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张议潮时期归义军与唐中央政府之关系

大中五年二月,首班沙州使团到达长安,悟真出任使团首领,高进达只是使团普通成员。由于宣宗对河陇失地的经营并不热心,归义军与唐朝在大中年间保持了较为融洽的关系。随着宣宗、懿宗的替代及凉州等河陇重镇的收复,唐朝开始通过在河陇地区析置节度、分割归义军辖区等方式,持续削弱归义军的势力,所以两者的关系在咸通年间呈现出恶化趋势。张议潮于咸通八年入朝与其兄长张议潭病逝在长安之间并没有直接联系,而应是咸通年间唐朝经营河陇策略持续实施的结果。     

从《励忠节钞》看归义军政权道德秩序的重建

本文主要以敦煌写本类书《励忠节钞》为中心,对归义军政权道德秩序的重建进行初步的个案考察。通过研究表明,由于归义军政权在重建过程中以“三教并兴”为基础,以“忠孝节义”为号召,重建儒家传统的道德伦理秩序,这为《励忠节钞》的保存和广泛流传提供了空间。反过来,《励忠节钞》这类道德伦理教育读本在敦煌地区道俗和释众间广为传布,成功实现了以“忠节”思想为主导的道德伦理教育,从而使敦煌宗教界与世俗政权紧密结合起来,为建立完美的儒家传统社会的道德秩序而共同努力。     

张氏曹氏归义军政权的胡汉联姻

张议潮父张谦逸娶敦煌粟特人安氏建立了与粟特人的联盟 ,张议潮依靠这种联盟推翻吐蕃在敦煌的统治 ,建立了归义军政权 ,张议潮与粟特人安景出任节度使和副使。归义军政权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联合政权 ,粟特人在归义军时期起了决定性作用的少数民族。归义军节度使都非常注意胡汉联姻 ,通过这种联姻关系团结了敦煌地区的各族居民 ,在收复敦煌及河西地区的战争中以及巩固归义军政权的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晚唐五代归义军政权与佛教教团关系研究

晚唐五代敦煌地区佛教兴盛,佛教教团与归义军政权关系密切。张议潮收复河西及建立归义军政权得到佛教教团的巨大帮助,僧使来往于长安敦煌之间,作为幕僚参与归义军政权决策活动,地位崇高,政教间互相依赖、利用,佛教得到政府的支持而呈现空前兴盛。归义军后期佛教教团地位下滑,政权制约、干涉佛教教团事务,高僧成为官府释吏,政府法令渗透到佛教教团的清规戒律之中。     

梁唐之际敦煌地方政权与中央关系研究——以归义军入贡活动为中心

本文主要根据P.3518v、P.2945、P.3931等敦煌文书,结合五代后梁后唐时期的中原形势,探讨了梁唐之际敦煌地区史的若干问题,论证了如下观点:张承奉曾派遣张保山于开平二至三年朝贡后梁,但其了解到的后梁政权局促乏力的真实情况却促成了敦煌西汉金山国的成立,金山国当成立于909年秋季;曹氏归义军始终未能成功朝梁,后唐建朝之际李存勖对地方势力的招引不遗余力,而后唐招诱使臣亲至沙州和灵武节度使的"保荐"终于促成了曹氏归义军的成功入贡。     

符瑞与地方政权的合法性构建：归义军时期敦煌瑞应考

本文对归义军史上的符瑞进行了考辨,揭示了敦煌这样一个深受佛教影响的蕃汉杂糅的社会,在利用符瑞塑造权力正统、强化内部政治结构、凝聚族韦认同的过程中,原属汉文化政治话语系统的符瑞如何被改造,佛教思想与符瑞观念如何融合,符瑞的制造策略、仪节和传播如何操作,主帅、官僚、文士、教团、民象如何达成共谋与合作,文武、僧俗、胡汉集团如何结成稳定的统治机制,试图拓展地方政权政治格局与权力运作机制的研究,增进对於晚唐五代基本性格的理解。     

客司与归义军的外交活动

客司是归义军节度使府中诸司机构之一 ,负责归义军与周边政权之间的外事交往活动。本文利用敦煌出土文书 ,结合唐末宋初归义军所处的周边环境 ,对客司机构作了初步的考证 ,探讨了客司的外交职能及其有关外交活动。得出客司的长官为都客将 ,一般由节度押衙兼任 ,下属有知客将多员。金山国时客司一度改称为鸿胪寺 ,但为时不长     

P.2992v书状与清泰元年及长兴元年归义军政权的朝贡活动

本文在前贤对P.2992v所做研究的基础上,重新校录整理了该卷抄存的三通书状,认为前两状内容均与发生于清泰元年的梁幸德事件有直接关系,第三状则与之间接有关,故三状是归义军政权于事后为调查梁幸德事件而集抄.作者就此探究了与三状有关的归义军政权的两次朝贡活动的具体情况及归义军朝贡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     

归义军时期敦煌寺院的吊孝活动

敦煌寺院会计文书不但记载了寺院所进行的吊孝活动,而且还保存了有关世俗人员的吊孝行为。本文主要利用这些文书的记载,并结合书仪等对吊孝礼仪的相关记载,对归义军时期敦煌寺院所进行的吊孝活动做了初步探讨,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当时敦煌社会中吊孝礼俗的实况。     

归义军时期敦煌佛教教团的道德观念初探

本文主要以敦煌文献为中心,结合归义军时期的历史现状,对归义军时期敦煌佛教教团的道德观念进行了初步的考察。通过研究我们发现,随着儒、释、道三教的日渐合一,佛教与儒学传统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日益趋同,世俗的君臣关系、忠孝之儒家道德观念,成了佛教知识及其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归义军时期敦煌佛教教团所遵守的基本准则。     

斯1164“归义军初期开经文”辨

敦煌斯1164号文书正面、背面都有文字,本文通过考察文书内容和其物质形态包括英藏敦煌文献标号、盖章惯例等,确认现收录此文书的诸种文献都将正、背两面次序弄颠倒了;同时探讨了文书的性质、名称等。     

唐宋之际归义军户状文书演变的历史考察

刘进宝《唐宋之际归义军经济史研究》立足于敦煌吐鲁悉文书,对归义军时期的社会经济作了整体的勾画。其中"户状"文书值得进一步研究。它跨越唐五代宋初,揭示了唐代民户申报文书由手实到户状、由唐代户籍到宋代地籍的发展轨迹和演变线索,反映了唐代籍帐制度演变的最终归宿,提供了与中原地区簿籍制度对比研究的样本,是类似于或曰接近于宋代"五等丁产簿"和"户产簿"的簿籍文书,堪称敦煌版的"五等丁产簿"和"户产簿"。     

归义军时期敦煌净土寺与都司及诸寺的经济交往

归义军时期敦煌佛教教团是个整体,净土寺与都司及诸寺的经济往来频繁,但在形式上除借贷关系以外,多限于在经济上对佛教教团承担的义务及各寺间礼仪性的经济往来,而纯粹的商品买卖交往并不多见。     

归义军首任河西都僧统吴洪辩生平事迹述评

学界迄今无专文对敦煌高僧吴洪辩的生平事迹进行探讨。本文充分运用敦煌文献、石窟资料以及传世文献对吴洪辩的家世渊源及其主要活动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考察,认为他是晚唐时期河西地区一位政客化的佛教领袖,为河西佛教尤其为归义军政权的建立与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本文对吴洪辩生平事迹的述评,弥补了历代僧传对洪辩事迹缺载之不足。     

归义军朝贡使张保山生平考察与相关历史问题

本文在认真分析P.3518v《张保山邈真赞》等敦煌文书的基础上,理清了张保山自张氏至曹氏归义军时期的任官经历和主要事迹,认为他作为归义军的重要军事将领与朝贡使节,在张氏后期与曹议金时代逐渐走入归义军核心层,参与了军事、外交方面的重大决策。本文考证认为,张保山得授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的那次朝贡发生于后梁开平二年(公元908年),此后的909年金山国成立。本文还对张保山作为同光四年朝贡使团的正使,却并未参加清泰元年梁幸德遇害那次的入贡做了辨析。另外,本文亦考出学界一直存疑的P.4640v《归义军军资库司布纸破用历》布历部分的年代只能为901年。     

归义军地方王权意识在洞窟中的体现

大中五年(851)唐始设归义军节度使,陷蕃六十余年的敦煌名义上重新归属于唐王朝,但自始至终,归义军都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归义军时期,洞窟营建过程中所受的政治影响极大,供养人地位上升的迹象十分明显。曹氏时期,洞窟中突然大规模出现的龙凤藻井和《龙王礼佛图》正是王权意识在洞窟中的外化。此时期,“新样”文殊信仰在敦煌盛行并影响到了洞窟的营建,这与佛王思想、正统观念密切相关,其实质仍是归义军王权意识影响下的产物。     

宗族村落中姻亲关系的建立、维护与重组——以鲁东小姚格庄为个案

一、前言 非洲的世系理论（lineage theory）甫一出现,立即被汉学人类学家应用在中国亲属制度的研究上。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首先把对中国宗族制度的研究发展成了宗族范式,并构造出从宗族组织认识中国社会的理论模式。弗氏的这一范式为后来的学者们提供了基本模式和出发点,后来学者不断追随他的研究,     

“精细而能见其大”——读《唐宋之际归义军经济史研究》

刘进宝先生《唐宋之际归义军经济史研究》作为“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第二批书十本之一,于200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迄今为止敦煌学界研究归义军经济史的最重要着作。     

敦煌归义军节度使承袭制度研究(上)——张氏归义军节度使的承袭引发的有关问题

归义军首任节度使张议潮,在中原王朝的压力下入朝归阙,长期滞留长安。张议潮与张淮深之间的归义军节度使权力承袭并没有进行,只是暂时的委托,最后在张淮深不断入朝请求赐予旌节之后,为唐王朝所承认。张淮深时期,归义军内部分裂。张淮深与张淮鼎之间的承袭是通过政变。张淮鼎病死后,其子张承奉幼小,归义军大权被时任归义军使持节瓜州诸军事瓜州刺史索勋夺取。索勋利用托孤和姻亲关系,得到唐朝政府的承认,出任节度使。张议潮女儿带领李氏家族成员发动政变,推翻索勋统治,扶持张承奉为傀儡,而李氏家族执掌实权。张承奉出任节度使不久发动兵变清除李氏家族势力,将归义军节度使权力控制在自己手中。中原王朝的任命是归义军节度使承袭的主导因素,唐廷以此限制归义军节度使的权力,并且造成归义军政权的内部矛盾。同时中原王朝往往只是对既成事实的承认,所以张氏归义军节度使后期的节度使承袭只能通过暴力手段进行。     

归义军设立前夕敦煌和长安僧界的一次文学交往——悟真和长安两街高僧酬答诗略论

归义军张氏初期敦煌僧界与长安僧界的多次交往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大中五年(851)五月间悟真及其所率敦煌僧界使团的京城之行.到达后,在“诏人丹墀,面奉龙颜”并受敕封外,还被“诏许巡礼左右街诸寺”,因得与京城朝官及诸大德相过从并互有诗歌酬答.这次诗歌酬答既是归义军设立前夕两地僧界唯一的一次文学交往,也是整个归义军张氏时期两地间的第一次文学交往,在敦煌文学史上颇具史料意义和文学意义.其所留下的作品既是敦煌文学千年史中一批史籍无载的重要文学资料,表达了敦煌人的心声,又最早奏响了整个归义军时期敦煌文学的主旋律,为之后长时期敦煌文学主旋律作品的大量出现开了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