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传播学的构建

方志传播学是方志学与传播学相互交叉、融合的产物。方志传播学应以方志和方志知识为研究对象,以传播学的视角,立足于自古至今方志与方志知识在空间与时间上的传播事实,并结合当下的信息化传播发展,探究方志与方志知识的传播历史和发展趋势,目的在于探求方志与方志知识的传播规律,以期最大限度地发挥地方志的社会价值,提高社会传承地方志的自觉性。方志传播有直接传播、中介传播、转换传播三种,研究采用的方法除传统模式外,更要注意从时间、空间和个案三个维度进行。     

试论新媒体时代地方志文化的传播

新媒体时代,需要以新媒体技术推动方志文化传播和应用。然而,传统媒体不能满足新时代方志文化传播的需要,方志机构在新媒体平台建设上发展不平衡、相当滞后。方志机构应该充分发挥方志工作者主观能动性,提升工作者新媒体素质,树立方志文化传播的营销意识;努力搭建各种方志文化传播新媒体平台,完善方志文化传播新媒体平台功能,通过发展方志网站、移动网络、微信、微博、手机短信报纸等新媒体平台,精选内容推送给广大用户,促进方志文化的传播和发展。     

方志文化研究的兴起与意义

狭义的方志文化研究是指从文化的角度,用文化、文化传播学的理论来研究方志与方志工作。这种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但进展缓慢;2006年之后,在中指组领导及论坛、年会、《中国地方志》等平台的引导下,逐渐兴盛起来。30多年的方志文化研究,揭示了方志文化的概念和内涵,论证了方志文化的地位、作用,总结了传统方志文化的特征和精神,探索了传统方志文化的继承和新时期方志文化的建设问题,初步构建了方志文化理论体系。这些研究对新时期开展方志工作具有重要意义,方志文化理念使方志工作的文化属性更明确,指出了新时期方志工作的用武之地,为新时期方志事业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新书介绍

《方志学通探》陈恩明著,于2009年12月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是一部学科通论著作,由方志史学、方志学学、方志编纂学、方志批评学、方志管理学、方志传播学六大分支系统共11章构成一套完整的方志学科理论体系。作者对每个问题的论述,在讲清为什么（原理）的基础上,侧重于讲清怎么样（如何做）。     

新时期方志文化建设的表现、传播及参与

方志文化属于中华文化范畴,方志文化建设是时代要求、表现要求、传播要求、参与要求所决定的。方志文化建设应置于当今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背景中去思考。     

物质·制度·精神——关于方志文化建设的思考

从方志发展历史来看,方志文化已远远超越狭义的物化文化范畴,广义方志文化包含人们在方志编纂和应用实践中所获得的物质和精神的总和。方志文化结构可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个层面。全方位建设方志文化要开阔视野,拓展发展空间,着眼于大文化概念,促进物质、制度、精神文化三者协同发展。在物质文化上,以志鉴为中心,开发多元方志产品,为方志文化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支持。在制度文化上,依法修志,创新工作机制,为方志文化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在精神文化上,内修志德,外营识志、用志氛围,推动方志精神的传播。     

地方志资源开发利用方法及其途径研究——以上海科普工作为参考

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志在传承中华文化、弘扬历史传统等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如何提升优秀方志成果的传播广度与下沉力度成为新时代方志工作者面对的重要课题。本文通过文献查阅与实地走访等形式,调查上海科普工作的历史沿革与发展现状,分析其特色与优势,并以上海科普宣传成果为参考案例,结合现阶段上海方志宣传情况,从品牌设计、平台共建、青少年培养、社区服务、评测机制等方面提供可行建议,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实现社会主义文化新繁荣贡献方志力量。     

影像史学的新实践——中国影像方志的创作和发展

影像史学的诞生,对历史学乃至方志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影像方志的创作和发展是方志事业转型的一个标志:一方面体现在方志记述载体的转型,由纸介质转为纸、磁、光、电多介质载体;另一方面体现在方志编纂和传播形式的转型。影像方志具有独特的方志文化和影视文化相融合的文化特征。影像方志形象、直观、多元的传播方式,突破了语言、文字、民族的边界,增进了不同文化背景和社会群体之间的交流与理解。中国影像方志的发展有了良好的开端,在今后的发展方向上需要规范管理,树立中国影像方志品牌;通过科际融合,同襄共举,用影视语言讲好中国故事;继承方志传统,构筑影像方志理论和方法;以人为本,拍摄出接地气的作品,将方志文化同影视文化相结合,打造精品影像方志。     

方志文化暨建设之思考

方志文化属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范畴,是行政法规与地方性法规所规定的。方志文化建设是时代要求、表现要求、传播要求、参与要求等所决定的。较之其他文化形态,方志文化具有自身特色,其建设应置之于当今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背景中去思考。     

考古学文化传播刍议

考古学文化传播的研究,在传播学派人类学家那里已经开始。虽然传播学派的研究过于绝对化、简单化,但其考虑问题的角度还是正确的,其研究方法也有若于可取之处。近几十年来,在欧美兴起了一门新学科——传播学。按照传播学的分类,传播主要有以下四种：人际传播、群体间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其中前两种古已有之,后两种则是近几百年才出现的。西方传播学主要是大众传播学,但由于各类传播的本质是相同的,我们完全可以借用大众传播学的理论来研究古代比较简单的传播现象。我国考古学界一直没有对文化传播给予应有的重视。近年,人们…     

从有关公众事件看方志文化的发展

方志文化从来都是小众文化,局限于社会精英阶层,传播和利用极为有限。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今天,方志界内外都提出了方志文化大众化的问题,并开始了方志文化由传统的小众化向当代的大众化转变的探索与实践。在党和国家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背景下,方志界应当抓住机遇,争取将方志文化纳入国家文化发展战略,成为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从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高度规划方志文化的发展和建设,进一步推动方志文化的科学发展,为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社会大众服务,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应有的力量。     

明代佛教方志文献研究概述

明代佛教方志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明清时期对明代方志的著录与评价;二是20世纪以来对明代佛教方志的研究。明清时期对明代佛教方志研究主要体现在目录学分类与著录上。主要有官方和私家两方面,其中私家书目类型分为导读、版本、登记考证3类。20世纪以来对明代佛教方志研究成果主要涉及:式概述,从旅游文化的角度考察明代佛教方志,探讨明代佛教方志的编纂、传播及其史料价值。海外学者对明代佛教方志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方志文化发展改革浅探

近年来,方志文化研究论述焦点主要是从大文化视野看方志的文化属性,从软实力角度看方志的文化功能,从创新思路谈方志文化的开发利用。方志文化发展要以修志编鉴为主业,又好又快多出以志书年鉴为主打、多元化的方志文化产品;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全方位推进方志文化建设;以开放促发展,加强方志界的对外文化交流。     

浅谈加强海峡两岸方志文化的交流与合作

杨海峰在《福建史志》2012年第5期撰文指出,进一步推进两岸方志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应从三方面着手：一是用好用足国家对台湾地区的政策,积极推进海峡两岸方志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在大陆方面,要设立专门的两岸方志文化交流机构,统一组织,统筹规划,使大陆丰富的方志文化资源在两岸交流中得到充分发挥和利用,要面向台湾人民传播大陆方志文化。要有组织、有计划地在台湾地区举办各种志书成果展等活动,让台湾人民在直观上了解大陆方志文化所取得的巨大成果。     

千年之后应该给社会呈现什么样的志书？——江苏志书编纂的实践与思考

<正>如果从两汉时期大量出现的地记算起,方志至今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即使是方志体例在宋代定型以来,也已经过了一千多年。千年间,知识记载和传播的技术及手段突飞猛进,人们的阅读工具、阅读习惯和阅读偏好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而方志体例和写作方法也随之发生改变。作为中国古代显学的地方志,如何在今天改变知之者甚少、传播力甚弱、影响力甚小的局面,需要我们关注背后的环境变化。     

地方志微信公众号的状况及对传统的地方志业态产生的影响

2014年以来,全国地方志微信公众号经历了从无到有、由少渐多的变化,其账号主体多为各级史志机构。公众号立足于传播工作动态、政策规章等方志声音和历史掌故、遗产遗址、风物风俗等地方知识,所推送文章具有明显的方志特色、地方特色、文史特色和应景特色,并追求时尚、活泼的风格。方志微信公众号的出现,给方志信息化建设提供了新平台,为方志文化传播提供了新机遇,对传统的地方志业态产生着深刻影响。     

探析读志用志的方法与功效

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方志文化再度以其独特的风格,作为文化建设中的主旋律奏响在神州大地。社会主义第一代新志书陆续问世,为蓬勃发展的中华大文化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发挥了功不可没的作用。时值本世纪末的今天,如何构建跨世纪文化工程的蓝图、如何拓展新方志文化的领域、如何扩大新方志文化的社会功能等等议题都涉及到读志用志的方法与功效问题,本文仅就此谈些粗浅的想法,以求教于方志界同仁。     

火文化视角看新方志的编修与利斥

随着文化发展日益受到国家重视,具有中国特色文化属性的地方志事业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新修方志要顺应这一趋势,内容上增加地域文化体量。反映地域特色,表现形式上适应时代文化传播的需要。开发利用新修方志。要注意从文化角度切入,更好发挥其存史、资政、教化作用。地方志工作机构应主动将新方志编修纳入地方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建设之中,为地方志走进民众搭建立体多元的平台。     

外国汉学家研究中国方志管窥——以卜正民著《明代的社会与国家》为例

外国汉学家对中国的方志文化日益重视和推崇,并进行深入研究,从而更凸显出方志文化的文化价值和文化意义。文章以加拿大汉学家卜正民所著的《明代的社会与国家》为例,管窥外国汉学家对中国方志是如何认知、研究、评价的,其研究的动机、力度及特色,以及取得的成果。在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日益密切和文化大发展的时代,中国的方志文化理应在世界文化的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     

方志文化特点及功能之我见

传统方志文化的主要特点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理念在方志文化中处处留痕,志书为满足社会需求,所以内容全面且地域特征鲜明,青史留名的利益驱动使各级官员普遍重视修志,名人修志保证了志书的学术品质并丰富了志书的样式,方志独有的资料来源和文本性质使方志的权威性得到世人认可,史官的品行和操守对方志编纂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传统方志文化的功能主要表现在:方志本身就具有帮助人们完成文化认同和树立文化自信的价值,方志编纂活动倡导和强化了中国人对历史的尊崇,志书的编印使深藏于官府和散见于民间的相关资料得以公布和传播,方志编纂活动记载了风俗史迹并教化了社会群体行为,修志活动为知识分子表现才华和实现人生追求提供了机会与平台。