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二十世纪前期滇东汉村公家与会牌的职能

二十世纪前期,国民政府加强了对地方的统治,尤其是地处边陲的滇省,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胡庆钧先生调查的滇东汉村正处于现代政治权利与传统地方私权的冲突与对抗中。传统的公家与会牌作为地方最后的传统威权,长期以来维护了地方的稳定与发展;但近代以来,地方政权在发生变化,很多地方纷纷建立了具有合法性正式的组织,这种自上而下由国民政府主导政治变革,试图将地方权利纳入近代化的轨迹,非正式的地方威权"公家、会牌"有被替代的迹象。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滇东汉村保甲制探析

二十世纪前期,国民政府加强了对地方的统治,尤其是边陲滇省,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滇东汉村作为汉族村落的代表,成为政府压榨和剥削农民的工具。     

论近代潮州的绅士阶层

潮州绅士阶层是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是封建专制制度的产物。他们是儒家学说在潮州社会的代表人物,是儒家纲常伦纪卫道士、推行者;高踞于几十万、几百万潮州平民百姓之上,支配着潮州民间的社会生活。近代潮州绅士被认为是一个时代沉浮的投影与标识,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汕头被迫开放为商埠,绅士阶层的发展演变已经成近代潮州、乃至整个粤东的风向标和晴雨表。不断分化的新绅士有力地推动近代粤东政治变革、文化演进和社会发展,甚至成为这一时期社会运动的代言人     

清末民初绅士阶层蜕化原因探析

绅士在中国封建社会享有重要的经济特权,在不同时期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清末民初是一个复杂多变的多元化时代,绅士群体出现了激烈的分化,其作为一个地方权势力量,因科举制的废除、清政府及民国政府的严格控制措施等种种原因,逐渐走向蜕化。本文针对绅士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在社会剧变的时代发生蜕化这一历史现象展开研究,力求探讨其在清末民初这一时段产生蜕化的深层次原因。     

谈古代潮州的绅士阶层

古代潮州绅士是儒家学说在潮州社会的代表人物,是儒家纲常伦纪的卫道士、推行者。他们高踞于潮州平民百姓之上,支配着潮州民间的社会和经济生活。如何评价其是非,衡量其在潮州发展的历史地位,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拟作一粗浅的论述。     

东汉前期统治方略的演变与得失

本对东汉前期的统治方略进行考察,认为其间发生了由“柔道”到“严切“再到“宽厚”的重大变化。其发展演变的轨迹,虽基本符合宽严相济的历史发展原则,对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因“严切”和“宽厚”政治的极端发展和矫枉过正,对东汉政权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消极作用和影响。从而说明任何时期的统治方略,都应适宜势并事变的客观规律,严而不猛,宽而不弛,尽力避免矫枉过正的弊端。     

论东汉的户籍问题

东汉的户籍问题,以往的争论多集中在依附民、宾客等的户籍是否纳入国家管理的问题上,且意见不一;而对宗室、王侯、官吏的户籍问题又极少论述。本文通过对东汉不同阶层人物户籍的考察,得出如下结论:1 东汉时期的依附民,仍是国家控制下的编户齐民;2 东汉时期的宾客,身份是自由的,仍是国家的编户;3 东汉的奴婢是不入户籍的,奴婢一般作为主人的家赀登记在财产簿上,奴婢的地位在东汉有所提高;4 东汉宗室有特殊的户籍,主要是指宗室王侯五属内的亲属。五属外的刘氏宗族则著籍于当地,已经是国家的编户齐民了;5 东汉王侯的子孙,基本上著籍于封地;6 东汉官吏并没有特殊的户籍,而且官吏不管在何处做官,户籍基本上不变动,仍在原籍。     

论东汉隐士的母子关系

东汉时期的隐士并未完全脱离家庭而存在,相当一部分隐士仍旧保持着家庭生活,母子关系也成为了隐士们家庭生活中需要处理的重要关系。东汉的隐士往往以"孝子"形象示人,这不仅体现在对母亲的日常照料中,还表现在为母亲服丧守丧上。在处理继母子关系上,隐士的孝行更成为他们获取美名的重要因素。当隐士的母子关系与其他家庭关系尤其是夫妻关系发生冲突时,隐士们也往往会选择维护前者,母子关系甚至会影响到隐士的归隐。     

四川蒲江九莲村东汉画像砖墓发掘简报

2012年4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在蒲江县鹤山镇九莲村清理了一座东汉晚期画像砖墓。该墓墓葬形制及画像配置与昭觉寺画像砖墓相近,画像题材包括单阙、双阙、博戏、宴乐、宴乐百戏、拜谒、车马出行等。此次发掘为研究汉代社会及丧葬习俗提供了新的实物材料。     

论东汉中后期士人的群体心理

东汉中后期七人群体的形成是儒家经学的极盛这一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是东汉中后期一个重要的社会群体。这一群体的成员通过心理和感情的交流,形成自己的群体心理,产生了心理相容、群体规范、群体凝聚、类化趋向等群体心理现象。它是我们研究东汉中后期社会状况与历史变迁的一个新的角度和方法。     

论东汉定都洛阳及其影响

西汉都长安,以关中为帝国之中枢及根本之地,又徙天下豪强,吏二千石以实三辅,经营关中二百余年。然光武中兴,不沿西汉之旧,建新都于洛阳。此文从物资之补给、谶纬、汉高祖与光武立国之形势及光武之性格考论光武帝以洛阳为首都之原因。并论东汉都洛阳造成关中地区衰落,东汉西北边界乃在戎狄不断向东向南推进之下,渐向东南移,又放弃西域等方面之影响。     

东汉狮形石兽初论

目前发现的最早狮形石兽属东汉时期,造型基本上为狮首翼兽。本文根据现存的狮形石兽资料,将东汉时期狮形石兽分作两期,即安帝至桓帝时期、灵帝至献帝时期。在此基础上,探讨狮形石兽在造型上的演变,进而探讨其造型特点与渊源。     

再论东汉吐舌镇墓兽

吐舌镇墓兽流行于东汉峡江地区,除峡江外又以南阳襄阳地区所出最为集中,本文对这两地的吐舌镇墓兽进行了梳理。通过与南阳画像石中灵怪形象的对比,认为两地均继承了巴楚鬼神崇拜传统的一些因素,具有相似的文化背景。南阳襄阳突出的交通区位优势也是镇墓兽在此出现的重要原因。同时指出吐舌镇墓兽在南阳襄阳地区主要流行于大中型墓葬中,这反映了峡江与中原地区在东汉时期可能存在着较为密切的互动。     

乡村绅士化进程中旅游型村落生活空间重塑特征研究——以北京爨底下村为例

作为乡村空间价值重现的重要形式,乡村绅士化在西方国家受到极大关注,而我国则鲜有研究。基于此,本文以乡村绅士化现象为主线,选取爨底下村为案例区,采用参与式评估法和质性访谈法,对人口结构、聚落形态、居住空间以及公共空间等绅士化表征空间进行深入剖析。研究发现,绅士化前后,生活空间发生重大变化,生活群体构成逐渐多样化,住宿价格飞涨,聚落空间的相似性被打破,居住空间逐步开放化,传统公共空间趋于退化或消失,当地村民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而这些变化是绅士化过程中多方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     

海岩 新绅士的跨界传奇

海岩的手柔软细腻,惟有右手中指的上端有个凸起,“是写字磨的,用汉字写作的人中,我是最辛苦的一个!”十年发表800万字的作品,全靠手写,“白天上一天班儿,晚上十点以后写,早上睡不着再写点儿。”     

东汉光武帝“度田”再论——兼论东汉户口统计的真实性问题

传统观点认为,光武帝刘秀度田是一次失败的行动。但事实上,光武帝严厉打击度田不实的官员,平息了由此引起的叛乱,使度田取得了成功。与度田措施相一致,光武帝执行抑强政策以限制和打击豪强势力,其政权并非代表豪强地主利益的豪族政权。度田事件后,与此相关的户口调查与上计制度一直得到贯彻执行,因此,东汉时期的户口统计数据是真实可信的。     

乡村绅士化进程中旅游型村落生活空间重塑特征研究——以北京爨底下村为例北大核心CSSCI

作为乡村空间价值重现的重要形式,乡村绅士化在西方国家受到极大关注,而我国则鲜有研究。基于此,本文以乡村绅士化现象为主线,选取爨底下村为案例区,采用参与式评估法和质性访谈法,对人口结构、聚落形态、居住空间以及公共空间等绅士化表征空间进行深入剖析。研究发现,绅士化前后,生活空间发生重大变化,生活群体构成逐渐多样化,住宿价格飞涨,聚落空间的相似性被打破,居住空间逐步开放化,传统公共空间趋于退化或消失,当地村民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而这些变化是绅士化过程中多方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     

东汉奏议的特征

东汉是中国古代继秦朝和西汉之后的又一个大一统封建王朝,颇多政策形制反映了这一时代的特征,在这里以奏议为例加以分析。东汉光武帝时期群臣的奏议主要围绕着如何消灭割据势力,安邦治国而展开。汉明帝、汉章帝时期的奏议可以看出国家大力的发展社会经济,重视农业生产,并且经营西域加强对外关系。汉和帝、安帝、顺帝、桓帝、灵帝时期,奏议颇多和外戚宦官专权有关。最后,汉少帝、汉献帝时期的奏议大多与外戚和宦官专权以及地方州牧拥兵自重,争夺国家权利等方面有关。     

东汉的洛阳狱

东汉洛阳狱设置在洛阳县官署之内,由司隶校尉、河南尹与洛阳令共同管辖。洛阳狱规模巨大,机构庞杂,兼有中央政府"诏狱"和地方郡县监狱的职能,囚禁的对象包括各级官僚贵族和平民百姓,对京师安全和朝廷政局影响甚重。东汉后期,各方政治势力激烈争夺洛阳狱的管辖权,对政局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论民国初年蔡锷督滇及其改革

民国初年,蔡锷督滇两年,努力加强云南地方新政权建设,积极稳妥地领导和推行一系列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特别是廉政方面的建设与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赢得了时人和后人的赞誉。蔡锷与民初云南地方的政权建设和社会改革,为我们研究辛亥革命后民国初年社会提供了一个较为典型的个案,可以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