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注清乾隆十九年四卷本《白水县志》的几点体会——兼谈旧志校注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

校注清乾隆十九年（1754）四卷本《白水县志》（以下简称《白志》）,选用的底本是民国十四年（1925）的再版重印本,选用的主要参照本是清顺治四年（1647）的《白水县志》。校注涉及的事项包括标点、断句、标音、勘误、释词、解句以及修改版式等。校注三十万字。用时一年,几校其稿,深感旧志校注之不易、古籍整理专业性之强。     

四版《麻城县志》差异比较

《麻城县志》记载麻城历史、地理、风俗、人物、文教、物产等,笔者研读四版《麻城县志》,各版各有所长,清康熙九年刻本《麻城县志》、乾隆六十年刻本《麻城县志》、光绪八年刻本《麻城县志》文风相通,整体风格相似。民国二十四年铅印本,尤其是续编,贴合时代特色,增加了党政、新式教育、新式交通等内容。     

增城建县始于何时？

1988年8月,我参加《增城县志》编修,承担撰写卷一《建置,区划》的任务。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增城建县始于何时？增城人一般都说,县建于后汉建安6年;我在编写《增城地理》时,也毫不迟疑地使用这个说法。但编写县志是重大的事。“建置沿革。所系非轻”,应当把这个史实考究清楚。我翻阅几个版本的增城县旧志,发觉从乾隆时期的县志记载是：“旧志俱言县始于建安六年,不知何据。俟再考。”     

王昶与青浦方志文化

青浦自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建县以来,历经置废、析分,但县志的修撰却从未中断。至今先后有万历、康熙、乾隆、光绪、民国五种版本县志传世。其中,乾隆《青浦县志》的总修即为清代著名学者、乾嘉学派领袖王昶。在《青浦县志》编修过程中,王昶既从“作史者必考之志”的理论高度思考志书修纂,促进方志理论创新;又在实践中注重从编修组织分工细化到编纂体例结构创新全过程。王昶作为志书总修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构建青浦方志文化的内涵与价值,助推了青浦方志文化的承上启下发展。     

北京旧志的分水岭——记民国3年《密云县志》

民国3年《密云县志》是民国时期北京地区编修的第一部地方志。此志在继承以往旧志编修传统的基础上,在内容和体例上都出现了一些新的时代特点,如舆图、民主自治机构、学校改革、矿产分类等内容的记述。该志不仅保留了清末民初珍贵的历史资料,也为其后北京地区地方志的编修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成为北京旧志中新旧阶段的分水岭。     

增城现存六部《增城县志》简介

第一届社会主义新方志编修期间,增城市地方志办公室已找回明嘉靖十七年l1538)《增城县志》,清康熙二十五年（1638)《增城县志》、清乾隆十九年l1754)《增城县志》、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增城县志》及清宣统《增城县志》（民国10年版)。加上新编出版的《增城县志》,目前我市已拥有6部《增城县志》。另外,还有2部未公开出版的油印本。一部是建国十周年版的《增城县志》,另一部是陈冠中主编的《增城县志》（1911-1949）。     

《临晋县志》民国版影印出版

为弘扬“资政存史、引领教化”的功用,加强对古籍资料的保存和传承,临猗县志办于2012年初,影印出版了民国版《临晋县志》一书,该书由临晋县长赵昌燮主笔。据考,《临晋县志》创修于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至民国九年（1910）。共纂修六次,其中,明代所修的两部县志已散佚无存,清康熙版县志也未见传世,现留存的有清乾隆版《续修临晋县志》八卷,光绪版续志两卷,     

理清资料来源是鉴别旧志所载的重要方法——以明代闽西南设“抚瑶土官”说辨正为例

慎重鉴别古代方志资料的真伪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编修新志在引用旧志资料时尤应注意其准确性。晚明和清代闽西南方志如[乾隆]《龙岩州志》误载“抚瑶土官”之事,系引自[万历]《漳州府志》,而此志又引自万历之前毗邻闽南的粤东方志资料,以至以讹传讹。因而在引用旧志资料时,须通过理清其来源,慎加鉴别。     

漫谈（亻革）家蜡染

清乾隆五十六年《镇远府志》“（亻革）兜(即（亻革）家,下同)女子短衣重裙,百褶裙堆拥则过之,绣五彩于前后胸背并衣袖之间,背负海巴累累如贯珠”。道光十八年《清平县志》“（亻革）兜分红白二色,妇人鬓高重重,缠以棉带,红则细花(刺绣),白则白花(蜡染),女子戴花帽,帽边贯以珠缨,前后相交,后拖一长幅。     

着力五个注重 打造精品良志——《高淳县志（1986～2005）》编纂特色评析

高淳,位于江苏省西南隅,面积800多平方公里,人口40多万,为全国百强县,以“地高民朴”闻世。这里有编修县志的传统,历史上曾经8次编修县志。新中国成立后,该县又较早地完成了首轮社会主义新方志,并于1993年获得全国新编地方志优秀成果二等奖。《高淳县志（1986～2005）》采用中篇结构章节体的形式,共设34篇。此外,志首设有《高淳史略》、《大事记》,志后殿以《专记》、《附录》和《索引》。该志图文并茂,装帧精美,堪称佳志。该志的编纂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东至花灯舞：落寞与喧腾

很早就想去看看东至花灯了。 据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刻本《建德县志》载：“立春先一日,邑合迎于东郊。上元日,张灯闹花爆。”建德,即现在的东至县。     

从民国县志编纂成就看陕西社会近代化变迁——以《乾县新志》《中部县志》为研究范本

明清时期,陕西修志成就显著,具有学界公认的崇高地位,形成了优秀的方志编修传统。民国时期（1912～1949年）,陕西在方志编纂方面的建树同样值得重视。以代表民国陕西县志较高水平的《乾县新志》《中部县志》为研究范本,可以看出这一时期,陕西编修完成的县志在指导思想、体例创新、时代性、科学性、大众性、编纂手段等方面,体现出承接传统方志优长、开启新方志编纂先河的鲜明特色,在中国方志编纂史上具有不可否认的地位,其历史经验对当前省、市、县三级志书编纂工作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而且,也反映了民国时期陕西在社会近代化过程中的努力与改变。     

现存几种玉门县（市）志的对比研究——兼及玉门石油的文献记载问题

玉门因石油闻名,西晋张华编修《博物志》以来,文献多有记载或引录,《甘肃通志》等误为范晔《后汉书·博物记》。经对比研究发现,多种单行本、丛书本的《玉门县志》不是清抄本或道光六年抄本,就是其影印本。清抄本和道光六年抄本的区别仅是抄写的不同而已,两个抄本或都来源于同一底本,或道光六年本抄自不能确定具体时间的清抄本。《玉门县志》的编成时间,最早当在嘉庆九年之后,最晚当在道光六年之前,是以《重修肃州新志》为主,并参考《甘肃通志》重新编修而成,有的内容系直接抄录,有的进行了修正删改。《玉门市志》是在新时期编纂的玉门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全面而又特色鲜明的志书,充分体现玉门的地域与物产特色,但在编纂时参考了旧志,未能核对原始文献,沿袭了旧志中的有些错误。     

“贵尹”求义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五）中,有一段简文引起了诸多学者的争议。对于简文的句读和释读,学者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后有学者根据传世文献中“竖刁”白宫和“易牙”食子对举的有关记载,提出这段简文可能涉及“竖刁”自残一事。本文搜罗各家之说,并赞成简文内容与“竖刁”自宫有关的说法;在此基础之上,提出自己的句读和释读。本文运用上古音韵学的知识将“贵尹”读为“[疒贵]朘”,即“去势”,亦即中国古代割去男子生殖器之宫刑。本文联系“贵尹”的训释,将郭店简中的“[士勿]”字理解为战国时期指青年男子生殖器的专用名词,后被淘汰。     

乾隆《闽清县志》史料价值探析

地方志内容丰富,史料价值高。乾隆《闽清县志》是闽清现存最早的一部官修地方志,该志保存了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方面的信息,为研究闽清县的经济发展、风土人情、历史地理等提供了许多宝贵材料。     

康熙《乌程县志》初探

康熙《乌程县志》是一部稀见方志,是现存四部乌程县志中唯一的一部纲目体志书,与前志崇祯《乌程县志》比较,两志有共同之处,但并非“全袭崇祯刘《志》,略为增改”。康熙《乌程县志》最具特色和最有价值的内容并非当代学者反复引录的“物产”,而是“赋役”和“习尚”,上述篇目保存了他志没有且独家保存的资料,对研究清初地方和全国历史具有重要的价值。     

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读《井陉县志》(1985～2004)

收到河北《井陉县志》（1985-2004）之前,《地方志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已颁布施行。展读井陉县这部续志（以下简称《县志》）,对照《条例》,感到这是一部符合《条例》规范的佳志。从《县志》的内容看,全志设48篇,涵盖了《条例》所规定的志书内容,并无缺漏。社会部分虽未单独设篇,但其基本内容如居民、宗教、家庭、婚姻等均已包括在各篇之中。《县志》资料来源十分广泛,来自各级档案馆、图书馆、历代志书、家谱、史地书、笔记、金石碑刻等,并进行大量采访,为编好志书打下扎实基础。《县志》上限起于1985年,下限为2004年,[第一段]     

谈潮汕地区新旧志辑录歌谣入志

一、旧志书辑录潮汕歌谣 我所见的20余部旧府县志,自宋元的《三阳志》、《三阳图志》至1949年饶宗颐总纂的民国《潮州志》,除清嘉庆《澄海县志》和2005年潮州市志办公室补刊重印《潮州志》的“潮州风俗志”和“潮州戏剧音乐志”有录入或记述地方歌谣外,余皆未辑录歌谣。所有旧志皆辑录有历代名士官员诗文或著作书目,但绝少有辑录民俗文化中的民间文学（包括歌谣）及其著作目录者。民国以前的地方志,以清乾隆周硕勋《潮州府志》的篇幅最大,内容最广,记述最详,“艺文志”有上中下三篇,未见有民间艺文记述,“风俗志”记述潮州风俗也多,其中有“方言”一目,记潮州方言俗语,也未见录入歌谣。     

读《光绪海城县志》札记

《光绪海城县志》成书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是今海原历史上的第二本地方志书。距《乾隆盐茶厅志》[成书于乾隆十七年(1752)]一百五十六年,其问,光绪八年(1882)知县陈焕斋“欲就朱司马厅志备遗汇集成帙,未蒇其事,以疾解组去。”此后,知县高蔚霞接篆,“思再葸罗而未果。”光绪三十三年,杨金庚就任海城,仅用一年时间,     

《永乐大典》与清代山东的两部地方志

乾隆《东昌府志》和道光《观城县志》这两部清代山东的地方志均征引了不少《永乐大典》材料,而这些材料都是来源于周永年从四库馆中录出的《永乐大典》东昌府部分。其中道光《观城县志》所引的《永乐大典》材料是先由盛百二摘抄入其所著的《观录》一书,然后由孙观从《观录》转引而来的。乾隆《东昌府志》和道光《观城县志》所征引的《明清类天文分野书》《元一统志》等书的文字,也应是出自《永乐大典》东昌府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