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虎铜人像与玉琮线刻人像——兼谈三星堆、金沙与良渚文化的关系

长江上游成都平原上的三星堆一金沙遗址,与远在长江下游杭嘉湖平原上的良渚文化,有着某种内在的文化联系。三星堆出土的骑虎铜人像和金沙出土的玉琮及其线刻人像,是这种关系的具体反映,为探讨三星堆文化的来源及文化因素提供了新的重要依据。     

三星堆遗址四号祭祀坑出土铜扭头跪坐人像

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四号祭祀坑出土3件铜扭头跪坐人像,大小、造型一致,似同属一件铜器。K4yw:244人像呈跪坐姿态,身体略向左前方倾斜,头微颔并扭向身体右侧,头发残断,双手呈半"合十"状平举于身体左前方,两膝贴地,双脚前脚掌着地,后脚掌抬起。人像所穿衣物以浮雕形式展现,共有3件,上着外套,下着短裙,短裙上露出另一件服饰的下摆,腰间系带,结袢于腰前。人像身体重心在左肩与双手手掌之间卡槽的位置,表现出强烈的负重感。人像保存状况较好,四肢与身体一体铸造成型,形态逼真,细节丰富,展现出三星堆青铜铸造艺术的高超水平。人像所饰纹饰复杂多样,交错V形纹、羽冠纹、燕尾纹皆为首次发现,羽翅纹也较有特色。羽冠纹与羽翅纹皆代表鸟的形象,可知鸟在三星堆文化中占据突出地位,应与当时的社会文化信仰有关。燕尾纹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同时期的铜器上多见,人像上的燕尾纹对于认识三星堆遗址与周边其他地区的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人像的年代大约在商代晚期,身份地位应较低下,并非神职人员。     

探寻玉人像

人物是中国传统玉石雕刻的经典题材。通过对大溪文化、红山文化、石家河文化、三星堆文化等考古文化出土玉人像的比较,传世商代人面纹黄玉饰的时代可能更早。     

三星堆青铜立人冠式的解读与复原--兼说古蜀人的眼睛崇拜

本对广汉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立人像冠式进行了深入的复原研究,认为可称为“天眼冠”或“天目冠”,立人冠的冠式当有古蜀人太阳崇拜的古风。同时还对古蜀人的眼睛崇拜和商周青铜器上的“饕餮纹”发表了看法。     

三星堆二号坑反映出的宗教观念

三星堆二号坑出土遗物1300件（含残片和残片可识别出的个体）,有青铜器、金器、玉器和石器,还有象牙和海贝等。其中青铜器735件,器型种类最为丰富,有立人像、人头像、兽首冠人像、跪坐人像、人身形牌饰、人面具、兽面具。     

金沙小铜人像明器说

一、金沙小铜人像出土 2001年在成都金沙遗址梅苑发现的一件青铜人像,通高19．6厘米。由于铜人站立在叉形的插座上,实际上高仅仅14．6厘米,只有铅笔那么长。铜人有着与三星堆众多铜人相同的手势,两臂抬至胸前,夸大的手掌圈成溜圆的环,于是成为两处遗址存在着化连续性的证据。这一铜人的服饰,与三星堆铜人也有共同之处。但是三星堆铜人尺寸都比较大,这一铜人却相当小,在功能上定有较大差别。[第一段]     

十三芒头饰铜人像考析

2001年,成都金沙遗址出土一件站立的铜人像,从脚底到头顶高14．6厘米,双脚站立的“Y”形支座高5厘米,总高19．6厘米。此铜人像的最显著特点是头顶戴有十三芒的头饰,双臂平抬曲抱于胸前,两手掌握成环形（见图1）。这个铜人像的身份是什么？他在做什么？这是需要认真研究考析的问题。     

三星堆青铜立人像的身份与握物新考——兼谈圭、璋的辨别与定名

1986年,三星堆遗址二号埋藏坑出土一尊大型青铜立人像（K2②：149,150）,人像高（自足底至冠顶）180厘米,人像下的铜方座高80厘米,通高260．8厘米（见图1A）。对立人像的身份与手中握物,学术界已有种种探索,本文将作出新的考析。     

三星堆青铜立人像文化意识与艺术特征

三星堆大型青铜立人像,是蜀地先民创造的一件举世瞩目的艺术品。本文通过对其主要特殊部位“变异”形式的探析,揭示蜀地当时社会结构下的王权(专制)思想内涵和天人合一的审美意识。 一、青铜立人像特殊部位的思想内涵 青铜立人像,在三星堆出土的五十四个人头像、大小面具二十多具中,是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品。从外形特征上看,很明显,它已失去了原始艺术无人为规(竹车巳)“变异”的自然形     

商代蜀地的青铜与金玉艺术——视觉分析的考量途径

三星堆遗址出土器物功能之研究已累积丰硕成果。其中多数研究或以文献为本、或基于文字思维与逻辑,而以神灵、祖先、氏族、巫或统治者、图腾、动物或自然物崇拜等特定语言卷标,以诠释出土器物中的各种形象,或是从视觉观看角度进行思考的研究则仍属少数。商代蜀地的艺术内涵显示,蜀人真正体验和力图传达的应是图像本身的直观感染力,即该地的“视觉形象”本身在意义传达过程中具有一定的支配性。因此,本文尝试从视觉研究的角度着手,分析三星堆出土之青铜器、金器和玉器一观者视觉间的文化关系。     

从“手”的崇拜谈青铜雕像群表现的“英雄”崇拜──三星堆文明精神世界探索之二

三星堆青铜雕像群,是三星堆文化中艺术水平很高、写实作风最强的一组雕塑珍品。它不仅大大丰富了东方造型艺术宝库,而且生动地展现了古代蜀人的体态面容和服饰装束,成为认识古蜀文明的实物见证。雕像群以其端庄持重的姿态;表达出虔诚神圣的信仰观念,组成一个具有特殊身份的阶层,成为我们探索当时人们的精神世界和社会性质的又一重要依据。一、巨手的造型与对“手”的崇拜这些人像,从大铜人立像、“象首”铜人像,到小人像＼神坛上成组人像,再到玉湾上的祭者群像,大都具备一个突出特征,就是都有一双巨大的“手“。手的塑造不仅大大…     

三星堆与商周青铜人像造型艺术研究

三星堆青铜造像群,展示了中国商周时期雕塑造型艺术的辉煌成就。突破了一般青铜礼器的狭隘艺术理念,更为广阔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多元社会生活情形。从审美角度看,三星堆与商周青铜人像可分为具象、抽象两种形式,既有浓郁的神化色彩,更有趋于写实的风格。以变化多样的表现形式,显示出丰富的化内涵,在美术考古史上谱写了新的篇章。     

三星堆青铜人头像性质与楚史书《梼杌》名源考

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青铜人头像及青铜立人像,其形制是其他地方的考古发掘中所未见的;而它们的性质与作用自出土以来便有种种不同说法.对于铜立人,有的说是大巫师的形象,有的说是王者的形象,也有人说是大巫师兼王者的形象①;但是更多的认为是巫师或祭司之类的神职人员②.     

三星堆青铜雕像与西亚上古雕塑艺术比较

在80年代中国的重大考古发现中,四川省广汉三星堆遗址1986年出土的公元前13-14世纪左右的青铜人像群尤引人瞩目。面对82件青铜人头像、青铜人面具。兽面具、青铜大小人像所产生的艺术效应,人们很容易与西亚上古艺术中那些卓越的雕塑作品产生联想,艺术史家们力图从东方文化圈的内在联系中,寻求二者之间的关系,因为,三星堆青铜文化与美索不达米亚文化、两河文化、唯尼基及安纳托利亚等西亚上古文化中所发现的大批雕刻、雕塑作品在其文化内涵及美术特征上确有共同之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探寻出三星堆青铜文化与西亚上古文明在东方文化…     

金沙遗址出土青铜立人像探析

青铜雕像是古蜀青铜化最富有特色的杰作,也是商周时期古蜀明最令人称奇的璀璨结晶。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雕像群,便充分展示了瑰丽的神韵和丰富的内涵,真实地展现了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东方明形态,成为中外考古史上举世轰动的重要发现。成都金沙遗址也出土有一件青铜立人像,对我们了解金沙遗址的化内涵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星堆纵目与参目头像新考

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青铜立人像1尊,青铜人头像54尊,青铜面具20多件。本主要研究青铜像的头像,重点是头像的眼鼻口耳。为了叙述方便,故将立人像、人头像、面具的脸面部分都称为头像,包括人头像、兽头像或半人半兽的头像。以下将对几种头像的形态、名称、内涵、及宗教意义进行考析。     

羊子山地区考古的几个问题

成都羊子山土台的石璧制作工场遗址的年代早于土台,为西周之初。石璧工艺可追溯至三星堆文化。羊子山172号墓和洪家包西汉墓出土的遗物,说明了汉承秦制及汉承秦文化的相关问题。羊子山1号墓和昭觉寺砖石墓中出土的“双阙”画像图,不能视作墓主身份的象征。“高裸”与“秘戏”画像虽同形,但却异意,不能混淆。     

金沙遗址出土青铜器的初步研究

金沙遗址出土青铜器1200余件,初步观察,金沙铜器的铸造工艺技术沿袭三星堆时期的传统技法;在装饰技法上主要有墨绘、穿孔、立体装饰、铸纹、镶嵌等。从金沙青铜器材质分析,其青铜矿产地具多源性。从金沙青铜器的文化内涵来看,其与三星堆文化之间有不可分割的延续性。     

色彩在人像摄影中的作用分析

经济与社会稳定发展之下,人像摄影已经受到人们的重视,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大众展现自我的主要方式,而人像摄影已经成为现代中的关键性产业。作为能够更好的展现出人的风貌、形象的方式,人像摄影的表达更加的细腻和准确,而色彩就是人们在表达画面特征的重要因素和方法。本文重要分析色彩应用到人像摄影中的作用,了解色彩对于表现风貌和形象的重要作用,同时也能够充分的了解色彩在人像摄影中所能够产生的积极作用。     

越南北部牙璋研究

通过对越南北部出土的8件牙璋的分析,将其时代定为距今3600~3500年左右。越南北部牙璋是四川盆地与红河平原早期文化相互交流的结果,是冯原文化对三星堆文化牙璋的仿制品,冯原文化精英阶层将其作为彰显身份和地位的威信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