫宣公烝于夷姜,生急子,属右公子。” 杨注:“上淫曰烝。宣公为庄公子,桓公弟……夷姜或是庄公妾,为宣公庶母。宣公与夷姜通奸,必在庄公或桓公时,故《传》文以初字别之。宣公既立,乃立夷姜为夫人。故《卫世家》云:‘初,宣公爱夫人夷姜。夷姜生伋子（即急子）,以为太子。’宋人洪迈《容斋五笔》误认宣公与夷姜之通奸在宣公既立之后,因而怀疑此事,不可信。” 按:此为《左传》所载“烝”婚之首次。杨注以“宣公与夷姜通奸”释“卫宣公烝     

《春秋左传注》辨正六则

本文选择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六则,辨正其误。其一、杨注桓公五年传“启蛰而郊”之礼,误将周代“大报本反始”的冬至郊天与孟春祈谷的“启蛰而郊”混为一谈。其二、杨注僖公二十八年传“亡大筛之左旃”,即亡“中军前驱兵车的左旃”,误为“前军之左旃”。其三、杨注僖公二十九年传“公会王子虎、晋狐偃,宋公孙固”一段话否定周代存在诸侯五等爵,未能吸收八十年代王世民先生谓西周青铜器铭文中诸侯存在“公、侯、伯子男”三等的新研究成果,是一缺失。其四、杨注僖公三十年传“越国以鄙远”一句,引用《殷契粹编》八·一号卜辞,将“大方”这一独立方国误为殷自称;又将“亶”字误为“鄙”。其五、杨注文公二年传“跻僖公,逆祀也”,谓“不惟享祀之位次变,昭穆亦变”,此是误信韦昭、贾公彦之说。当以杜注、孔疏“礼,父子异昭穆,兄弟同昭穆”为准。父子异昭穆,是父子有别,兄弟同昭穆,是兄弟有伦。其六、杨注文公五年传“王使荣叔归舍、且賵”之“荣叔”的“叔”字误为“荣氏世称”。其实,此“叔”字为伯、仲、叔、季行次之称。     

春秋经传——先秦史学的中坚

《春秋经》和三传历来在经学史上是重要角色,同时,它们在先秦史学中又是居于中坚地位的、富有活力的家族。孔子据鲁史作《春秋》,从多层意义上讲都是中国史学史上的大事:孔子依据鲁史为材料整理编次,借修史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运用不同文辞表达褒贬观点,于是,《春秋经》就成为后人所能见到的、我国最早一     

孟子论《春秋》

孟子最了解《春秋》。孟子未给《春秋》作过章句训诂,似乎也不曾接触过《春秋》“三传”。孟子书中提及《春秋》的地方并不多,主要的只有两处。但是,这仅有的两处却把《春秋》的几个主要问题讲清楚了。孟子关于《春秋》的观点对后世《春秋》学的发展有极大影响。特别是汉代公羊家,他们的一些关于《春秋》的基本论点,肯定是吸取了孟子的成果。孟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