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官员分司制度

宋代官员分司主要有自请、责降、叙复和优待四种方式,神宗以前,自请和优待者居多,神宗以后则以责降为主。分司官有一定任期,但职事简单,并逐步虚化,直至全无,由此也导致了分司官之分司地与居住地由完全一致向完全分离转化。官员分司之初官职一般会发生变动,或升或降取决于分司方式。分司官可享有升转官资、荫补亲属为官等政治特权以及以俸禄为主的经济待遇,但分司官之间、分司官与现任官之间都存在一定差别,并因时而变。宋代官员分司制度既承袭了前代的做法,也有自己的创新,形成了比较完备的体系,但对宋代以后的作用并不明显。     

清代前期文官选任制度之演变

关于清代文官选任制度,目前学界大都根据光绪朝《大清会典》所载清后期的情况作静态的概述,鲜有对制度在前期的演变过程作动态的考察。按照选任方式的不同,清代文官可分为两大群体:中央京堂以上、地方布按以上高级官员和京官司员以下、外官道府以下中下级官员,二者在选任制度上的变化明显不同。高级官员选任制度的变化主要表现在由会推和论俸推升制度改为开列具题,结合特简授官,皇帝牢牢控制这部分官员的选任。中下级官员选任制度的演变,集中体现在从月选中分出以题缺为主要内容的留选制度,使中下级官员中的要缺,转由各部院长官和地方督抚于属员中拣选有才能者就近补授,具有一定的行政合理性。这两方面的改变都分割了吏部的选官权力,并对清代政治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五代选官制度研究

五代选官制度虽然上承唐朝后期的制度 ,但由于其处于分裂割据、社会动荡的历史时期 ,因而又形成了许多不同于唐制的特点 ,在五品以上官员的选授、考限与选限、六品以下官员的铨选、辟署、试摄官和举荐官、官阙问题以及流内铨、门荫制度等方面 ,都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这些新变化构成了唐宋之际选官制度的基本内容 ,并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宋代选官制度的基础 ,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     

从中央与地方关系互动看宋代基层社会演变

宋代建立后,为加强中央集权,由中央直接委派官员出任地方亲民官,并设置巡检、土兵、县尉、弓手等基层武力,将有财力的百姓纳入吏职,使县成为宋廷深入基层社会的基点。徽宗时期,宋廷无力维护地方治安,使地方菁英、豪右与胥吏所形成的地方势力在基层社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力量。南宋时由于长期和战等因素,使县政推动更需倚赖地方势力的协助。地方豪强与菁英—地方官员—基层武力与胥吏三股势力,形成南宋以后中国基层社会的三个支柱,共同合作互相依存。宋代士人的角色更为重要,是南宋时代基层社会的主要力量。     

辽朝官员的考绩与迁转探赜

官员的考绩与迁转是辽朝职官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检索并钩沉相关石刻文字及文献史料,发现辽朝官员任职有期,一般为三年。在官员任职期内,朝廷要组织相关部门定期对其品德、业绩和年劳等进行考绩。考绩工作由相关的机构和官员来完成。经过考绩的秩满官员,其职阶迁转方向大致为:职阶迁升、留任进阶、退闲不仕及"左迁"降黜等。     

有关"春秋决狱"几个问题的研究

文章对近年来在“春秋决狱”的研究中出现的新观点进行了细致地分析,对一些新提法阐述了不同的见解。这些新提法主要涉及“春秋决狱”一词的使用、“春秋决狱”的结束时间,以及在历史上的作用三个方面。     

古代官府下行文书“谕”之功用及体式探讨

“谕”在春秋时期就被用作传达天子命令的下行文书之一,此后各朝都有使用,明清两朝是谕文的兴盛时期,并一直被沿用到民国时期。其功用主要为传达上级对下级的通知、命令、训诫和指示等。但谕的功用和体式在不同朝代而有所差异,因此本文结合汉至清留存的谕文实物,对各朝谕文的功用、体式等进行全面细致的梳理和研究,以期清楚地总结其功用和体式,探寻其演变的内在规律。     

《遗山文集》与金朝党狱研究

元好问《遗山文集》中的碑志文涉及金朝的三次党狱,其中关于田瑴党狱的细节,当时人对田瑴党狱发生原因的看法,贞祐党狱发生的原因、细节和涉案人员的记载,可补《金史》记载之不足,将其与相关史料进行比较研究,可厘清皇统党狱和贞祐党狱的前因后果。然元好问出于对赵秉文的私人感情,对明昌党狱仅是简略涉及。金朝三次党狱的对象都是汉官,这不仅使金朝政府失去了数位学识渊博的优秀人才,更重要的是延缓甚至丧失了部分汉族文人对金政权的认同。     

宋代地方官员的离任交割——以州县长官为中心

地方官员的交割是基层政治运作中的重要内容。宋代官员迁转、离任、外出差遣或请假等都需要将任内事务交割分明,交割对象除后政外主要还包括次官和路分官员。官员交割依照一定的条式,从地方官员之间的交割中,朝廷不仅可以获知中央政策在地方的执行情况、地方各项事务的办理情况,还可以了解离任官员在职期间的表现,方便对官员进行考核和任用。为保证新官及时赴任、旧官及时离任,朝廷颁布了相关法令,当地方因为交割时间问题产生矛盾时,朝廷对本应离任却拒绝交割的官员处罚较重。     

宋代钱监也铸镜

近年来对宋代钱监研究已颇有深度,涉及置废时间、铸钱数额、铸造工艺和原料来源等方面。笔者依据目前所见的实物资料,对未被人们注意的宋代钱监铸造铜镜情况试作探讨。     

苏东坡在广西的胜迹

苏东坡(1037～1101年),名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宋代眉山(今四川眉山县)人。仁宗嘉祐年间进士,神宗熙宁初上书反对王安石变法,出任杭州通判,又转知密州、徐州和湖州。元丰二年(1079年)又因作诗讽刺新法,自湖州任上追赴诏狱。狱满,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宋哲宗元祐间还朝,任翰林学士,出知杭州、颖州、扬州,官至礼部尚书。是宋代著名文学家,诗词皆优,散文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与其父苏洵,其弟苏辙合称“三苏”。绍圣元年(1094年)因“元祐党人”案的牵连,被贬岭南,先在惠州(今广东惠阳),后到偏远的琼州(今海南)任别驾,奉命移昌化军(即儋州)安置。在赴琼州时,途经广西梧州、藤州(今藤县)、容州(今容县)、镡州(今北流)等地。在岭南生活五年。到元符三年(1100年)宋哲宗死,徽宗即     

宋代户帖的个案研究

户帖是宋代土地产权和税务管理中的一项重要制度,由于缺乏实物依据,学术界对其性质、内容、功能、存废等,一直存在着不同认识。文章依据新发现的徽州文书,确认户帖是宋代土地产权登记和征税的凭证,而不涉及人口和户籍管理,也不是收税通知单。户帖最主要的功能是官府依之征税、民间确认产权,其他功能是在此基础上派生出来的。从运作实态看,户帖制度在南宋晚期并未废止,而是持续存在。     

感戴报德与循吏象征:宋代生祠的盛行与地方社会

宋初强化中央集权的过程中,朝廷不再将颁授碑祠作为笼络地方或政绩奖励的手段,对生祠放松了管制。这使得修建生祠的主动权在很大程度上转移到地方,为其盛行创造了条件。生祠因兼具为官员祈福祈寿与颂扬美名的功能,从而成为民众偏爱的报答方式。作为循吏传统的重要象征,建祠立碑对于提高官员声望、塑造循吏身份形象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官员道德实践得到认可的标志,故受到推崇。同时,地方士民借此评价官员的施政效果,把各种善政措施固定化,以维护自身利益。这些因素都推动了宋代生祠的盛行。     

北宋后期贾公述墓志考释

出土于河南许昌的政和三年贾公述墓志,详细载录了北宋后期中下级文官贾公述的籍贯、世系、仕宦经历以及姻亲子嗣等情况。志主贾公述系仁宗朝宰辅贾昌朝之孙,其官阶迁转体现了元丰官制改革后新官阶的施行及部分京朝官员的阶称较元丰改制前或有迁升的情况。贾公述仕任地方监税官的经历反映出北宋中后期地方盐税的监管愈益完备和地方税务监官选任方式的变迁。贾公述于徽宗年间调任管勾崇福宫,亦发生于北宋后期祠禄制度日趋冗滥的背景之下。贾公述墓志为北宋后期政治、经济及文化政策等的变革提供了重要例证资料。     

对安庆出水出土古币情况的调查及初步认识

安庆是位于长江北岸的历史文化名城,素有“万里长江此咽喉,吴楚分疆第一州”之称,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近年来,安庆周边地区,多次出水、出土大批唐宋古钱币,其中2005年夏出水的10余吨北宋徽宗崇宁通宝折十型未流通铜钱特别引人注目。安庆市钱币学会结合宋代舒州同安监和宿松监铸钱课题开展研究工作,对安庆周边历年来出水、出土钱币情况进行了系统调查,搜集了大量的实物资料,现分述如下：[第一段]     

四川泸州市江阳区桥头山宋墓发掘简报

2013年7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在泸州市江北镇的桥头山墓地清理了2座宋代石室合葬墓,墓葬形制、石刻内容和雕刻风格等不仅具有泸州、宜宾等川南地区宋代石室墓的共性特征,同时也综合了四川盆地不同区域宋代石室墓的诸多因素,对重新审视四川宋代石室墓的类型学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也为研究南宋时期的社会物质生活、丧葬习俗、宗教信仰、音乐舞蹈史、雕刻艺术史、服饰史等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实物资料。     

胶州板桥镇遗址北宋铁钱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胶州板桥镇遗址为宋代文化遗存,经过两次发掘,出土铁钱40余吨,均为徽宗朝铸币铁钱作为铜币的辅币,在宋代商品经济繁荣、货物流通快速、个别地区战乱频繁的背景下得到长足发展。时为宋代重要贸易往来集散地的板桥镇市舶司,出土巨量铁钱对研究宋代历史意义重大,关于为何板桥镇囤积铁钱以及铁钱的用途学界观点众说纷纭,通过板桥镇市舶司的建立发展结合当时北宋社会可见一二。     

宋元仿古青铜器上的纹样

宋代曾掀起过复古运动,徽宗时达到极盛。目的是希望通过恢复、再现＂三代＂礼制,以求治国和加强皇权。这场复古运动,皇帝与士大夫阶层是最热衷的实践者,寄托了他们强烈的政治抱负与理想。复古运动的性质决定了作为重要载体的宋代仿古青铜器,以礼器占大宗,当然,陈设与实用兼具的器物也有不少。大致可归成以下几类用途：     

江苏泰州宋代墓葬群清理简报

2006年泰州市博物馆抢救性地清理了一处宋代墓葬群,这是泰州地区第三次发现宋代墓葬群,出土了一批瓷器和带文字的漆器,为研究宋代泰州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新见元代徽州儒户帖文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文章通过对徽州家谱所收《休宁县儒学教谕刘文新袭儒户帖文》的解读,首先以具体例证明确了元代儒户承袭的一般程序,同时对至元二十七年儒户抄籍的法律效力也加以了确认。其次,确定了作为宋代以来学校执事官的斋谕,在元代亦得以延续,并可以在家族间承袭。正是由于斋谕在元代的准学官地位,帖文中刘文新方在时隔十一年申请确认其儒户身份并承袭斋谕。最后,通过进一步分析帖文的内容,确认家谱中对刘文新及其父刘福龙所任学官的记载,基本明确了明代嘉靖年间家谱纂修之际被美饰后的始迁祖刘福龙和刘文新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