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渠县城坝遗址2019年度考古发掘

城坝遗址位于渠县土溪镇城坝村,面积567万平方米。2014-2018年,为进一步探索川东地区的巴文化,了解巴文化融入汉文化过程及秦汉帝国对西南地区的开发与管理情况。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渠县历史博物馆,对城坝遗址进行了连续5年的系统性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     

四川渠县城坝遗址2016年度墓葬发掘简报

为深入探索川东地区晚期巴文化的具体情况,进一步理解秦汉王朝对西南地区的开发与治理,2016年8月至2017年1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达州博物馆、渠县历史博物馆对四川省渠县城坝遗址进行了第三次连续性考古发掘。本次考古主要对遗址西部的汉代墓葬区进行发掘,共清理中小型土坑竖穴墓17座,出土铜、铁、陶、漆木竹器等随葬品约240件,为研究城坝遗址年代序列、文化内涵,以及晚期巴文化融入汉文化的过程等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宕渠与賨城——渠县城坝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2014年至2017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城坝遗址进行系统性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推动了两汉宕渠城的研究。宕渠城是秦灭巴蜀以后在川东地区设置的县城之一,上属巴郡,两汉时期,成为川东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魏晋时期突然湮灭。历史文献中关于賨城的记载较多,且地域不同,从文献和考古资料来看,战国晚期至西汉初的賨城与两汉的宕渠城应在一起,且均处于现在的城坝遗址。     

浅谈考古遗址公园文化展示

中国有着数目众多的考古遗址类文物,体现着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发展脉络。目前,考古遗址保护已经成为文物保护领域的重头戏,各地掀起了建设考古遗址公园的热潮。遗址展示已经成为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重要手段,而文化展示在这方面发挥的作用依然有限。利用考古遗址公园平台进行优秀传统文化展示,对于考古遗址公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考古与遗址公园——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中的两个定位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近年来我国大遗址保护的一种创新模武.在建设过程中,我们既要正确理解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定位,处理好"考古遗址"与"公园"之间的关系,确保考古遗址公园的特质属性和发展走向,也要全面准确把握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中考古工作的定位.这种正确的定位有利于考古遗址的科学保护、深入研究及有效展示,同时也有助于推动中国现代...     

关于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一些意见——在“2009大遗址保护·良渚论坛”上的发言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提出及相关法规文件的颁布是实践大遗址保护的新形式,为城市建设和大遗址保护找到了一个结合点,为城市的文化建设找到了新内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要有长期性、探索性的战略思路,要以保护为前提,以持续的、与时俱进的考古工作及不断进步的文物保护技术为支撑,并制订一定阶段的遗址保护规划和建设蓝图。要准确定性、定位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并筹建遗址博物馆,立足文物的文化建设,探寻考古学文化的文化特质和考古学文化的文化演进规律。     

大遗址保护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

建设考古遗址公园,是新时期大遗址保护新模式,是建设和谐社会和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的重要举措。建设考古遗址公园的根本目的是保护遗址、服务考古。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必须科学规划,严肃论证,循序渐进,稳妥扎实。考古学家应积极支持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文物管理部门应对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热情支持,善加引导,健全规章,严格管理。     

大遗址保护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初探——以大明宫遗址保护为例

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是中国特色的文化遗产保护模式,是大遗址保护实践和国内外文化遗产保护理论结合的有益探索,也是目前最具现实意义和操作性的一种大型遗址保护途径。大明宫遗址公园是我国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之一,其建设以科学规划为基础,以考古发掘资料为支撑,对大明宫范围内的多处遗址进行了较科学、完整的保护展示,并因地制宜制定了绿化方案。目前大明宫遗址的保护已逐步走向成熟,其组织规划及运营管理等方面的经验为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考古遗址公园视域下大遗址价值评估方法研究——兼论统万城遗址价值评估

大遗址是特殊的文化遗产类型，价值评估是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的基础。当前，大遗址价值评估主要采用主观定性的方法，考古遗址公园是大遗址保护利用的创新形式，必将在城乡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在此背景下，重新认知大遗址价值维度，并探索大遗址价值评估的新方法，有助于准确识别遗产价值载体，推进考古遗址公园规划及建设。考古遗址公园视域下的大遗址价值评估体系可从“基本价值—直接应用价值—区域整合价值”三个层面构建。以统万城遗址为例，采用层次分析法对遗址价值进行定性和定量化的评估研究，是实现遗址综合价值效益最大化的重要途径。     

笔谈：考古遗址公园模式下的大遗址保护管理与活化利用

大遗址保护是从“十一五”以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点。大遗址的发现、遗产价值内涵和构成、遗产保存状况等,都依赖于考古工作的揭示和认知;另一方面,大遗址保护工作的实践又推动了考古工作的理念和实践发生变化。当前我国大遗址保护面临的主要问题体现在：各级政府没有真正依法将大遗址保护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大遗址保护和土地资源配置存在很大的矛盾;保护管理体制不顺;保护涉及的各行业部门之间协调性差;以及大遗址保护缺乏国家专项政策的支持,等等。在大遗址保护利用从文物领域的行业性工作走向全民共享的过程中,如何既坚守“专业性”,又延展“公共性”,不仅是推动其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也是进一步激发和延续生命力的重要方面。大遗址保护利用涉及到的“决策权”与“参与权”之争,主要出现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专家学者—行政官员”“决策群体—社会公众”等几个不同层面,其各自不同的诉求对大遗址保护利用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做好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应明确大遗址保护利用涉及的人口、土地、拆迁、环境、产业结构调整等相关政策;拓宽大遗址保护利用资金渠道;完善提升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平台。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具有国家性和公共性、整体性...     

携手共创大遗址 保护的美好明天

11月19日,国家文物局在四川成都召开大道址保护工作会议,举行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授牌仪式。以2009年底颁行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管理办法（试行）》为基础,国家文物局开始逐步构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管理体系,并于2010年组织开展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评定工作,共有19个省（区、市）、74个项目申请参加了首次评定。     

秦咸阳城遗址的保护和利用刍议

鉴于秦咸阳城遗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特殊的区位条件,本文建议在考古研究和现场监测的基础上,通过搬迁、限制耕作扰土深度、遗址断面培土防固等措施对遗址进行保护,并开展多手段,多方式的展示,从而使秦咸阳城遗址建成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并依托公园,创建咸阳博物院和各具特色的相关文化产业聚集区,构建文化产业体系。     

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当选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正>日前,国家文物局在成都举行2010年度大遗址保护会议暨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授牌仪式,包括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在内的12家考古遗址公园获得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称号     

论明祖陵遗址的保护利用

明祖陵遗址的保护利用,是在野外勘察与考古勘探的基础上进行的。在制定好保护利用总体规划的前提下,以遗址公园的形式,逐步实施保护方案,以达到保护与利用的有机结合。其中的关键问题是保护与利用“度”的掌握。     

基于考古遗址公园的城市文化生态系统研究——以西安市为例

考古遗址公园是大遗址保护与利用的主要形式,不仅具有文化传承的作用,也具有生态、经济方面的功能,已于城市发展密不可分。鉴于分区规划对大遗址的影响,结合考古遗址公园蓬勃发展的现状,本文提出利用西安市域内的5大遗址公园和浐灞生态园构筑围绕西安核心区域的"文化-生态廊道"的规划理念,希冀能够在西安地区形成一条由西向东脉络鲜明的中华民族文化地标线。     

考古遗址公园保护研究

历史遗址是证明古人存在的最直接的证据,我们通过历史遗址的研究能直观的了解历史,了解古人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换个角度来讲,考古遗址作为我国物质文明的载体,对传播民族文化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所以考古遗址公园的保护工作就显得非常重要。     

中国大遗址 坚持前行和再回首

从“十一五”到“十二五”开局,中国的大遗址保护以星火燎原之势,初步形成以150处大遗址为支撑的全国性格局。过去三年,从2008年的西安到2009年的良渚、洛阳,再到2011年的荆州,历届大遗址论坛的主题形成了中国大遗址保护管理理念清晰的轨迹：从尝试性的大遗址示范园区到探索大遗址保护新模式、提出考古遗址公园概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管理办法》出台、公布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随着大明宫、秦始皇陵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陆续开园,荆州论坛重提“政府主导”、“科学保护”,不无深意。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说,大遗址保护必须坚持科学保护的理念不动摇,坚持全民共建的思路不动摇。     

新时代查海文化遗址群保护与利用创新研究——从《华山玫瑰燕山龙 彩陶与玉器的对话》谈起

查海遗址是红山文化的源头之一,郭大顺先生曾把查海文化归纳为“龙、玉、轴、神”四大发现,认为查海文化是红山文化的根系,开启查海时代。以查海遗址为中心构成一个查海文化遗址群,基于大遗址保护策略,对其进行整体保护利用,建设考古遗址公园,是为新时代阜新地区文物保护工作的发展方向。     

传播学视阈中的考古遗址公园展示策略研究

随着近年来大遗址保护和展示工作的持续开展,考古遗址公园这一表现形式逐渐引领着考古遗址走出学术界的象牙塔,成为普通公众共享的空间和场所。如何在保护遗址的同时,对遗址历史信息进行正确的理解与展示,真正实现遗址公园的普及性和公众性,使之成为一个地区或城市的亮点,是现阶段遗址公园建设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从传播学视阈出发,通过对考古遗址公园展示策略的分析研究,探索在多元诉求下如何增强遗址的可读性和观赏性,以实现弘扬传承考古遗址价值的新思路。     

考古遗址的活态展示与公众参与——以德国杜佩遗址公园的展示和运营为例

德国杜佩考古遗址公园的展示与运营独具特色,公众参与了展示和运营的全过程,对中国的考古遗址公园保护和展示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中国对考古遗址进行展示方面,已经形成了不少适合中国国情的经验,但在公众参与、展示方式、更深入的教育内容等方面还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考古遗址的活态展示和公众全面参与,应当成为未来中国考古遗址公园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