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皖西博物馆珍藏鄂豫皖苏区纸币简述

正六安地处安徽省西部,大别山北麓,是著名的革命老区。土地革命时期,六安境内相继爆发立夏节起义和六霍起义,创建了皖西革命根据地,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使极度困难的苏区经济得以维持,保障根据地的军需民用,苏区政府采取了诸如发展农业生产、开展对白区贸易、鼓励私人经商等一系列措施,成立银行并发行货币,更是很好地适应了苏区经济发展的需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共发行有银、     

浅析抗战时期太行革命根据地的铁矿业

本文在参照太行区档案的基础上,论述了抗日战争时期太行革命根据地政府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积极发展铁矿业生产,积极发挥铁矿资源优势、保障供给,有力地支援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和战争需要;同时进行发布改善铁矿的政策,保障了铁矿工人的生产和生活环境、提高劳动待遇,使铁矿生产的扩大基本满足了军需民用,增加了矿工家庭收入,加强了对敌经济斗争的力量。     

太行、太岳革命根据地煤矿业发展

本文着重论述战争时期太行、太岳革命根据地各级政府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如何恢复和发展煤矿业生产,积极发挥煤炭资源优势、保障供给,有力地支援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和战争需要;同时进行社会改革、改善民生,改善煤矿工人的生产和生活环境、提高劳动待遇,并且形成了多种经营模式并存的新的工业经营体制。煤炭生产的扩大基本满足了军需民用,增加了矿工家庭收入,加强了对敌经济斗争的力量。     

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经济保卫战

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军民在党的领导下直面敌人的残忍、战争的残酷、自然灾害的侵袭,在军队给养和人民生存等方面经受住了极大的考验。他们既要抗击日寇又要解决军需民用,还要抵御自然灾害。他们发展根据地经济,在艰苦的抗日战争中打响并最终打胜了一场经济保卫战。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开发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建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这也是长江南岸的最后一块红色根据地。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底子非常薄弱,在敌人大规模军事"围剿"和严密经济封锁之下,能够获得生存和发展,这与根据地正确制定和执行党的根据地经济开发政策、搞活苏区经济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开发对近代湘西经济的开发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皖西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

皖西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安徽省境内最大的革命根据地,也是当时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它的创立及发展不仅在安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也具有重要的地位。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经济建设,是根据地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根据地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基础,是中国革命夺取全国政权的立足点和出发点。皖西革命根据地通过经济战线的斗争,铲除了当地的封建剥削制度基础,大大激发了农民政治积极性和革命热情,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发展了红色区域经济,保障了革命战争的供给,很大程度上改善了皖西根据地军民的生活,在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苏中抗日根据地的商业发展(1940-1945)

抗战爆发后,日军在苏中地区进行野蛮掠夺和经济封锁,致使苏中商业萎缩,人民生活困苦。苏中抗日根据地建立后,中共中央、华中局、苏中各级行署十分重视商业发展,通过多种渠道开展内外商业贸易,满足了根据地军民战时需要,有力地支持苏中的抗日斗争,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突出了全民族抗战。     

从晋察冀边区币到人民币

<正>晋察冀边区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最早创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领导下创建的晋察冀边区银行是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第一家银行,在开展对敌货币斗争,扶植和发展边区经济,保证军需,支援抗日战争     

浅析江淮银行成立的背景、意义以及对当代货币发行理念的启示

抗战时期,敌后根据地货币市场混乱,由于在金融贸易流通领域上日伪币、法币和边币混用加之土票和杂钞的不统一,缺乏监督机制,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发展严重受阻。为了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保障军需供给,1941年,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和政委刘少奇根据中央指示,在南方根据地组织成立了华中抗日根据地的第一个银行——江淮银行。江淮银行的成立对建立根据地独立自主的货币市场和加强根据地经济建设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抗日战争时期江淮银行与日伪之间开展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激烈货币斗争。本文试图通过分析江淮银行成立的背景和发行江淮银行票的重大历史意义来厘清江淮银行与日伪之间货币斗争的过程。但由于成立于特殊历史时期,江淮银行发行的江淮银行票发行过程中也存在一些不足,笔者通过查阅有关文献记载简要阐述了这些不足,最后,笔者通过研究江淮银行票不足点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江淮银行票发行对我国当代的货币发行理念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浅析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工作

土地革命时期,党在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开展的各项经济建设工作,意义重大而深远,不仅打破了敌人对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封锁,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生活的需求,而且这些成功的经济工作经验对后来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经济建设工作提供了借鉴。     

张振财、孙万福：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中的模范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顽固派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限制和削弱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并加紧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边区党政军民面临严峻的财政经济困难。1939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生产动员大会上针对根据地日益严重的经济困难局面,提出了“自己动手”的口号。1941年,为克服边区严重的经济困难,中共中央再次强调走生产自救的道路,抗日根据地掀起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1942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报告时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进一步推动了各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     

论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集市贸易

论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集市贸易魏宏运抗日战争时期,集市贸易是坚持和建设根据地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集市刺激了根据地的生产,提供了军需,调剂了人民群众的物资联系,并战胜伪币,支持了抗日货币的流通,使根据地经济呈现出繁荣景象。一集市是农民买卖、交换物资的场...     

论1940～1949年西北农民银行的农贷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日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实行经济封锁政策,极力摧毁根据地的金融,中国共产党为了巩固根据地金融,解决根据地生产困难,支援战争,创办了西北农民银行。本文从西北农民银行农贷业务的发展;农贷的具体对象、农贷的种类与期限、农贷的手续、农贷的发放与回收;农贷的效果;以及农贷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农贷的启示等几个方面,对西北农民银行的农贷业务做了分析,论述了西北农民银行在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时期,解决了一部分农民生产中的苦难,支援了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为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论1940-1949年西北农民银行的农贷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日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实行“经济封锁”政策，极力摧毁根据地的金融，中国共产党为了巩固根据地金融，解决根据地生产困难，支援战争，创办了西北农民银行。本文从西北农民银行农贷业务的发展；农贷的具体对象、农贷的种类与期限、农贷的手续、农贷的发放与回收；农贷的效果；以及农贷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农贷的启示等几个方面，对西北农民银行的农贷业务做了分析，论述了西北农民银行在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时期，解决了一部分农民生产中的苦难，支援了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为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统制经济与抗日战争

统制经济是国民政府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而逐步确立和实施的一种战时经济体制,其最高目标是为战争服务。虽然在实施的过程中有一定的消极作用,但从战争的角度衡量,它又是必须和必要的,是抗日战争环境下的特定产物,在维持战时生产,最大限度保障军需民用,支持抗日战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川陕省苏维埃工农银行及该行的货币简介

一九三三年二月七日,在四川省通江县城召开了中共川陕省第一次党代会,出席代表五百多人。经过一周时间的热烈讨论,决定立即召开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筹建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为了进一步巩固苏维埃政权,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促进苏维埃根据地的经济发展,保证红军的军需供给,经中共川陕省委批准,于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四日正式成立了以红四方面军总供给部部长郑义斋同志为首的川陕省工农银行。     

项英查处“于都事件”始末

第四次反“围剿”以后,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疯狂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中央革命根据地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特别是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根据地内部物资供应更为紧张。为了摆脱困境,党和苏维埃领导苏区军民通过各种途径,采取各种措施解决经济问题。一方面组织各种合作社,鼓励商人到根据地做生意,另一方面组织政府的经济工作人员深入到白区收购物资,开辟货源。在那艰苦的岁月里,许许多多的共产党员和苏维埃干部不顾个人的生命安危,想尽一切办法把一批批物资从外面运回根据地,维持根据地军民的基本生活。     

汪伪政府粮政述评

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根据地和沦陷区都面临着十分紧迫的军需民食问题。粮食问题是关系战争各方成败的重要经济因素之一。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通过减租减息与大生产运动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难题①;国民党在国统区则通过实施田赋收归中央、“三征”与“限价”等粮食政策...     

星星之火，何以燎原：经济逻辑与红四军发展方向的抉择(1928—1930)

1928—1930年红四军从建立井冈山根据地,到转战赣南、闽西等地打游击,再到建立中央苏区,其军事行动背后包含了清晰的经济逻辑。首先,兵源与财源作为红军发展军事力量的两个必要条件常常难以兼顾,二者之间的矛盾决定了红四军在各地的攻防转换。其次,军事压力与经济封锁对红四军的行军动向影响明显,寻找财源和恢复根据地区域与外部的贸易交通是红军军事行动的重要考量。再次,红四军对经济问题的考量也影响到其战略战术选择,其波浪式发展战略的实施情况即明显受此影响。总之,毛泽东等人着眼于中国本土社会经济结构,创造性地将特定经济逻辑运用于红四军军事行动中,实现了苏维埃革命的中国化。     

江西公路与东南抗战

1938年以后,随着长江航运和浙赣铁路的中断,江西因其特殊的地理区位,其境内公路一跃成为东南各省和西南诸省沟通的交通大动脉。为适应战时需要,江西省公路处疏通并优化了东西沟通的公路交通要道,完善了江西与湘粤闽浙等省之间的省际公路交通。在此背景下,江西汽车运输业蓬勃发展,境内军需民用运输繁忙,战时工矿产业得到发展,城镇经济呈现递进繁荣态势。通达的公路网络、便捷的汽车运输、繁荣的战时区域经济,为东南抗战的持久坚持和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