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库尔德民族主义的起落

库尔德人是中东地区除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之外的最大民族,人口近3000万,主要分布在土耳其、伊拉克、叙利亚和伊朗。其中,土耳其境内库尔德人的数量最多,有1800多万,约占该国总人口的20％,绝大多数居住在该国东南部各省。库尔德问题是中东众多热点问题之一,对上述四国以及地区安全具有重大潜在性影响。尤其是在土耳其,自1923年起,     

土耳其艰涩的民主化进程与库尔德问题的演进(1950-1980)北大核心CSSCI

土耳其特有的民主化进程遭遇了库尔德问题的挑战,最为直接的表现就是库尔德人身份认同的强化和库尔德工人党的建立。库尔德族裔政治最初表现为与左派的联合,其后形成以建立库尔德国家为目标的政党,土耳其民主政治运作的艰涩与库尔德人对民族国家构建的反抗有着密切的关系。土耳其库尔德问题的案例表明,族裔政治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民主未必能够解决族裔问题,处理不当还有可能成为国家分裂的动因。后发国家民主政体的构建需要格外谨慎,尤其是国内存在重大族裔问题的国家。因为民主的本质是通过获取选票的方式来分享政治权力,如果这种分享权力的潜在趋向与族裔政治结合在一起,却无法有效管控族裔冲突,就有可能使民主异化为一面合法的分裂的旗帜。     

土耳其艰涩的民主化进程与库尔德问题的演进(1950-1980)

土耳其特有的民主化进程遭遇了库尔德问题的挑战,最为直接的表现就是库尔德人身份认同的强化和库尔德工人党的建立。库尔德族裔政治最初表现为与左派的联合,其后形成以建立库尔德国家为目标的政党,土耳其民主政治运作的艰涩与库尔德人对民族国家构建的反抗有着密切的关系。土耳其库尔德问题的案例表明,族裔政治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民主未必能够解决族裔问题,处理不当还有可能成为国家分裂的动因。后发国家民主政体的构建需要格外谨慎,尤其是国内存在重大族裔问题的国家。因为民主的本质是通过获取选票的方式来分享政治权力,如果这种分享权力的潜在趋向与族裔政治结合在一起,却无法有效管控族裔冲突,就有可能使民主异化为一面合法的分裂的旗帜。     

库尔德问题成因

海湾战争刚一结束,伊拉克北部库尔德人迅即掀起反萨达姆政权、争取民族自治的武装斗争。伊政府动用军队进行镇压,二三百万库尔德难民逃亡到土耳其、伊朗。几乎与此同时,土耳其库尔德人的反政府游击活动日逞频繁。库尔德问题再次为国际社会所瞩目。库尔德问题是怎样形成的呢?     

试论一战后初期的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

一战后初期,库尔德人为实现民族自决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涌现出一批民族主义者,但库尔德人的抗争以失败告终。文章认为,此时期的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尚处于部落反抗阶段。其失败的原因,一是由于谋求建立、巩固新兴民族独立国家和实现现代化的土耳其政府不能容许境内库尔德人的分离主义;二是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库尔德人失去了西方国家的支持;三是与库尔德人自身的分裂有关。     

西亚库尔德人和苏联库尔德人

过去长期鲜为人知的库尔德人,现在引起全世界关注。库尔德人是个相当大的民族,有近2000万人:在土耳其约有600万,在伊朗约有400万,在伊拉克约有350万,在叙利亚约有65万人,在阿富汗、黎巴嫩、约旦、苏联等目也有。库尔德人聚居的西亚多山高原地区历史上称“库尔德斯坦”,这个名称来自波斯语,意为“库尔德人之地”,主要具有民族地理涵义,并无精确边界,包括土耳其东部、叙利亚东北角、伊拉克北部、伊朗东北部、苏联亚美尼亚西南角,总面积达55多万平方公里,与法国差不多。这一地区盛产石油,战略地位也十分重要。     

“信仰东正教的土耳其人给七个土库曼部落起的绰号”提法有误

编辑同志: 贵刊今年第4期刊登的《近代阿富汗政治动乱的历史根源》一文,关于基吉尔巴什人(Kizilbash)是“信仰东正教的土耳其人给七个土库曼部落起的绰号”的说法(第106页注(25))是错误的,它既不符合当今土耳其人宗教信仰的现状,也违背土耳其历史的基本史实。 土耳其共和国99％的人民(主要是土耳其人及库尔德人)是伊斯兰教的信徒,只有少数希腊人、     

浅析叙利亚政治安全局势

叙利亚位于亚洲西部、欧洲东南、非洲西北,是连接亚非欧三大洲的纽带,被称为中东跳动的"心脏"。从地图上看,叙利亚周边都是敏感的国家,包括伊拉克、约旦、以色列、黎巴嫩,以及北部的土耳其和隔着伊拉克的伊朗。同时,中东地区的几个重大热点问题,如阿以和谈、伊拉克问题、反恐问题、以伊朗核问题为中心的核不扩散问题、库尔德民族问题等,无不与叙利亚息息相关。     

伊拉克联邦制构建与境内库尔德人问题

萨达姆政权被推翻后,伊拉克新宪法草案所确立的国家联邦制结构,对国内库尔德人问题的解决乃至西亚地区库尔德人问题的走向无疑具有重要影响。本文认为,联邦制虽然能够满足少数民族的自治要求,但也容易刺激少数民族的分离欲望,而且少数民族与居人口多数的主体民族对联邦制的理解和要求存在差异,因而联邦制并非从根本上解决多民族国家民族矛盾和冲突的灵丹妙药;伊拉克的民族、教派冲突根深蒂固,国家构建任重道远,联邦制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库尔德人问题。     

世俗化改革与土耳其宗教教育的发展

教育对一个现代国家的重要性毋庸置疑,除了具有文化传承的作用外,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被赋予不同的目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宗教教育在土耳其的历史进程中不但具有塑造宗教认同和民族认同的作用,还因其悠久的历史和重要的地位在世俗化改革进程中成为改革的重点。本文通过分析奥斯曼帝国晚期和共和国时期传统伊斯兰教育内容和世俗教育体系之间的相互关系,不同时期宗教学校建立、宗教课程设置和毕业生去向等问题,来考察世俗化改革和宗教教育间相互影响的紧密关系,以此作为土耳其近代史研究的一个新视角。     

“东方问题”产生的浅析

近代国际关系史中极其重要的“东方问题”,究竟产生于何时?至今中外史学界还论说纷纭,归纳起来大约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种认为土耳其人出现在欧洲的时候,东方问题就产生了。如英国史学家P·达岗和W·米勒就是这种观点,他们还认为宗教原因具有首要的意义。法国东方问题研究专家Ed·德利奥同样把东方问题的历史溯源到拜占廷帝国时期。另一种认为东方问题产生于十八世纪后半期,结束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土耳其当代著名史学专家E·Z·卡拉尔写道:“东方问题对于土耳其是西方     

中国古代如何管控盐（上）

正盐,是人类生活必需品,历史源远流长,它的存在让餐饮美食和人类生活更加精妙多彩。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周礼》系统展现了我国周朝时期国家管理机构设置、官职职责分工体系。其中有"盐人"这一官职,职责为"盐人掌盐之政令",当时国家所有事务需要的盐都由"盐人"统一调配。约2500年前,周王室因不同事务而     

土耳其考古、博物馆见闻

2012年8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学生,前往土耳其科尼亚省参加英国利物浦大学在本珠可路遗址(Boncuklu)进行的考古发掘。土耳其的考古发掘方法与中国不同,发掘中几乎不用手铲,用毛刷直接刷即可。实习学生要在各探沟间流动,每周还有一次集体"串方"。土耳其拥有丰富的文物古迹,除大量史前遗址外,还有罗马、拜占庭、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历史遗迹。而中部安纳托利亚高原以青铜时代的赫梯王国、铁器时代的弗里吉亚王国遗迹最为独特、著名。特别是公元前二千纪赫梯首都哈图沙遗址及广见于希腊神话的古国首都戈尔迪遗址,远离城市的喧嚣,面临着曲高和寡的困境。土耳其考古人建立的中小型博物馆小巧精致,主题突出,而且都把"故事"讲得津津有味,值得让人玩味。     

以弗所古城:土耳其的“庞贝”

土耳其所在的小亚细亚半岛,也称安纳托利亚,有着数千年的文明史。古巴比伦、古埃及、赫梯、古希腊、古罗马、拜占庭、阿拉伯、波斯、塞尔柱和奥斯曼等文明都在这片土地上留下深深的印迹,不同时期文明的古迹遍布土耳其。位于土耳其西南爱琴海沿岸的以弗所古城,更以其悠久的历史和文化积淀,成为各国游客到土耳其必去的地方。历史上,以弗所因其重要位置和作用而引来各方争夺。公元前7世纪后,统治这里的先后有吕底亚人、波     

以弗所古城:土耳其的“庞贝”

土耳其所在的小亚细亚半岛,也称安纳托利亚,有着数千年的文明史。古巴比伦、古埃及、赫梯、古希腊、古罗马、拜占庭、阿拉伯、波斯、塞尔柱和奥斯曼等文明都在这片土地上留下深深的印迹,不同时期文明的古迹遍布土耳其。位于土耳其西南爱琴海沿岸的以弗所古城,更以其悠久的历史和文化积淀,成为各国游客到土耳其必去的地方。历史上,以弗所因其重要位置和作用而引来各方争夺。公元前7世纪后,统治这里的先后有吕底亚人、波     

一战后初期大英帝国对伊拉克库尔德人政策的衍变

一战末期伊拉克库尔德人向英国提出了自治诉求并被接受。一战结束后,英国政府便派遣爱德华·诺尔在南库尔德斯坦支持马哈茂德建立自治政府,推行间接统治。阿诺德·威尔逊主政巴格达后,寻求在南库尔德斯坦建立直接统治。从间接统治到直接统治,战后初期英国对伊拉克库尔德人的政策经历了根本性的转折,除了与马哈茂德自身的政治野心以及权力欲的膨胀存在一定关联之外,中东地缘政治环境的剧变、南库尔德斯坦极端重要的政治、经济与战略地位、高级专员公署对库尔德人的态度变化、伊拉克库尔德人的独立倾向与英国的战略规划存在冲突等因素都加剧了英国政策调整的步伐。从本质上来说,英国对伊拉克库尔德人政策的变化是其战时不成熟中东政策的延续,同时也是英国在印度西北曾经实施的部落政策在中东的再现与翻版,最终旨在服务于战后英国在中东的国家战略利益需求。     

国人“夷夏观”的演变及其双重标准——《中国疆域沿革史》读后感

自古以来,中国历史上都有"夷夏之辩"的问题,而这种争论伴随着诸多因素不断发生变化.其中由于中国历史上版图的变化,国人"夷夏观"的内涵和外延也在随之变化.特别是到了清代,伴随着国家的统一与分裂国人形成了一种近乎自相矛盾的"夷夏观"双重标准.     

伊斯坦布尔,无法抗拒的缤纷之都

正秋风瑟瑟之时,我来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清晨,乌云密布,一场雨正在孕育降临。天空中传来一阵低沉悠扬、如歌如诉的呼唤声,让沉睡的城市醒来,这是我刚刚熟悉的呼唤穆斯林大众到清真寺做礼拜的声音。土耳其共和国是穆斯林国家,其中绝大多数人信奉伊斯兰教。伊斯坦布尔位于土耳其欧洲部分,是土耳其最大的城市。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土耳其是连接欧亚的十字路口,常常被人误认为是     

论先秦时期的“预参与历史”意识

先秦时期的古人有着非常强烈的历史意识,其中最特殊之处就是他们在世时就已视自己为未来历史中的一员,这可称之为"预参与历史"的意识。先秦预参与历史意识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作故"意识,即在世之人要在历史记载中为后人留下值得效仿的正面榜样;其次是"后嗣"观念,即把个人在历史上的永远存在寄托于连绵不断的直系血亲男性后嗣永存上的观念;再次是"入史"思想,即对自己将要以什么身份进入历史记载的明确认识和期待。先秦时期人的"预参与历史"意识与西方寄望于宗教而进入另一个彼岸世界获得"永生"的意识截然不同,对于我们认识先秦时期人的历史意识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近代中国人的土耳其洲属观

随着西方"五大洲"学说的广泛传播,地跨欧亚的土耳其成为中国知识人想象亚欧与定位自我的灵活资源。晚清国人不仅从地理常识、地缘政治、西化改革角度判定土耳其为欧洲国家,也在洲际意识日益强化的时代背景下,将同处弱势地位、政教风俗相似的土耳其纳入亚洲舞台。一战之后,在奥斯曼帝国土崩瓦解、新土耳其革命和改革取得成功、中国反帝运动蓬勃发展、中日关系渐趋紧张等因素综合促动下,国内各政治势力和知识界偏向于将"亦欧亦亚"的土耳其明确归入亚洲,并赋予其复兴亚洲、抗衡西方的领袖国身份。此种建构与想象因评判标准的不同、观察视角的差别,以及与实际情况的背离,不时呈现某些逻辑困境和现实矛盾,反衬出"欧洲说"仍存在一定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