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北窑西周墓地性质初探

洛阳北窑西周墓地,埋葬人员庞杂,随葬大量毁坏的兵器和车马器、随葬器物分层埋葬和无嫁女的媵器等特征,不仅与其它地区西周贵族墓地有明显不同,而且与西周时期实行的族葬墓制度也不合,结合《周礼》关于西周墓葬制度的相关记载,联系到这里曾是“成周八师”的驻防地,我们认为这处墓地是“成周八师”阵亡将士的“陵园”。     

中国古代的车马坑陪葬

车马坑是古代墓葬的一种陪葬坑,依据坑内埋葬内容不同,又可以区分为车葬坑、马葬坑和车马合葬坑三种类型,本文讨论的车马坑主要是指车马合葬坑。车马坑随葬的丧葬习俗,始自商代晚期,历经西周、春秋、战国、秦,直到西汉初期许多诸侯王墓仍然设置车马坑。用车马坑随葬是等级制度的具体体现,车马坑见证了中国古代礼制的发展演变过程,     

1996年扶风黄堆老堡子西周墓清理简报

1996年周原博物馆继续对黄堆村老堡子西面大壕沟的西周墓进行抢救性发掘。共清理出墓碑8座、大型车马坑2座。其中1座车马坑(96FHK38)位于土壕中部,是周原地区迄今发掘的最大、埋葬车马最多的一座车马坑。此次发掘出土有铜礼器和车马器、陶器、玉石器及咕蚌器等。这些墓葬的时代上限在穆王时期,下限在西周中晚期。     

车马心结与礼制安排：海昏侯刘贺墓出土车马及器物问题探微

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车马及器物不仅是礼制的重要载体,也是墓主的心结所在。由于身份的尴尬及低调避祸的需要,这些器物未必都能加以实际使用,由此呈现出私人性的特点。而当它们以拆车葬的形式随葬于地下之时,则不仅是对于生器的功能消解,也在绝望的心境中,埋葬了再次车马之盛的诸侯王之梦。随葬车马坑出现统一的“驷马安车”车制,展现了出行时的状况,也是当时政治态势下的一种避祸选择。墓室中的车马器以明器模式出现,则与车马坑中的器物有着不同的功能性质。     

陕西西安长安区大原村西周墓发掘简报

大原村地处西周丰镐遗址腹地,东北与丰镐遗址车马坑相距约1.6千米。2008年4月,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对大原村东侧长安十二中发现的4座西周墓进行了发掘清理。墓葬保存完整,出土有铜器、陶器及少量玉石器等。本次发掘为丰镐遗址布局及西周晚期丧葬制度的研究提供了实物资料。     

试析徐州地区汉代墓葬的车马陪葬

徐州地区汉代墓葬的车马陪葬是其埋葬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着不同的置放方式和表现形式,二者的不同表现出时代特征的不同及墓主身份的差异。徐州汉代墓葬的车马陪葬是男性墓主的特权,女性墓主不能拥有,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墓主升仙的需要。另外,画像石中的车、马及车马出行图等画像并不可能是车马陪葬的代替品。     

试论两汉随葬车马明器

车马明器随葬在商周时期即已有较多出现,是真实车马埋葬的一种表现形式,随着车马埋葬制度与丧葬观念的变化而有所发展。两汉时期,根据墓主人等级的不同,车马明器在组合形式、数量、规模等方面不尽相同。受当时社会政治、丧葬思想、价值观念等多方面的影响,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论春秋楚墓随葬车马制度的特点

作为东周墓葬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春秋时期随葬车马制度既反映了该时期贵族的出行方式,更揭示了其身份等级与财富地位。春秋时期楚墓随葬车马坑所表现出的与莒、嬴秦及商文化的相似性实际上是暗示出了其所包含的东方文化因素。     

丰镐遗址西周时期盗墓现象的考古学观察——以2012年新旺墓葬M1和M2为例

201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队在丰京遗址内新旺村西南发掘了两座西周时期被盗的西周墓葬M1和M2。本文以这两座墓葬为例,结合丰镐遗址其他西周时期墓葬的盗墓现象进行考古学观察,对盗洞的年代、盗墓方式和原因等方面进行分析,认为在丰镐遗址内西周中期至西周晚期都存在盗墓现象;为了减小挖掘难度,盗洞多选择在紧邻墓外和墓室边角的位置;盗掘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获得墓葬中珍贵的随葬品。     

河北高庄汉墓出土实用车马复原研究

1991年11月至1994年5月,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单位对鹿泉市高庄汉墓进行了发掘,在该墓西南回廊西段西侧发现大型车马坑,随葬有3辆实用车马。本文作者参加了发掘和资料整理工作,依据发掘现场情况并结合前人有关车马的研究成果,对所发现的三辆实用车马进行了尝试性复原研究。通过复原研究,对车的形制、用途和墓主人身份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西周墓葬的陶簋与殷遗民——以琉璃河墓葬为主

北京琉璃河遗址西周时期随葬陶簋的墓葬绝大多数有腰坑、殉人或殉牲,族属应即殷遗民。在考察了全国其他地区同类墓葬之后,也可得出同样的结论。商人和周人两大族群集团在是否随葬陶簋上判然有别,随葬陶簋与否可以作为判断西周时期墓葬族属的一条重要标准,凡是随葬陶簋的墓葬其族属即为殷遗民。此外,由琉璃河西周墓葬随葬的陶簋可以得到启示:在分析墓葬的文化因素来源时,陶器组合也应作为一个方面加以考察。     

车马坑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正>车马坑是古代常见的埋葬现象,依据坑内埋葬内容不同,又可以区分为车葬坑、马葬坑和车马合葬坑三种类型[1]。车马坑埋葬现象,始自商代晚期,历经西周、春秋、战国、秦,直到西汉初期许多诸侯王     

凤翔西关新区西周墓葬考古发掘简报

古代的凤翔曾是周公采邑,此次在这里发掘出的10座西周墓葬,其年代约为西周晚期,这是继凤翔南指挥西村、孙家南头周墓之后在该区域又发掘出的一批西周时期的重要文化遗存,它为进一步研究该地区周人墓葬分布、埋葬习俗、以及先周至西周的文化源流,尤其对于探索周秦文化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曾侯墓的葬车及相关问题

本文梳理已知曾侯墓葬中的车马殉葬与随葬情况,探讨了两周时期曾侯车马葬仪变迁过程及其与同时期诸侯的异同。综合殉车、殉马及随葬车马器种类、对应的车马数量与埋藏方式,随葬车马器摆放位置等方面信息可知,曾国车马葬仪由基本遵循周文化车马葬仪,逐步走向偏受楚文化影响。这一过程可视作周系车马葬仪在南方地区的传播到逐步崩坏过程的缩影。田野材料说明,墓室殉车始终不为曾侯墓葬仪所重,殉马及随葬车马器的多少时代差别大,与曾国的国力、政治地位以及南方地区的交通条件有密切关系,而并非严守某种制度。曾侯夫人的车马葬仪较曾侯低出许多,但较楚国女性贵族为高。     

丰镐地区西周墓葬分期研究

目次一典型陶器的型式划分二各类陶器的器形演变特点三层位学依据四墓葬分期五陶器特征的历时性考察六各期年代的推定七结语丰镐地区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已经发掘了一千余座西周墓葬。以往学者对丰镐地区的西周墓葬进行了一系列分期研究〔1〕,但是这些分期意见均是从局部资料入手,对于墓葬中出土的陶罐、陶瓿的演变规律并没有深入分析,对鬲、簋、豆、盂的变化趋势研究也比较粗略,细部变化特点还未深究,各个器类的型式划分缺乏统一全面的分析,因而丰镐地区目前尚未有一     

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M6096发掘简报

大河口墓地位于山西省翼城县,是西周时期的霸国墓地。2007年9月至2016年12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对墓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发掘西周墓葬2200余座。其中M6096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底四周有熟土二层台,葬具为一棺一椁。墓主为男性,仰身直肢葬。随葬器物60余件(套),种类有铜器、陶器、玉器、石器、骨角器等。其中铜器包括礼器、兵器、车马器等,铜礼器鼎、盆铸有铭文。根据墓葬形制、出土器物及铜器铭文判断,M6096的年代为西周晚期,墓主身份属于霸国低级贵族。铜盆铭文记载了周王朝对南淮夷的征伐战争,对于研究西周晚期的政治、军事具有重要价值。     

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墓及附葬车马坑发掘简报

2015~2016年,秦文化与西戎文化联合考古队对大堡子山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发掘墓葬4座(M30~M33)和车马坑1座(K32)。墓葬与车马坑形制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除M33为南北向外,其余均为东西向。M31、M32随葬器物较为丰富,有铜器、陶器、玉石器等,其中M32随葬有鼎、簋、壶等铜礼器。车马坑内放置两车四马,出土器物主要为铜车马器和兵器。根据墓葬形制、葬式、出土器物及车马坑与墓葬位置关系判断,M31、M32、K32为两周之际秦公嬴姓宗族墓葬及附葬车马坑。     

淅川玉山岭战国墓与车马坑的发掘

为配合南水北调工程的进行,2010年12月至2011年4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淅川玉山岭一座大型墓葬及附属车马坑进行了发掘。墓室被盗,随葬品多数被盗走,但青铜器多被追回。车马坑保存完好,随葬车3辆、马8匹。从所出器物类别、形制和墓葬的规模看,墓主应是楚国下大夫一级的贵族。墓葬和车马坑的年代应为战国早期偏晚。该墓的发掘为研究战国时期楚国贵族墓葬制度提供了新资料。     

试论邳州梁王城遗址发现的西周墓葬——兼论铜山丘湾社祀遗迹的年代

本文将邳州梁王城遗址发现的西周墓葬分为三期,年代分别相当于西周早期、西周中期及西周晚期早段,初步建立苏鲁豫皖交界地带西周时期墓葬的分期年代标尺。西周墓葬随葬陶器群具有浓厚的殷墟文化遗风,并首次发现商系文化的男女合葬墓。根据全新材料及全新认识,铜山丘湾社祀遗迹的年代应属西周,该遗迹年代的改定,对于深入认识西周"殷社"的考古学面貌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洛阳北窑西周墓发掘记

洛阳北窑西周墓是我国西周时期洛邑成周城的周人贵族墓葬,它位于洛阳市老城北北窑村湟河西岸的庞家沟。1963年以来,先后在这里钻挥发现西周墓葬480余座,其中考古发掘了348座,车马坑7座,出土了青铜器、陶瓷器和玉石骨蚌器9500多件。由我和贺官保、陈长安等编写的《洛阳北窑西周墓》考古发掘报告,经过了三十多年的周折,最后在国庆五十周年大庆前夕,1999年4月才得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